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美国乃至全球华人传媒的一大热点,是美国现任商务部长骆家辉被总统提名为驻华大使。以华使华,是奥巴马漂亮的一着,海内外几乎没有多少异议。中国人当然兴高采烈,不但他老家广东台山市吉龙村的乡亲与有荣焉,赶到骆家辉的“六叔公”骆耀章的居所道喜。连远在浙江义乌的同姓人士也沾了光,强调这位英文姓氏为Locke,乍看和Smith,Cooper并不两样的美国人,是唐朝著名诗人骆宾王的第36代孙。
我是骆家辉的小同乡,也想“同里铭旌”一番。别以为只有中国人才爱挂靠名人。有一回我在三藩市的社交聚会上,一位素昧生平的匈牙利裔老先生拉着我的手,不胜其骄傲地问我:“XXXXX,你知道吗?”这词尾带“斯基”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过,只好摇头。他鄙夷地说:“1973年欧洲温布敦网球赛亚军,我的老乡!”说着,腰杆挺直,睥睨着我这个土老冒。“有一次,我在老家的路上遇见他,要不是隔着马路,我就和他握上手了!”我作洋式的摊手和耸肩,表示无奈,和佩服。不过,这一回我难以攀附,骆家辉和我、我家没有任何渊源。他当华盛顿州长时,我不在他治下;他当联邦商业部长时,我没经商。不过,这不妨碍我浮想联翩。我想到的是:如果在童年时代,和骆家辉相遇,会是怎样的情景?
吉龙村属长塘乡,位于我儿时所在的水步镇近郊,以长约300公尺的青石板路,和小镇中心唯一像样的中华路连接。路旁的山岗,像蹲伏的老虎,故名虎山。虎头所对,是长塘乡的村庄。吉龙村背靠黄盆岭,60年前算得山清水秀。骆家辉比我小两岁,假定他不是在西雅图而是在吉龙村第25号的青砖瓦房(俗称“楼仔屋”)里出生,并在村里长大,那么,我和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可能打过交道。
我家在中华路中段开文具店“永益隆”,每年春夏两次,逢上周边小学校即将开学的墟期,店里挤满老师、学生和家长,我这个学校二年级生也站在柜台后帮着拿货,收钱,踮起脚尖把作业簿递给对面的顾客。骆家辉也许会随着母亲,进店来买7分钱一本的描红簿,那是我父亲用木格印制并制订的,还有9分钱一瓶的三角牌墨汁、5分钱一张的“公仔纸”。从61岁的长相逆推到6、7岁,他是本色的农家孩子,特征是敦实,人中不会缺少鼻涕的白痕,牛头裤的裤筒一边高一边低,溪边捉鱼、坡上逮蚱蜢,林子里用粽子粘知了,这些肯定内行。
还得说虎山,这是长塘和水步墟的野孩子的楚河汉界,墟里的孩子在这里有两大壮举,一是放风筝,二是打野战。如果骆家辉是长塘小学初小的活跃分子,他一定和我们在山巅斗过风筝。风筝都是孩子用旧报纸和竹片制作的,丑陋诚然丑陋,但必定结实。我们放的“咸鱼头”,拖一条骄横的大尾巴,在没有电线横过的天空招摇。“长塘仔”们则放一只蜈蚣,两只风筝挨近,纠缠,恶狗班互咬。两堆孩子拼命吆喝,怒骂,死命拖着线,非要把敌人的风筝“斩首”。骆家辉和我分属两个营垒,他拍手笑时我红着脸骂娘,反之亦然。至于打野战,便颇有真刀实枪的味道,我们在巷子里“玩三英战吕布”时使用的木制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红缨枪,都带来了。“长塘仔”没带兵器,但胆子贼大,擅长就地取材,以黄泥块强攻。黄昏的恶战结束,山岗上满是泥块和折断的冷兵器。双方架着脸上流血,额头肿包的伤兵回去,远处,是妈妈们悠长的呼唤:“死仔包,再不回来,不留饭,饿死你!”我不知道骆家辉在这样美妙的战争中,充当冲锋陷阵的卒子还是运筹帷幄的司令?从他成年以后当州长和部长的历练倒过来看,当孩子王他可是当仁不让,而且比10多年后冒出来的“红卫兵”头头,更有号召力。
不过,以上的虚构,有一极紧要的前提:假定骆家辉的祖父在美国为白种富人当仆人,每年准时寄上美元,赡养在吉龙村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女们。只有这样,骆家方可维持小康,他才能上学,进墟里买文具,下了课在虎山和吃国家粮、领工资的“镇里人”的孩子干仗。如果光靠务农,骆家便沦为赤贫,尽管“贫农”被列为革命中坚,但饥饿和死亡不会对“好成份”另眼相看。骆家辉到6岁上下,就得去放牛,采猪菜,单薄的背脊上背着吃奶的妹妹。
再设想下去,骆家辉这个华侨子弟,从长塘小学毕业后,应能进入本县的最高学府——一中,从初中到高中,成为我的校友。以他的资质,这一条是打得保票的。从年龄推算,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他16岁,正在念高一。我这位学弟可能和我一样,参加战斗队,撒传单,刷标语,斗走资派,这是其次。主要内容是和“老保”对着干,先是大字报的文斗,一步步演进为长矛(自来水管做的)和步枪(从军营抢的)的武斗。这所学校,文革中才死了一个学生(自己玩小口径步枪走火所致),我没有变为炮灰,比我小的骆家辉谅也不会。文革里胡闹了两年,回老家去了。从此,吉龙村敲响出勤钟后,懒洋洋的学大寨队伍里,多了一位英挺的青年。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他得和泥疙瘩打交道,为期至少一两年。
在吉龙村躬耕的青年骆家辉,可能有几条出路:一,靠祖父的财政资助,偷渡到香港去;二,凭贫农的成份,当兵或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去;三,凭他的机灵,当上学毛著的标兵,然后坐“直升飞机”当官。不过,更大的可能是默默无闻地修理地球。上耶鲁法学院,这等美事,连梦里也没个影。
到了1977年,蛰居吉龙村的骆家辉,趁恢复高考,拼命复习丢弃11年的数理化,终于考上大学。4年后,他走出校门,可能在大学当老师,熬上20年,应成为教授,乃至博导;也可能被某领导看上,当秘书然后踏上仕途,从此,也许平步青云,成为一方诸侯,乃至在中央,像在奥巴马的内阁一样,成为教全村人得意无比的部长;也许由于贪污、得罪人、跟错人等原因,中途摔跤,饱尝铁窗风味,或遭削职,在某个城市的公寓,郁郁终老。
通篇胡猜,并无“幸亏他出生在美国”的寓意。人生的可能太多了,谁说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