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杜甫《咏怀古迹》其一
浣花溪畔的迟日江山不再，他丧失的家园曾被命名为“草堂”，如今也已不复当初：诗人杜甫注定要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流离失所了，他离开成都，往赴夔州，再转江陵。就是在这一路上，他写下了《秋兴八首》和《咏怀古迹》，不仅念念不忘“每依北斗望京华”，更在劳顿和困苦中思虑着另外一个名叫庾信的远逝灵魂。虽然他们一个“依北斗”，一个“哀江南”，但在对“还乡”的汲汲上，杜甫却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庾信精神血脉的唐代传人。
不知道具体该从何时算起，“择邻”和“还乡”这两个主题，开始成为横贯在传统中国人精神中的两大焦虑。“孟母择邻”的故事，最早的出处似是刘向所撰的《列女传》，而它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劝谕典型，则要归功于自南宋以来流布、有“蒙学之冠”之称的《三字经》。“择邻”意味着对卜居之事的慎重。这份慎重表明，人们是多么渴望通过选择好的家宅来获得庇护、安慰和进取的动力——在这点上，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甚至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在中国人这里，这重焦虑深重到那样的程度：它需要急切地被写入到开启童蒙的读物中去。这种书写行为所导致的最有意味的后果便是，读着这本书长大的中国儿童们，早在开蒙之初，便将择居的情结深种。从此，对栖居之地的选择，成为贯穿他们一生的重要主题。
如果说“择邻”是对栖居之地作为家园属性的看重，那么“还乡”则是择邻行为的后续肯定，它更是萦绕纠缠在中国士人们心中的一个永远的心结。在还乡的谱系里，有庾信、陶潜、杜甫、杨慎、吴兆骞……这些名字，遍布在古典中国士人精神生活的最为柔弱之处。但真正的还乡又何以可能呢？“返回”是容易的，但“乡”呢？也只有部分的白居易和晚年的苏轼，他们以澹博的才识和生命的丰富作证，真正验证了先前各自的说道：“我生本无乡”、“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们反思的不是回返行为本身，而是那个回返的对象物——从“这里”抽身，回到“那里”，但“那里”是哪里，却不是该太过于执著的目的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真正的对栖居的“反思”，实际上更应该被称为“返思”：回到原初之门，回到栖居之地，思考它们，并思考这种回返行为本身。在返回和抽身的途中，以文士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将他们的身份认同、肉身体验、权力想象和人际交往通通注入了那块栖居之地，那充满梦想与荣耀、遍布欢愉或怅惘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有价值分裂，有精神变乱，也有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但正如上文所言，“那里”是哪里不重要，它该拥有怎样的丰富性，并如何通过这种丰富性来铸就心性，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便试图在这个范畴内，选取三种不同的栖居形态，来作一次额外的“返回”与试探。
家宅：安居与流亡
“回家”是“还乡”在某类语境中的同义词。返回到家宅，就是返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返回到日常生活的甘于平淡和柴米油盐。自传说中的有巢氏教会人类筑巢而居开始，家宅，成为了最古老也最典型的人类栖居形态之一。假如栖居地在形式上拥有众多的“变格”，那么家宅，则无疑是这众多形态中的“正格”。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上是这样解释这个字的含义的：“宅，所托居也”——所托居，就是你的心灵所能寄托之所，肉身所能安置之地。不管是从尘世碌碌中抽身返回到那个“身“的家宅，还是在漂泊无依之时在冥想和怀念中返回到那重“心”的家宅，这段旅途都注定充满坎坷，却也盈注着安慰。
