《现代汉语词典》对“忏悔”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过而感到痛心”；二是“向神佛表示悔过，请求宽恕”。这两种说法在形式上都是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内省。至于是否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或主动承担自己应负的那部分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公开的忏悔，词典上没说，这符合中国国情。当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中死难的千万生灵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应该为在内战、在“饥荒年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屈死的数千万同胞和侥幸没死却生不如死的数亿万生民忏悔？我们历史上有几位皇帝曾下过“罪己诏”，但我们现在没有勃兰特。
因此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认为自己与忏悔无缘。因为我自幼被打入“出身不好”的另册，备受歧视和屈辱；我高中毕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外，在农村度过了“文革”，既没参与对老师的批斗，也没欺侮过农民，更未动手打过任何人；我在爱国知识分子父亲和信仰基督教的母亲言传身教影响下，始终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对施害者也多所原谅。我下海之前在体制内领到的工资、奖金、福利总和不足六千元人民币，下海之后参与或主持引进的外资却超过千万元美金；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我都没有沾边，故我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
但是，当我读到镌刻在美国波士顿“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的德国马丁神父的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时，受到深深的震撼。从此，一些曾被我遗忘在记忆角落里的镜头便常常浮现出来啃噬我的良心：
反右运动时，我和小伙伴们曾追着“右派”邻居高唱当时流行的童谣：“右派，右派，全身都坏，脚上长疮，头上长癞。右派想飞，喷气式追，右派钻地，挖土机去……”。见邻居低垂着头，沉默无语，一脸的痛苦和无奈，我们还得意洋洋地接着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
“文革”中，我参加了区上召开的一次公审“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一个衣衫褴楼的人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他的罪名就是把那块关乎千万知青命运的语录牌摘了下来，并在上面放了一封写给我们农场知青的信，信中婉言劝说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去，不要留在农村给农民增加负担。一个义愤填膺的青年农民跳上台去，当胸一拳把他打得口鼻流血，台下“×××，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的批判声浪中也有我的吼叫声。
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到重庆举办时，主持人吴小莉问在场的嘉宾，重庆历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记的人，应答者众。吴小莉却说：“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陌生了。但毛泽东说过，他是不能忘记的人，蒋介石对他也有过高度的评价，称他是民族英雄。这个人是谁呢？一个不能被忘记的重庆人，他就是卢作孚[卢作孚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在抗战中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他主持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化乡村建设，是“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他关于“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成功实践，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具参考价值。他毕生从事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其成果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他“大公无私，为而不有”，为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声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本书序言中指出，卢作孚的创业精神和卓有成效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经验等，值得当今企业管理者学习、借鉴。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的“十大文化名人”中，卢作孚名列第一，评语指出，他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本书收录了卢作孚从1916—1951年间的著述124篇，涉及工商管理、企业文化、教育改革、乡村建设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论述等内容。（摘自北大出版社出版《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封底）]。”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无地自容。因为卢作孚是我的祖父，在盲从和迷信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将祖父淡忘于彼岸世界历三十年之久。
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的子孙后代。我再也不能毫无愧色地面对祖父在天的英灵和马丁神父高尚的品格。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忏悔！
