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边界》网站访谈
01《诗边界》：慧峰，你好！首先感谢你接受《诗边界》论坛的采访。
如果有什么词最能形象地描述你的诗歌创作，我想用“独树一帜”来形容。你的诗歌以机辩，惊人的想象力，意象的陌生感，语言富有音乐节奏，带有梦幻色彩而别具一格，不落俗套。而对修辞随心所欲的破解与应用，奠定了你慧峰式的智慧性写作风格，作品充满思辨的力量，对人性的剥离犀利、透彻，并多角度地关照自我，审慎、清醒自我的存在状态。这么多年，你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诗写方向，不为世人毁誉所动，作品量庞大，创作质量之高，在诗界可谓屈指可数了。请谈一谈你的写作历程吧。
孙慧峰：你把我的写作说得过于绚烂了，美轮美奂得让我觉得你说的不是我。这么多年，我写的东西是不少，但我没觉出它们都有多大的成就。在电脑上敲东西总比用纸笔写东西来得快捷，而且修改保存都是举手之劳，这可能是很容易写出的一个客观因素。不单是我，现在很多喜欢写东西的人，都可以说是写作数量庞大，不过，庞大有的是身躯，有的是外表。非洲象的庞大是因为实有那么庞大的骨肉，纸老虎的庞大不过是纸张的表面积庞大而已。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写作出你所说的那种作品。我写作更多是兴之所至，用来打发业余时间的，谈不上历程，因为没有明显的开始，也没有具体的目的地，更没有多了不起的自以为是的人为担负。针对我个人来说，正在的写作是有效的，过去了的写作，基本就无效了——我很少津津有味地看自己过去的东西，现在甚至很反感去看自己以前的东西，这也是我不觉得自己有写作历程一说的一个证明——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写作历程是在读者那里，而不是作者那里。
02
《诗边界》：你的许多诗歌没有出现“我”，“我”融入自然界或者世象的“大我”中，所有的世俗生活都被你物化了。你的诗歌具备或超然物外，或随物赋形的气质，哲理性的人性反讽，笔调犀利谐趣，每每刺痛人性的软肋，能谈谈你的诗学观点？
孙慧峰： 诗学观点我没有，我有的只是个人的写作态度：尽量冷静地观看，清醒地认知，找到事物的某些本质并对真实的东西加以尊敬，以及，成熟地认识世界。
03《诗边界》：你早期的诗作用词华美，意象典雅，有李商隐的将阮籍主理之虚化玄奥变为之有情有味，将李贺的词诡调激归于温润纯熟，将杜甫沉郁浑成之外部世界替换为侬丽浑融之内心世界，可谓现代义山。而近些年的诗歌更多的糅合了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元素，不是单纯的西化诗歌的模仿，而是在继承和发展国外新超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汉语言的词语魅力，使诗歌的阅读成为一种享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国内诗歌应该具备的另一种先锋意识。也是你崇尚希尼的“创造是诗歌的最大目的和最主要的功用”的具体体现吧？
孙慧峰：刮去溢美甚巨的成分，你对我早期和近些年的写作（如果可以称为写作的话）总结的“点”还比较实际。刚开始在网络写东西时，只是一种自发的文字趣味所驱使，没有故意要弄成什么风格，可能是那种或古或今的写法，显得很“诗意”吧，加上心思的浪漫和无边无际的想象与虚构，弄出一首有语感和有意象的所谓的“诗”是很容易的吧，现在很多论坛中人不也是“弄”诗弄得天花乱坠，一会跑古代“云山”一遭，一会又跑外国“雾罩”一通吗？我那时的所谓写作，大多是情趣的情致的情调的文字表现，现在看来，毫不足取，都是轻飘飘的烟雾而已。那种煽情或抒情的文字离真正的现代诗歌太远了，我现在厌烦的很。一首诗歌，让我认可的不是情感的如何，而是思想意味的有无、人的智慧的有无以及对事物内在触及和发现的深度。我信任一首诗歌的真实度要远远大于一首诗歌的抒情高度。因此，近些年，我更多是有意地让自己的写作远离泛滥的主观性抒情，远离个人小情调的浅唱低吟，远离一些塑料化的伪情感的堆砌。至于是否有创造，目前还不能论及。你前面所说的“对人性的剥离犀利、透彻，并多角度地关照自我，审慎、清醒自我”确实是我最希望的写作方向。