陶潜是深谙家宅价值的返回者中的典型代表。“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对简陋门楣的欣悦，其实是对家宅的敞开心扉的接纳。这说的不仅仅是对重获尘世自由的雀跃，还有对梦想秩序的恢复与憧憬——在那些劳顿、琐事和尘网中的非“自然”状态下的废墟中，他通过对家宅的“返回”行为，重建了关于梦想的信仰。对于这点，陶潜的异代异国同调者加斯东·巴什拉曾如此颇为会心地阐述了家宅所具有的梦想价值：“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并非只有思想和经验才能证明人的价值。”
是的，并非只有思想和经验才能证明人的价值，家宅庇佑着的做梦者的梦幻与回忆，也在人生的另外一端，给予“梦旅人”以存在的意义和栖居的理由。陶潜而后千余年，在明帝国即将消散的尾声中，便有这样一位“梦旅人”，依靠对家宅的经营和回忆，安放着他的身份认同，也安放着他的价值利剑。这利剑，曾刺痛过古老帝国的神经末梢。他叫叶绍袁。他的家宅，有个令人恍惚的名字：午梦堂。
我，一个人，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为死所环抱的人/一个逃亡者、僧人、道德家/秘密抵抗者，相信暴力的楔子/……曾经的/持不同政见者，午梦堂的主人/风雅制造商。如今的遗民、术士，山水/旁观者和惊奇者，节烈的歌者/和失败者。/……在恶的瀑布里，我深信/悲伤，被歌颂得远远不够/绝望也需要捍卫
以上诗句，截取自当代诗人苏野以第一人称写就的、关于这位午梦堂主人的诗作《叶绍袁，1645—1648》。父亲、儿子、逃亡者、道德家、秘密抵抗者、持不同政见者，以及遗民、节烈的歌者和风雅制造商，这些贴满“叶绍袁”这三个字背后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局部再现了这个曾活生生栖居于那片土地之上的生命。他，拥有美好的回忆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并在流亡中撰写了一部奇特的日记《甲行日注》。
在这部日记中，作为遗民、僧人和民族主义者的叶绍袁记下了他的黍离麦秀之悲，也记下了他孤独的愤怒和“节烈”。不管他如何掩饰后一项情感的涌动，光日记的名称，便泄露了全部的秘密：“甲行”出自《哀郢》中“甲之朝吾以行”之句，他将他的愤怒，悄然与隐秘的王者屈原的愤怒对接，以便获得古老的精神力量。但在这部日记中，还藏着一个作为回忆者的叶绍袁。在回忆中，他变得柔软，不再愤怒，他终于从内心返回到父亲、丈夫和儿子的角色中去，并在对家宅的完整的想象中，获得悲伤，并歌颂和沉溺于悲伤——它是一种残缺的梦想，真正梦想的替代品，家宅的挽歌。
叶绍袁流亡于明王朝轰然倒塌之后，维系公共生活价值的那个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便只好以移民身份遁入空门，失所于途。但他的私人生活价值所系呢？那个家，家居的安乐与和美，则毁于变幻不定的命运与无解的绝望。那个家，他曾经自帝国官僚机构抽身返回的家，于流亡中思之念之自心中返回的家，午梦堂，该是怎样的一片栖居之地？“真正的幸福拥有一段过去。整个过去通过幻想回到当前，在新的家宅里生活”，巴什拉不认识这位古老中国的文人，却似乎很清楚他回忆的梦想价值：物理意义上的旧家宅消失了，但新的内心构建的家宅却将在梦想中被打开，一如当年他自工部主事任上辞官返回吴江，去精心经营那个家园。
没有确切的资料能够表明“午梦堂”的命名来由，但它最容易使人联想到的，却是宋朝人陆游《午梦》诗中的这两句：“若爱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悠长的午梦对应着与世相忘隔绝而居的生活，他仿佛忘记了劳顿的前尘：“回视天涯游子之悲，帝里关河之泪，迥如隔世”。因了这重语义链条，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叶绍袁当初对自己的家园的命名和规划，或多或少地带有乌托邦/桃花源的性质。这位持不同政见者从政治生活中避匿了起来，返回到对家宅的构想、营造和维护之中。这是最初的返回，直面日常情趣和微观生活价值式的返回：他由不同政见者转而成“风雅制造商”——后世所谓“满门风雅午梦堂”，围绕着这个明末文学群落的氤氲之气，大抵有一半由这位午梦堂主制造而来。
第二重返回的进行，则是在上文所言的流亡之途。午梦堂里温馨和谐的家庭光景，在一连串的死亡事件后终于走向黯淡。女儿叶小鸾等的死亡，妻子沈宜修的离去，让这个家庭面临破碎的悲戚，而他公共生活价值所寄托的明王朝，也烟消云散于异族的军事行动中。从此，对家宅的返回行动，只能存在于梦想之中——这，也恰恰是家宅能为人的寄托之原因所在。叶绍袁通过私人生活价值的内部回忆与公共价值的外部抵抗，终于能够“在新的家宅里生活”，虽然这种生活充满着物质上的难堪与困顿，却无损于梦想的光辉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