蒙昧的起点
马丁神父所言“我不说话”至少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因精神养分短缺带来的无知愚昧盲从迷信，当事人真诚地以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另一个是由接连不断的人为惨剧所引致的常态化的恐惧氛围，即如杨继绳所言，“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从“我不说话”到说假话、套话、做伪证、栽赃陷害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正如一头驴，可以拉磨碾米，也可以拉炮打仗。思想层面的盲从迷信和心理层面的恐惧害怕相辅相成，汇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裹挟着亿万民众，也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完成了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造神运动，打开了“潘多拉瓶子”，放出了大大小小的“魔鬼”，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也使自己深受其害。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应该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但每一个盲从迷信参与者都难逃其咎。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无知愚昧盲从迷信是从六岁开始滋长蔓延的。1952年3月中旬，父母亲带着六岁的我和幼小的弟弟从香港回到了家乡重庆。在此之前一个多月，我的祖父走完了不到五十九岁却功业卓著、自身修养近乎圣贤的人生之路。为了实现“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理想，他一生曾作过无数次选择，却从未偏离初衷。结束生命、魂归信仰是他最后的选择。我的父亲在遭遇这一灭顶之灾时，没有忘记祖父生前要他“早点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叮嘱，作为长子他还要承担为中年丧夫的母亲尽孝道的责任。父亲回来后放弃了去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研究院所或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毅然落户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这间工厂是我祖父继1925年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于1928年底兴办的。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为民生公司的船队修船和造船。祖父的挚友、著名作家李劼人曾任过该厂厂长。
我在香港不满五岁就上了九龙塘学校，那是一所名校。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是高我几个年级的校友。我刚读了两个多学期，已能认字、写字，可以把“蝴蝶”等多笔画字写进作业本的小方格里去；还学了算数、自然，比如摩擦生电等等知识。回到重庆以后，我被告知要听党的话，七岁才能上小学。这么一来，我不得不放弃了九龙塘学校的学业，还留了一级。记忆中，这是“听党的话”给我最初的印象，我的个性朝着党性的归顺便由此开始。与此同时，我的命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当时如果继续读下去，应该在1962年高中毕业，那一年正是“三面红旗”和“三年灾害”折腾结束后百废待兴的大好时机，大学招生基本上做到了“有教无类”，只看成绩不看出身，我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而一休一留之后，我便推迟到1965年高中毕业，刚好撞上教育战线大刮“贯彻阶级路线”风，不仅让我提前进入了“文革”的预演，还要“让地主资产阶级在文化上断子绝孙”。我成绩再好，认识再跟得上形势，也属于大学“不宜录取”之列。
我在重庆上的小学是民生厂子弟校。老师们对我的祖父和民生厂知根知底，且大多有很好的学养，使我得到了比较完善的发蒙教育。怀抱“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理想的祖父，把民生厂所在地青草坝也建成了一个大花园。我在这个一年四季都绿茵葱茏、鲜花盛开的大花园里，度过了快乐纯真的童年和部分少年时代。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被告知红领巾是党旗的一角，“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我们就推行“小五年计划”，比如把梧桐果炒熟以后在锅里熬成汤再加点盐作成酱油，自己都不敢喝，却被选送去市里参加成果展；党宣布“总路线”，我们虽不能领会，却载歌载舞到城里街头作宣传；党发动“大跃进”，我们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半夜起来背石头砌土高炉；党下令 “除四害”，我们就停下功课到郊外轰打麻雀……作为少先队和班级的主要干部，我是这些活动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只要是党的需要，无论有多大困难我都率众趋之若鹜。五年级时学校带领我们下乡劳动十天，我一边想家想到抹眼泪，一边却给学校出的《简报》写了一首小诗《青松赞》，表示“要像青松一样，不怕风吹雨打，傲然挺立在山崖上”。
我初试阶级斗争的“风吹雨打”是小学三年级，即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厂里请了几位苏联专家来参观，要我们学校派几个少先队员去献花，我也被选上了。哪知就在献花前一天进行彩排时，我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献花的资格。在同学们一片质疑的眼光中，我走出教室的腿重如千斤。虽然这个打击比起我后来的诸多遭遇算不了什么，但毕竟是我第一次受挫折，所以很难受。母亲很镇静地安慰我要经得起考验，学会忍让，还叫我把她专门进城为我买来献花穿的一件新毛衣，借给没有新衣服的同学穿着去献花。就在那些时候，我们家中与祖父有关的物品，比如他的照片，他的重要文章印制的单行本等等，都悉数不见了踪影。父母在我们面前从此再也不提祖父的事，大概是怕我们年幼无知，祸从口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