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穿过童年的幻影穿过青春的迷惘穿过爱情穿过个人与历史记忆……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惟有假山,如瞎眼证人。而这仿俄式建筑,仿佛是郑和经现代化改装的大船,生火待发。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因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了谐音,倒也吉利。说起郑和周游世界至今还是个谜,既不为了炫耀武力,又非贸易经商,动机何在?还有个寻找失踪的建文帝的说法,就更离谱了。最近看到许倬云先生的另一种解释:为了防御蒙古人,朱棣派郑和通过亲善外交,以水路包抄敌人后方。
调到民主促进会(简称 “民进”)以前,父亲在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原来在一层,与另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阳台。从这儿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出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比我高半头,中学时就敢冒充另一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文革”,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二)
搬家前不久,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
谁承想郑和这大船自重建之日起,就注定要穿过一场大风暴,搭船的人灰头土脸,惶惶不可终日。可孩子们乘的是另一只船,梦想之船,与现实世界基本无关。
那天晚上我已上床,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忽然冲出去,敲隔壁郑叔叔的门。只听见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我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才归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一连几个晚上如此,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他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工作调令早几个月,肯定犯错误在先,说不定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1958年那一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每天都像过节。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我家保姆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8号楼前的空场搭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镜片闪闪。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敲锣打鼓——让我好生羡慕:人家大人就是比我们会玩。
要说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都疯了,三天三夜,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我在阳台敲打空饼干筒,胳膊酸疼,嗓子嘶哑。对孩子来说,这是最伟大的狂欢。多年后,我才从旧纪录片上看到当年的战果:麻雀纷纷坠地而死。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随后流年不利,是先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我坐小板凳啃烂白薯,正赶上收音机不断播放《春节序曲》。这乐曲在记忆中扎了根。再听那曲子,我嘴里就有股烂白薯味。
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大人见面改了问候语,先问浮肿了没有,再互比浮肿程度,捏捏按按,用硬币按进小腿肚不掉者,即三级浮肿,好像是特殊荣誉。母亲把口粮省给我们,达标三级,众人啧啧称奇。
最令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只见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可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这郑和家的最后证人,据说成了军事博物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战利品。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小杨树,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即可与楼比肩。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赤贫与行走相结合的好处是,让想象无边无际。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齐家豁子,眼前是大片菜地。此行是为了逮蛐蛐,但饥肠辘辘,比蛐蛐叫得还欢。于是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发现,石头土块飞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我跟弟弟在阳台养兔子。父亲把旧木箱改成兔舍,分隔成上下层,有楼梯相连。兔子食量大,我们到处打草挖野菜,供不应求。一天下午,我和同伴翻遍全楼的垃圾箱,捡到146个白菜头,平分后带回家喂兔子。父母大喜,认为在食物链中人在先。清煮白菜头蘸酱油,乃人间美味。
母兔生下五只小兔崽。我们忍不住用手去摸,此后母兔拒绝喂奶。只好把它们放进垫好棉花的纸盒,用吸管喂牛奶。当夜一只只死去。第二窝的小兔崽,尚未睁眼就出笼觅食,结果从围堵阳台的砖头之间钻出去,摔死了。
有一天,父亲要杀兔果腹,抗议无效,我和弟弟很难过,在外溜达了大半天,回家后宣布绝食。
(三)
三不老胡同1号由两栋楼组成,大门居中,传达室带有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慵懒嗜睡。看大门的伍大爷也传呼电话。电话铃响,他撂下饭碗,几步窜到当街,用手拢成喇叭形高喊:“443电话——”
443是我家门牌号码。4号楼紧挨大门,共4层每层4单元。本楼基本是“民进”的住户,仅少数例外。
先从左邻右舍说起。441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后成家,搬到8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给沉闷的生活带来亮色。我们私下叫他“百灵鸟”。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两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从未听见隔墙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1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大少爷”。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大少爷回来了。”张守平叔叔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打招呼的不是我,而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一个暴虐时代的生存之道。
433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伯伯,内心急躁但表面随和,有相貌为证: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有如愤怒升起。他40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1949年后自然不得烟抽。除了一凡与我,小妹一平和我妹妹珊珊也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两个异母同父的姐姐,她们发育早,特别是少遮拦的夏天,让我晕眩。
434庞家。庞安民伯伯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要不他家孩子个个人高马大。大哥邦本是画家,五七年右派,留在劳改汽车厂搞外形设计。他设计的卡车有如未来世界的战车。大嫂当年可是大美人。她因病长年卧床,善于密谈,指点路径,成了我们这帮愤青的人生导师。而居委会则不以为然,认为她是“青少年教唆犯”(我另辟章节写她)。二姐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不屑与我们为伍,直到插队时才屈就,跟我们混混。小弟邦殿内心疯狂,后成数学家,看来数学有安神定心之功效。
从三层再往下,记忆变得模糊,如坠雾中。
241 马家。马德成大夫是孙中山侍卫官马湘之子。据说孙中山临终前嘱孙夫人:“马湘一生追随我,必须保障他的生活费用,把他的子女都培养成才。”想当年,马湘几乎每年都来小住,散步时腰板挺直,一派军人气概。他两个孙子大胖二胖后来都成了名医,未辱没国父的期盼。
243刘家。刘鹗业叔叔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深厚,说来话长:由于紧急分娩,他家的小女儿是我母亲在家接生的。
244葛家。葛志成是“民进’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有专车接送。他原是上海小学教员,地下工作出身,四九年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神秘莫测,好像在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独子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葛不说”。
141沐家。沐三握伯伯的名字取自“一沐三握发”,指周公勤政,连洗澡都不踏实。沐伯伯大概既无朝政可理又无洗澡的条件,故脾气很坏。记忆中他已是个老先生了,常卧床不起,很早过世。而方阿姨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小京与我交情甚深,尤其70年代初。是他把池小宁和赵一凡介绍给我。与他们相识,乃一生中大事也,特别是后者,既为挚友,又兼任我由沉睡到醒悟的人生向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