至于汉语的魅力和外国的先锋意识，我没有去考虑这两点，我觉得太强调什么，就会远离什么，就会徒有其表，画虎不成反类犬。遵循自己的感知和感觉，依靠内心的经验和诸多不可知的内外“影响”来写就行了，没必要非得煞有其事地立个靶子，然后运用文字去射击。04《诗边界》：前些日子和一个朋友谈到世纪诗歌对传统的继承问题，他认为我们被西方诗歌所毒害，根本没有对传统的继承，更别说是发展了。你认为呢？
孙慧峰：对传统的继承问题和借鉴外来艺术的问题，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百辩不得其宗的问题，是学者专家用来著述立论的范围内的百用不爽的问题。这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大小话题连篇累牍，不去探讨也罢。因为对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所得的结论必然大相径庭。再者，每个人的知识与学养和研究经验都深浅不一，大脑的智慧程度和看问题的敏锐度都高低不等，你怎么能相信对问题的讨论能有个最终的说法？探讨学术问题，最好有学术的逻辑和严谨来进行，而不是将皮毛之知和肤浅、片面之论拿出来做定论。
就我非常有限的所知来看，外来诗歌从来没有对真正的创作造成阻碍。中外一些诗人能高屋建瓴地在诗歌上独树一帜，反倒是因为有效地借鉴了外来诗歌才得以完成。中国的海子就是以荷尔德林、叶赛宁的作品为精神养料才达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境界；199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他的写作明显受英国现代诗人迪伦·托马斯等人的影响。他代表作叙事长诗《奥梅洛斯》也明显地借鉴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在非洲文化、欧洲文化、加勒比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等多元文化交融下，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才取得伟大的成就。
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外来艺术对那些真正的写作者从来都是养分而不是毒药。毒药反倒常常是某些传统制造的——很多传统的东西因为年深日久、久不见现实的阳光而不免生锈发霉，原来的营养再拿出来已经是霉味扑鼻，里面没有三聚氰胺，也应该有黄曲霉菌、念球菌什么的，很容易导致胃部不适、腹胀、厌食、呕吐、一过性发热等不良反应。
05
《诗边界》：你的许多长诗也引人注目，还记得你的早期诗歌《三根头发》，同题一下子就写了二十首，令人叹为观止。还有《明天星期几》、《纪念日·玻璃与烟盒》、《九湖·摇椅》、《寂静之引》等，太多了，真不能一一枚举。这些长诗，大多气韵浑厚悠长，情感上呈现出汹涌与激荡的气势。一个好的诗人必须要有一首长诗让世人记住，它体现一个诗人诗艺的能力。你认可这说法吧？在你所写的长诗中，你最满意哪首？
