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修白的小说《假寐》与《剪刀手》
多少年前就读过修白的小说，记得在一个研讨场合，肯定其写实功力的同时，也就借助虚构、想象去达成现实的改造和提升有所诤谏。如今读到她的新作《假寐》（见2014.2期《十月》）与《剪刀手》（见2014.2期《钟山》）两个短篇，感到修白的小说创作，在艺术意旨及其表现路数上有了明显的变化。不用说，留意到并赞赏于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似乎有意无意地回应了我对她的期待，或者毋宁说，这里发生的变化，从一些根本的部位帮助我厘清了对于一个小说家其实也是对于文学的一己希冀。
修白是个照察精微、感觉慧敏的作家，从细部和日常中看取、出示人生情韵是她的擅长。这一擅长在其创作中的一以贯之，支撑了其小说形象世界的鲜活性和临场感。变化云者，明白可辨于近期推出的两个短篇中叙事方位的调整，我愿意称之为“视角的转换”。如同论者先前注意到的那样，女性意识是她强劲的情结，女性的遭逢、女性的心灵是她艺术传达的重心。这在构成其自我力量的同时也构成其自我局限。
修白对这里可能导致的局限是否有过理论自觉、抑或是否接受过相关古老理论的误导，应该不很重要；可贵的是，如果可以说“女性视角”的张扬及其可能形成的局囿在她已习与成性，那么，如今面对的两篇近作，已相当有效地实现了一种属于自我的“突围”。《假寐》、《剪刀手》的主人公诚然是女性，前者诚然涉及了女人的角色位置、女人的社会担当；后者表现的人生困顿、精神思辨诚然也多落定于女人，但是，就故事本体看，就事件多向度组接、思绪多层次播布以及形象的多方位展开看，已经大幅度改变了“女性”视角、大跨度超越了“两性”思考。这一视角的转换内在了一种意识的演化；从“女性意识”到“人性意识”，从女性眷顾到人性关注，应该是一种艺术视界的开扩，一种艺术意旨的掘进，也应该是一种自我力量强化的表征。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容易想到马斯洛教授的言论，他说过，“妇女身上的自我力量或支配感越强，就越不会以自我为中心，就会更关心他人和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假寐》的虚实接应以及社会心理的纷纭杂沓，《剪刀手》的真幻相生以及精神性相的繁富错综，较之先前，确实改观了径情直行的写实格局，铺展了照察社会众生的视野，标志了作家建构、驾驭艺术世界的心志增容并能耐提升。
跟女性意识转向人性意识同步实现的是，两篇近作表现出从“生活意识”向“生存意识”的转化。就修白小说演绎“生态”这个层面说事，“生活意识”表现为局部的描摹和即时的感兴，“生存意识”则表现为指向整体的把握和富于终极意味的寻究。《假寐》里主人公可染为之奔走的，《剪刀手》主人公搁置为之困扰的，是生活中具体事件的写实，只是事件的特定性链接的非关惯常生活的诸如贫富、荣辱与穷通，而是从总体上系结着生存的大关目，差不多系结向“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需要思考”的经典“问题”。无论是《假寐》里发生的“丢失”和“寻找”，还是《剪刀手》里展现的“专断”和“虐杀”，是生活故事的写实，更是生存境况的写意，当我们面对了可染无着的焦虑、无望的迷茫，面对了搁置的无依无助无可诉告，我们就不会在故事内栖息，小说已经以其故事外的经营，引发我们进入形而上的思情，从生活场景的具象进入我们生存状态的抽象，生发那些普遍存在、随处可遇而为我们习焉不察的那些关涉困境、关涉失落、关涉蒙昧、关涉荒怪的整体品味。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承继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以跟外部世界保持“对视”和“抗争”的姿态“干预生活”，是修白早年小说就有所执着的人文情怀。就近期两篇小说的远程比较上，“内化”的倾向集中表现为“干预生活”向“干预灵魂”的调节，表现为“抗争意识”跟“内省意识”或者说“忏悔意识”的互济协同，挟带忏悔的内审，无疑是时下文学所匮乏的精神，也无疑是文学表现包括批判精神走向内化、深化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
不必武断立论，说修白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皈依一种儒家的修为、宗教的虔诚，只是在《假寐》、《剪刀手》作为“第二现实”的文本中，那种以內省、忏悔为前提的宽容态度和自罪意识已然漾乎其里不难捉摸。证之于《假寐》，有可染淡漠前嫌为料理婆婆的丧葬而奔走，为尸体的“丢失”内疚于自己的记错时间；有自知有错的那位校长真诚的道歉；更有“体察他人的困境”、“与世界达成和解”一类的直抒胸臆------这些体现于描写对象也体现为作家世界态度的书写，在松动了跟批判对象紧张对视关系的同时，也给出了艺术传达的从容——在收敛批判锋芒的同时，也给出了批判精神指向显在社情和潜在意识的通途。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剪刀手》。被想当然地关进精神病院的搁置，不愿辩白“冤情”，是出于对指控其杀死尚在胎中弟弟的女儿的爱，更源自精神或有失常的女儿，其指控确是关乎母亲的罪孽，忏悔固然无补，责任也非止一端而难以追究。在这里，忏悔意识跟抗争意识的交织缠绕，与其说是书写人的失常，不如说是揭示了人在一种失常的社会与人伦中无可规避而无可诉告的悲情。难怪作家不能不以“画外音”为“精神病人”辩解，“一个人的精神是否逾越一个时代多数人所能容忍的行为底线。”“这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世界”，乃至以为“精神病人”只是“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物象”，“多了一种我们常人无法知晓的能力”。把这等议论归入哲学的玄奥、归入人道的襟怀是皮相的，在文本特定的语境中，它是对庸常偏见的鞭挞，是对拒绝自省、不知忏悔导致普遍蒙昧的精神针砭。
以上的介说或许偏向我的主观认识，包含了我自己的艺术理想。但是，对于以人的“生态”和“求索”为创作母题的修白来说，论及的两篇新作，在人的生态呈现、人生的探究途程上做大、走高的趋向应该是其自觉的追求和醒目的创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