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同西口、灯市东口、东罗圈儿
一九六Ｏ年代，我寄居在北京史家胡同。当时我就读寄宿小学，周末才能回家，而我母亲一年中至少有三个月被派往外地工作，还不算在外地搞四清之类的运动，所 以周末我常留守学校。这样的日子一长，我家以前的老保姆就看不下去了，她和当时的东家讲好，让我去她那里，那家人就住在史家胡同的东头。
这条胡同大约长两里，内铺柏油路，可以走汽车。胡同的西头是米市大街，东头是禄米仓。米市大街位于东单东四之间，这条街上胡同很多，史家胡同靠近灯市东口 大街。据考证灯市口和禄米仓都自明清始，虽然当时早与灯火和米粮无关，但在一个小孩儿的眼里，胡同两头的街道还是有些区别。
我念的子弟学校周末有校车，其中一辆就停站于灯市东口。这条街虽位于王府井和东四之间，但当时街边多是机关学校，没有商店。我童年时，路南与米市大街交口 处有一家小商店，卖糕点糖果，夏天也卖冰激凌。女十二中（前身是贝满女中，后改为一六六中学）和空政文工团位于灯市东口的同福夹道内，因此小店里常有些风 姿绰约的青年男女在吃冰激凌。
当时米市大街也没有什么商店，行人稀少，现在想起来真不可思议。印象中人民艺术剧院曾设有展示橱窗，内放一些剧照和舞美图片。沿米市大街向东单方向去，路 西有个红星电影院，距离东单更近的大华影院位于路东。红星影院最初只放映新闻纪录片，场子不大，观众不多，看起来老旧萧条。大华影院算是很现代的，进门就 是大厅，挂着很多知名演员的照片，其中有赵丹，白杨，王丹凤等。虽是黑白照，但成像角度却非一般百姓的正面免冠照，相中人风度容貌俱佳，令人印象深刻。或 许因为影剧院，街道两旁又无商店，从西口进入史家胡同后，也是清静的，还带些文化气息。
进入胡同不久，就是史家胡同小学。小学位于路北，从朱红的大门看进去是不大的前院和影壁。这里很安静，上下学时才见一群群学童。当时我没听说过重点小学， 但这所小学的口碑非常好。一九六四年中国大陆为排演《东方红》大歌舞调集了全国知名的从艺人员，内部曾称周恩来是大歌舞的总导演。大歌舞后来被排成电影， 影片里没有少年儿童的场面，但演出时确有一场“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童声合唱，本人参加了。参加合唱者都是从各小学挑选出来的，而备选学童来自几所 干部子弟学校，史家胡同、府学胡同，实验一小和二小等。后来其中的一些学童又被选出来为外宾献花，此类出风头的事大概只能派给某些地位比较特殊或教学质量 确实不错的小学。
过史家胡同小学不久，路南就是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门。我从来没进去过，记得那里有收发室和操场。从大门望进去，就能看到四层红砖楼房。我虽年幼，却也知道那 里面住着一些大演员，每次走过都怀着没准能碰上谁的希望，最终谁也没碰上。
胡同里还有若干大红门，大门紧闭，青灰色的高墙很整洁，墙头不见树木。偶然遇到大门开，也看不出里面的名堂。后来得知傅作义、刘文辉、徐向前、华国锋、荣 毅仁，章士钊等都曾在这条胡同里住过。早年胡同里还有一处驻军，也是四层楼，院前有铁栏杆。当时胡同中一溜灰墙的凹处多是小门小户人家，因此楼房很显眼。
北京很多胡同中都有大树，大槐树十分普遍。春来槐花开，香了一胡同。夏天树上虫子拉着丝吊下来，我们称为“吊死鬼儿”，来往多避开。但印象中的史家胡同没 有什么大树，平时也少见坐在胡同里聊天儿乘凉的人，很清静。胡同里除了清静也很干净，北京很多胡同里都有公共厕所，离得老远就能嗅出其所在，但我记忆中这 条胡同里没有公厕，这类场所多设在居民院或胡同叉口内。寒冬时，北京很多胡同下水道的周围都结了冰，冰面上冻结着剩饭烂菜，而史家胡同绝少此类现象。
