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美国乃至全球华人传媒的一大热点，是美国现任商务部长骆家辉被总统提名为驻华大使。以华使华，是奥巴马漂亮的一着，海内外几乎没有多少异议。中国人当然兴高采烈，不但他老家广东台山市吉龙村的乡亲与有荣焉，赶到骆家辉的“六叔公”骆耀章的居所道喜。连远在浙江义乌的同姓人士也沾了光，强调这位英文姓氏为Locke，乍看和Smith，Cooper并不两样的美国人，是唐朝著名诗人骆宾王的第36代孙。
我是骆家辉的小同乡，也想“同里铭旌”一番。别以为只有中国人才爱挂靠名人。有一回我在三藩市的社交聚会上，一位素昧生平的匈牙利裔老先生拉着我的手，不胜其骄傲地问我：“XXXXX，你知道吗？”这词尾带“斯基”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过，只好摇头。他鄙夷地说：“1973年欧洲温布敦网球赛亚军，我的老乡！”说着，腰杆挺直，睥睨着我这个土老冒。“有一次，我在老家的路上遇见他，要不是隔着马路，我就和他握上手了！”我作洋式的摊手和耸肩，表示无奈，和佩服。不过，这一回我难以攀附，骆家辉和我、我家没有任何渊源。他当华盛顿州长时，我不在他治下；他当联邦商业部长时，我没经商。不过，这不妨碍我浮想联翩。我想到的是：如果在童年时代，和骆家辉相遇，会是怎样的情景？
吉龙村属长塘乡，位于我儿时所在的水步镇近郊，以长约300公尺的青石板路，和小镇中心唯一像样的中华路连接。路旁的山岗，像蹲伏的老虎，故名虎山。虎头所对，是长塘乡的村庄。吉龙村背靠黄盆岭，60年前算得山清水秀。骆家辉比我小两岁，假定他不是在西雅图而是在吉龙村第25号的青砖瓦房（俗称“楼仔屋”）里出生，并在村里长大，那么，我和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可能打过交道。
我家在中华路中段开文具店“永益隆”，每年春夏两次，逢上周边小学校即将开学的墟期，店里挤满老师、学生和家长，我这个学校二年级生也站在柜台后帮着拿货，收钱，踮起脚尖把作业簿递给对面的顾客。骆家辉也许会随着母亲，进店来买7分钱一本的描红簿，那是我父亲用木格印制并制订的，还有9分钱一瓶的三角牌墨汁、5分钱一张的“公仔纸”。从61岁的长相逆推到6、7岁，他是本色的农家孩子，特征是敦实，人中不会缺少鼻涕的白痕，牛头裤的裤筒一边高一边低，溪边捉鱼、坡上逮蚱蜢，林子里用粽子粘知了，这些肯定内行。
还得说虎山，这是长塘和水步墟的野孩子的楚河汉界，墟里的孩子在这里有两大壮举，一是放风筝，二是打野战。如果骆家辉是长塘小学初小的活跃分子，他一定和我们在山巅斗过风筝。风筝都是孩子用旧报纸和竹片制作的，丑陋诚然丑陋，但必定结实。我们放的“咸鱼头”，拖一条骄横的大尾巴，在没有电线横过的天空招摇。“长塘仔”们则放一只蜈蚣，两只风筝挨近，纠缠，恶狗班互咬。两堆孩子拼命吆喝，怒骂，死命拖着线，非要把敌人的风筝“斩首”。骆家辉和我分属两个营垒，他拍手笑时我红着脸骂娘，反之亦然。至于打野战，便颇有真刀实枪的味道，我们在巷子里“玩三英战吕布”时使用的木制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红缨枪，都带来了。“长塘仔”没带兵器，但胆子贼大，擅长就地取材，以黄泥块强攻。黄昏的恶战结束，山岗上满是泥块和折断的冷兵器。双方架着脸上流血，额头肿包的伤兵回去，远处，是妈妈们悠长的呼唤：“死仔包，再不回来，不留饭，饿死你！”我不知道骆家辉在这样美妙的战争中，充当冲锋陷阵的卒子还是运筹帷幄的司令？从他成年以后当州长和部长的历练倒过来看，当孩子王他可是当仁不让，而且比10多年后冒出来的“红卫兵”头头，更有号召力。
不过，以上的虚构，有一极紧要的前提：假定骆家辉的祖父在美国为白种富人当仆人，每年准时寄上美元，赡养在吉龙村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女们。只有这样，骆家方可维持小康，他才能上学，进墟里买文具，下了课在虎山和吃国家粮、领工资的“镇里人”的孩子干仗。如果光靠务农，骆家便沦为赤贫，尽管“贫农”被列为革命中坚，但饥饿和死亡不会对“好成份”另眼相看。骆家辉到6岁上下，就得去放牛，采猪菜，单薄的背脊上背着吃奶的妹妹。
再设想下去，骆家辉这个华侨子弟，从长塘小学毕业后，应能进入本县的最高学府——一中，从初中到高中，成为我的校友。以他的资质，这一条是打得保票的。从年龄推算，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他16岁，正在念高一。我这位学弟可能和我一样，参加战斗队，撒传单，刷标语，斗走资派，这是其次。主要内容是和“老保”对着干，先是大字报的文斗，一步步演进为长矛（自来水管做的）和步枪（从军营抢的）的武斗。这所学校，文革中才死了一个学生（自己玩小口径步枪走火所致），我没有变为炮灰，比我小的骆家辉谅也不会。文革里胡闹了两年，回老家去了。从此，吉龙村敲响出勤钟后，懒洋洋的学大寨队伍里，多了一位英挺的青年。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他得和泥疙瘩打交道，为期至少一两年。
在吉龙村躬耕的青年骆家辉，可能有几条出路：一，靠祖父的财政资助，偷渡到香港去；二，凭贫农的成份，当兵或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去；三，凭他的机灵，当上学毛著的标兵，然后坐“直升飞机”当官。不过，更大的可能是默默无闻地修理地球。上耶鲁法学院，这等美事，连梦里也没个影。
到了1977年，蛰居吉龙村的骆家辉，趁恢复高考，拼命复习丢弃11年的数理化，终于考上大学。4年后，他走出校门，可能在大学当老师，熬上20年，应成为教授，乃至博导；也可能被某领导看上，当秘书然后踏上仕途，从此，也许平步青云，成为一方诸侯，乃至在中央，像在奥巴马的内阁一样，成为教全村人得意无比的部长；也许由于贪污、得罪人、跟错人等原因，中途摔跤，饱尝铁窗风味，或遭削职，在某个城市的公寓，郁郁终老。
通篇胡猜，并无“幸亏他出生在美国”的寓意。人生的可能太多了，谁说得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