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篇访谈中说过，自写作之始，我很少去投稿，我有限的作品，大多是朋友们拿去发表的。说白了，我的读者极其有限，我不是一个明星式的诗人。我始终有一种摆脱不掉的宿命感。多年以来，我都视自已为一个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和江湖气概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反视能力的渐成，我发现，我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僻、寡合的人。我和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保持着不容逾越的距离。我被这种天生的排斥心理和怀疑秉性所误，以至于今天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多么令人不快的人”。
谈到写作，我想一个人的写作气息，他的语感他的词性一定与他的性格和内心里隐藏的世界或秘密有关。我无法说出具体受到过什么样的影响，但我的写作肯定与一些人和事物有着奇妙的联系。这个话题恐怕很难说清楚，至少对于我是这样。2000年至2004年，我大约停笔了五年。这五年我因祸得福，因为如果不能调整自己的语言状态，我可能就彻底废掉了。五年停笔的结果是，我还活着，但长发变成了光头。也就是说，我逼迫自己剪掉了语言末梢的那些毛岔，触摸到了语言的横截面，可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毛岔感还在……你想啊，我们每天面对的世界是多么古怪，我们藏在衣服里的身体有多么诡秘?
对于针对我的某些“指控”，我需要“申辩”的是，我写的一点儿都不色情。写作与做爱的相似之处在于，在整个以空对空的过程中，你要不断的控制和隐忍，你要避免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轰然倒塌。要命的是，你很难把握什么时候是最后的时刻，这意味着你随时都会面临失败。我的意思是，每个人的写作担当与气象是完全不同的，大道也罢，缝隙也好，关键在于是否行得通。研究诗艺的结果通常会导致眼高手低，而笨拙的书写者却在不知不觉中抵达了诗神的奥秘。
很久以来，我都在渴望一条光明而宽阔的缝隙，它甚至要窄到只能容纳我一人通过。你能说我这么想是自私的吗？就像有人评价我对乳房与色情的迷恋，我不想去辩驳。如果我们还没忘记自己的身世与来历，如果我们能够顺着记忆返回到生命源头，你还会认为乳房是色情的吗？
我写的不是色情，我只是在探讨和发现“身体的政治”。
我对写作环境不是很敏感。只要感觉到冲动，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写。北京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十岁左右随父母搬迁到内蒙古西部的另一个盛产煤炭的城市乌海，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城市永远是乌烟瘴气的。25岁我只身到呼和浩特闯荡，35岁后几度栖居北京。我从没觉得这些地方有何本质的不同或区别，套用诗人柏桦的名句“而鲁迅也可能是林语堂”，北京对于我也许就是另一个鄂尔多斯、乌海或呼和浩特。
我对用诗歌的体式表达地域题材、尤其是民族题材不感兴趣。我不反对别人这么做，但我不行。毕竟我们不是身处中世纪，也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大时代气场。我们既不是骑着风车到处决斗的堂吉诃德或暗恋上某个宫女的行吟诗人，也不是荷马与但丁。尤其进入现代主义之后，如果缺乏庞大的知识谱系与技艺支撑，地域的、民族的、宏大的题材很容易架空文本。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当下的这个国家看到的还少吗？现代性要求我们拒绝那种空洞的、高蹈的书写陋习，要求诗人对技艺和题材怀有最基本的忠诚与敬畏，正如契诃夫早已说过的“一个作家不仅要知道写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不写什么”。当然，用母语写作的民族诗人可以除外。
写什么之于我的诗歌仅仅是一件穿旧的外套，而怎么写才是我的诗歌内衣。因此，我可能永远也不算写完的《礼物》系列其实始终都是纠缠不清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乎个我的小礼物，一个则是倾轧率法大道的大礼物。正在写作中的《蒙地诗篇》系列诗组，人们将会看到，那根本不是什么地域诗歌。
我是一个精神属性相当矛盾而复杂的人。亲人和故乡，阅读与写作，以其无休止的盘诘成为我性格中最幼稚和脆弱的地方。
前者指向生存，后者暗示命运。
艾略特说，家是出发的地方。我自己也曾写下，故乡犹如异乡。
诗歌永远是我的另一个故乡。
注：本文源自《在写作中，我信任自己的冲动——答诗人安琪问》部分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