史家胡同里还有一些小胡同，我保姆帮佣的那家人就住在其中的一条小胡同里。这条小胡同位于路南，名叫东罗圈儿，西边还有一条西罗圈儿胡同与之相对。这两个 胡同都很短，东罗圈儿还有一处小空场，很像“罗圈儿”。这些小胡同里既有小门小户人家，也有大杂院。我寄居的那家是一个街门里两户人家。挺窄的黑木门脱了 漆，进门是一溜北房，房前有一小窄院儿，估计以前只住一家人，应该算是小户殷实之家。 那家平时只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女儿和老保姆。文革前的寒假，这家的长子从哈军工回来度假，因为他比我们大了很多，我们称他为大哥哥。他穿着海军军服， 高高瘦瘦，很帅。平时我们都是在院子里玩，很少出街门。大哥哥来了之后，就会带我们上街买年货鞭炮。跟大哥哥出去好处是他能做主买我们平时想要，大人又不 给买的东西，比如糖葫芦。腊月一起头，商店里就有糖葫芦卖了，和夏天的冰棍儿类似，便宜又好吃，但小孩子还是没钱买。跟大人上街机会本来就不多，即便是跟 着我妈妈出门，她总以“不卫生” 为由拒绝我卑微的愿望，但小孩儿偏偏就喜欢“不卫生”的东西。
那年好大雪，大哥哥在院里筑雪墙，邀请邻家孩子一起打雪仗，雪仗后来成为混战，每个人的耳朵眼儿里都塞进了雪块儿。晚上他脱了军装，带着我们串胡同放鞭 炮。北京人称住在胡同里的，特别是生长在胡同里的孩子为“胡同窜子”，串胡同放鞭炮是“胡同窜子”的典型作为了。当时胡同之间常有小路相通，比如从东罗圈 儿就可以走到干面胡同。待天擦黑后，我们蹲在墙根背风处，附近或有叉道或能藏身。看到孤身黑影，我们就点燃一只小炮，待那人走近了扔出去。随即跑走，身后 传来鞭炮响，还听到那人在骂。我们笑着跑着，缺德吗？是有点。为了不被抓住，我们还运用当时电影里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那会儿北京没有夜生活， 鲜少人因加班晚归，因此行人并不多，若说惊吓了很多人倒也未必，但惊吓的地区涵盖几条胡同却是有的。当然，诸如此类的坏事都是我们和大哥哥之间的秘密。
二、胡同东口、禄米仓
在史家胡同里，越往东走，越平民化。“平民化”是与时俱进的词儿，但它能比较准确表达我对东口的感受。出胡同东口就是禄米仓大街，来往于此地二十四路公共 汽车是从东直门到北京站口。在禄米仓之后的东总布胡同，这车就成了环线。虽只是两站地，但乘客很容易糊涂，因此让我印象很深。另一印象深刻的是靠近北京火 车站口的那段路弯度很大，商店离马路轧子又特近，有些地方还没有人行道，因此行驶到这一段时，颠簸晃动很大。早年北京公共汽车在司机座旁都鼓起一个大铁 包，包里是发动机。冬天车厢内无上暖气，故在发动机包外裹一层棉被。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站在车头，把手放在大鼓包上取暖，有时颠得双手发麻。
