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第三代诗歌追求“诗到语言为止”有明显的不同，或者说更进一步，韩庆成的诗歌写作表明，他正在追寻“诗到口语为止”。
尽管都是用口语写作，但韩庆成没有停留在那些十分琐碎的个体日常生活或者说“生活流”上面，没有以“私人化”的日常生活细节的隐秘来博取读者的好奇心，没有以自曝“己丑”来渲染陌生化并试图以此达到文学性之目的，更没有一个要对抗此前写作如朦胧诗写作的英雄化、崇高化、意象化和书面语化的明确目标。虽然韩庆成的诗歌写作几乎都是写凡人，但又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写那些凡人本来就很平凡的或者一开始就很不凡的举止，写这些凡人的压根就不算什么的丰功伟绩，写他们卑微的生活经历，写他们的公众影响力，写他们不想看到结果，写他们与公权力之间的矛盾、紧张，乃至牺牲。他们惨痛的经历，在网络时代，在新传媒时代，像揭锅盖那样被揭开后，其热度和传播度，迅即上升为社会热点和敏感点，使其成为网络“名人”而不胫而走于大街小巷，引发公众的愤怒和反思，其核聚变的效能使得某一个人的某件事情发散为疼痛的“中国经验”。也就是说，韩庆成没有写凡人凡事，而是始终关注凡人的不平凡事件。这与当年的第三代诗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大学生不同，韩庆成是一个在社会底层游走的诗人。他的写作资源部分来自读报看电视浏览网络，但更多的是与他在社会上的复杂经历有关。你想想，媒体上的海量新闻令人目不暇接、过目即忘，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报道引起了诗人的关注，并迅即赋诗，这说明，这些被报道的事件触动了诗人的心灵，与诗人的记忆、经历、文化和精神世界息息相关。韩庆成的这些诗与当年“墙头诗”和“诗报告”十分相像，用诗来报道社会上正发生的时效性很强的事件，只不过这些事件不是政府性的重大事件和工作中心，恰恰相反是一些令政府为之头疼的十分棘手的难题，是政府不愿看到其被大力宣传的事件，也就是说，韩庆成关心的不是政府关心的，政府关心的当然也就不是韩庆成关心的，韩庆成关心是社会上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关心的，是真实的，所以，它们与我们当代诗歌史上的那些恢弘的政治抒情诗写作完全不同；但其产生的社会宣传效果依然是不可小觑的。如果把它们放在“长时段”里，从社会文献的角度来看，它们又具有“立此存照”的“诗档案”功用。也就是说，韩庆成的这些诗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韩庆成的这些诗，既不同于战争年代的“墙头诗”、“诗报告”，也不同于和平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甚至还不同于反体制的第三代诗歌，而是介乎它们之间的一种处于混生状态的新型纪实性诗歌。
韩庆成的诗歌无拘无束、尽情挥洒。当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胡适提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戴望舒和艾青都主张新诗的“散文美”。口语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对待口语和如何使用口语，以及发掘口语中的诗性，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理想状态的“说话的诗歌”。可以说，韩庆成把口语的诗性精神发挥到了令人赞赏的地步。从文学创作上讲，率性而为，纵情潇洒，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因为自由既是写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也就是说，通过以诗化口语来写这些口语化诗歌，韩庆成步入了写作与生活的自由境界。不管韩庆成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他的诗歌写作达到了把诗歌语言的“器”与“道”统一在他的这些诗篇里了。这种统一是在解决了“字本位”与“音本位”、“工具论”与“本体论”之间矛盾过后的统一，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写作不严肃，不严谨，过于自由散漫，是所谓的“非诗”。显然，这是对自由体新诗的误解，也是对口语化新诗的误解。口语不是诗，但是用诗化的口语写出来的诗就是诗。所谓“诗化的口语”就是那些把“言”与“文”统一起来，把思想与形式融合起来的口语。这是“活口语”，而不是“死口语”，更不是“死书面语”。
因此，我们在谈论韩庆成的诗歌时就不能把所谓的内容与形式分成“两张皮”来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谈它们写了什么样的疼痛的“中国经验”，也不能只谈它们是如何使用了自由的形式和文体，而是要把这两方面，把真实与自由，更确切地说，把这样的“一体两面”糅合起来谈。尽管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在宏观把握上，在解读韩庆成诗歌的意愿上，我们应该不能忘了这个“大方向”，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把丰富的诗歌简单化、平面化。我想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作者简介：
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