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我们时代的诗歌？简单的说我指的就是当代诗歌或当下诗歌。
当代诗歌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经历了各种思潮、流派，各种主义的洗礼和颠仆之后，我们几乎可以在当代诗歌里看到任何一个时期的审美后遗症。古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浪漫主义、抒情诗、意象派、象征、超现实、超验、现代性、后现代性都可以在当代诗歌身上找到寄生的所在。当代诗歌的语言特征、文本实践、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呈现出的多元和分化是前所有未的。
来自文学以及文化的负荷对于当代诗歌或当代诗人，已经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这就要求当代诗人在面对传统时必须具备足够的甄别能力，一个稍有抱负的诗人必须获得朝向经典的努力；要求当代诗歌要不断的接受来自内部的更新与升级的自我图谋。仅凭破坏已经不能满足诗歌审美的自然生长和读者的胃口，你在破坏哪怕是一点点的破坏的同时，也必须贡献出最大的建设性。
谈到当代诗歌写作，我想一个诗人的写作气象，他的诗写价值一定与他的文学审美立场密切相关，而不是空泛的、简单粗暴的题材论。
前几天，我在鲁院一位同学的作品讨论会讲过，我不反对诗歌对现实的观照和回应，但它首先是诗的。现代诗歌如何回应现实，在当代诗歌中一直是个问题。对于当下主流诗歌那种主题先行、道德预设、政治正确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太多了。诗歌从来都不回避对现实的回应，但问题是你怎么回应，怎么在面对实现题材的考验时实践、释放诗歌的独立审美，是一个诗人首要解决的。衡量、考验一个诗人处理现实题材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对诗歌语言和审美的首要考量，它在文本中的位置感。同时，你还要掌握一个基本的适度原则。
当然，作为审美特征主要基于现代主义的当代诗歌，从来也不缺乏驾驭各种题材的功效。但不是唯题材马首是瞻，不是兼顾思想与艺术，而是要确保它的诗性品质。诗歌在进入现代性之后，如果缺乏庞大的知识谱系与技艺支撑，现实的、宏大的题材很容易架空文本。现代性要求我们拒绝那种空洞的、高蹈的书写陋习，要求诗人对技艺和题材怀有最基本的忠诚与敬畏。
我们不能把现实观照简单的理解为说教或对抗，这是很要命的。我们知道，诗歌并不承担教化的功能，诗歌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意象、象征、情绪等语言的神经来调动我们的审美体验。诗歌是语义最丰富和最具想象力的艺术，抛开题材论，在当代诗歌的文本实践中，我们还要时刻警惕当代诗歌流习的影响和干扰。去除当代诗歌的书写惰性和流弊，摆脱当代诗歌的公共语境，从而建立个人的语言特质、辨认特征和文本的独特性。一个好的诗人，不是你能写出几首好诗，甚至不是风格的诉求(当然不断的强化风格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好诗人理应不断的划线，不断的把自己和同时代的诗人区别开来。正如卡内蒂所说：“成为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作为另一个，你才可以再次认出你自己。”
当代诗歌的活力还在于它的年轻态。尽管从新诗以来，它的文化形象就饱受诟病，对它的指责从未间断，但当代诗歌仍处在细微的进化中，它近乎偏执的古老定义仍在不断革新，它的自我实践与表现形式从未穷尽过。还有那么多优秀的诗人们，在探寻、发掘和丰富诗歌的各种未知领域与奇妙的可能性。
艾略特在《次要的诗歌》里写道：“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公众关心当代诗歌：也许，对当代诗歌比对前代的诗歌更好奇，更期待。”我想这句话是艾略特专门针对欧美的诗歌读者来说的，而且我们的时代也已经不是艾略特的“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没有艾略特幸运，我们遭遇的客观情况很可能是中国当代的读者尤其是诗歌读者几乎不关心当代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古典诗词的兴趣远胜于当代诗歌。
好在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悲观和失落，当代诗歌的属性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坚信当代诗歌的自我激活和调整机能，它面对时代的同化与不适同样强大，它会在混杂而浩繁的演进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它天然的文学秉性，会与优异的诗人和读者不断相遇。
（此文系作者2013年6月29日在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