虽是街窄路不平，但禄米仓街上的商店却是不少。出胡同口不远，就有一家比较大的副食店，人称“二店”，附近胡同的平民多来此购物。因灯市口米市大街一带没 有什么副食店，我猜想住在胡同西头的人也到这里买菜，因此东口总是比西口热闹。冬天，上年纪的人多穿黑棉袄裤，黑袄前襟有些白点，那是北京人俗称的“饭格 粑”即食物残渣。中年以下的人在棉袄外罩一件布衫，颜色偏素，以黑灰蓝为主。小伙子比较经冻，有些人在蓝制服里只穿厚毛衣。年幼的孩子或姑娘穿得稍艳，但 孩子的罩衫或短或长，或肥或瘦，鲜有合身的。短的常露出一大截棉袄，瘦的呢？前襟下摆挤出一嘟噜棉袄。我记忆中有段时间流行线呢，花色挺好看，但经不起 洗，很快就缩水了。因为材料结实，虽是小了，家里人还是舍不得丢，结果罩不住棉袄前襟，穿上不但难看，而且棉袄很容易脏。棉袄一冬都不会拆洗，罩衣一个月 至少洗两次，结果是干净罩衣保护着脏棉袄。那时街上的女人围花格方头巾居多，戴长围脖的就显得挺洋气了。戴套袖不分男女，若不戴套袖，袖口一准磨得油光光 的。
那时候粮食，副食，肉类都是按月定量供应，买时需凭购物本或票证。副食类包括食油、白糖、芝麻酱、粉丝、鸡蛋等，因此无论冬夏，购物高潮多在月初或月末。 月初采买的是等着吃的，比如食油，月末是怕过时不候，比如粉丝就可能拖到月末去买，如果不买本月定量就作废了。因此在那些天里，人们在塑料网兜或菜蓝子里 装上瓶罐。这是打油的，那是盛芝麻酱的，还别忘了带上副食本，然后就奔了“二店”。街坊邻居在柜台前排队，顺便聊天。轮到自己时，对售货员笑着或陪着笑。 买鸡蛋时，售货员先把鸡蛋一个个放在三合板的箱子上，箱上有孔洞，孔洞大小正好不让鸡蛋滑进去，再打开箱内的电灯照一照，通亮的就是“好蛋” 。那时不兴假货，没有“坏蛋”的时候居多，但卖家还是要给买家照一照，图个放心。
最有趣的是打芝麻酱，各家装麻酱的瓶子不同，瓶口大小不一。售货员先把瓶子放在秤上，加上瓶子重量，再根据定量，把秤砣拨到某个位置。比如定量三两，秤砣 一般拨到三两多一点。然后她拿起店里盛麻酱的大勺，那勺子里永远都有芝麻酱。很黏稠的麻酱从大勺里流下，形成一条浅咖啡色的细线，慢慢流入顾客的麻酱瓶 中。随着秤杆缓缓升起，售货员要不断地转动着勺子，目的是控制麻酱的流量，并随时截断麻酱流。这是一绝活儿，弄不好麻酱会掉在秤盘上，或者给过了量。当时 我总盯着那只神奇的大勺，盯着盯着，就听她用京片子说：“瞧，三两多，没短您的。”佩服之余，也有些丧气。若她没这么“油儿练”，兴许我还能多得点麻酱， 反正到了我的瓶子里，她就拿不回去了。待打完芝麻酱，我会用指头噌干净粘在瓶口的酱，边走边吃。
即便是非购物高潮，走到胡同里，我也常看到人们从胡同东口走来，或拎着一棵白菜或夹着一捆葱，要么托着一油纸肉末或几块豆腐，边走还边打招呼：“他大妈， 买东西去了？”“他二大爷，副食店来了豆腐了，快去吧。”那时商店供应的豆腐是放在屉里，一个小商店最多能分到两三屉，卖完拉倒。有时炒菜下了锅，突然发 现缺酱油少咸盐了，差孩子去买也是常有的。买盐没什么意思，打酱油还有点意思。当时酱油分两种，一般酱油一角五分一斤，特级酱油两角六分一斤，讲究的人家 用前一种炒菜，后一种伴菜，因此不能搞错。酱油多数是一斤半装瓶，打酱油最好用空瓶换，没空瓶还要单算瓶子钱。
到了冬天，“二店”会挂上很厚的棉帘子，小孩不用劲还掀不起来，门帘的边缘被人手蹭黑了一片。当时王府井百货大楼也挂如此的门帘，也如此之脏，但门帘之后 却是亮堂暖和，而禄米仓的副食店内总是黑天黑地，内外气温差别不是很大。但当时我倒没觉着冷，因为若随我老保姆去，我很可能会得到一块巧克力糖。老保姆那 时还不到五十岁，但看在我眼里，她已经很老了。听家里人说，她的丈夫被抓了壮丁，一去无回，唯一的孩子又夭折。她先是在四川我老家帮佣，后来随着我父母来 北京。我上幼儿园后，她就给别人家帮佣。离开我家之后，她又结过一次婚，嫁的是一个北京土生土长的炊事员，我记忆中还有她婚礼的片段——闹新房的人逼着新 婚夫妻一起吃葡萄。但婚后不久，那个男人就开始打她，他们离了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