孙慧峰：你说的这些作品，在我们看来是长诗，但是放到诗歌这一艺术范畴里来衡量，只是稍长的短诗或复杂一点的小诗。长诗之长，指的该是作品思想内容的厚度、深度以及艺术上的高度，而不是单单的行数计算。我相信每个写作者都有写出一首长诗的理想，但理想不是都用来实现的，因为不可能都实现。能写出真正的长诗的诗人，应该和天才一样，百年难遇吧。长诗是能考验一个写作者的伟大与否，但不是唯一标准。更多的好诗人就是写出好作品的诗人。甚至很多好诗人，好就好在短诗上。
06《诗边界》：你主张诗歌要写的丰满，这个满应该是从内涵意义上而言。而语言上是否也存在一种满，这种满是一种汹涌，是一种情绪的澎湃？你的大多数诗歌语言极尽铺张和奢华，甚至到“浪费词语”来形容，但并不觉得臃肿，读起来气韵流畅，以一种内在的情绪感染读者，思想的火花奔腾流泻如一条大河。请问你是如何把握词语的浪费和铺张这个度的？
孙慧峰：我写作很随性，对形式方面考虑甚少，很多时候我只是顺从自身的感知和感觉，进行一种记录罢了——至于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形态，到达什么地步，只是一种自然抵达，不是人为摆弄出来的。如果有词语浪费的现象出现，那只能说我不会节省宝贵的词语，用得过于奢侈了。
07《诗边界》：我记得你在某诗歌网站的访谈中曾回答过我类似的问题，你的回答是——“在现代诗中，因为散文因素的加入和理性表达的需要，很多中国古代对诗歌的要求，基本已经过时，即使还有效，也已经赋予了新的内涵，比如诗歌的凝练，已经不是在语言上来要求了，而是指对所表达的东西的提炼和写作的集中。至于一向被津津乐道的炼字炼句的工夫，因为现在的现代诗不是绝句和律诗写作，已经不值得过分推崇了，为什么新诗又叫格律体诗？那是因为现在写诗的很少有贾岛和尚了，几乎都是内心鲜活、心性豁达宽广的具有现代开放性思维的尘世中鲜活的人。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写作，要的是精神的凝练和情绪的节俭，而绝不是盯着语言，非得把它们打磨得小巧精致——你的后两个问题，答案就在这里：要协调也是协调诗歌的精神气质和对世界的感悟，只把目光盯在语言上，会舍本逐末，丢了西瓜捡芝麻。”现在不是小巧精致的问题，而是如果这么散下去，小说、散文诗与诗歌之间还有区别吗？我读某些当前比较有名的诗人的诗作，如果连起来读，就是一篇小说，实在缺少语言上的诗性。难道这就是新诗的发展？
孙慧峰：诗性这东西在我看来不是单靠语言本身来完成的，而是语言组合出来的那种境界体现出来的，甚至是一首诗歌的语境所反映出来的。当然诗歌有诗歌的语言运用惯性，小说散文有小说散文的语言使用方法。很多诗人的诗作连起来是小说，那可能是他们太习惯了诗歌的排列方式，所以写别的东西时，不自觉就敲了回车键。诗歌的发展，是由发现和创造完成的，不是比较有名的诗人完成的。作为读者，想看到真正的诗歌，需要看作品本身，不是看作者是谁。我的意见是，别人爱怎么写怎么写，那是写的自由，如果发现读的不是诗歌，就当小说或散文读，不论他们的语言排列是何种方式。没必要去追究他们的语言缺少诗性的问题，更没必要去追究那些比较有名的诗人以散文小说来冒充诗歌的问题。
08
《诗边界》：其实阅读了你大量的诗作，发现你的许多诗歌是相当精细、琐碎的，思维触觉敏锐，延伸到一个更细微的空间。这正应对了惠特曼的碎片性写作，你用自己的方式和风格，构建出一个庞大的诗歌大象。你怎么认为？
孙慧峰：碎片性写作我没听说过，也没研究。至于诗歌里的精细与琐碎和空间的细微，都是写作当时的心境和感觉决定的——当时就那种心思，写出来自然呈现的是那种心思的样貌和质地。
09
《诗边界》：你以前的众多写作呈现的是一种博尔赫斯迷宫般的陈述，比如《秋天启示录：列车》、等，有着多种分叉小径，将阅读带入不同的目的地，甚至完全相反的歧途，或者你是在玩弄一种词语的魔术，而目前的写作却似乎不再注重这些技艺上的幻术，更多的是苛求思想上的深刻，时间、距离、存在、缺失似乎是你永远写不完的主题，你如何评价你目前的写作呢？还有什么是你未达到的？
孙慧峰：技艺的幻术最终不过是语言游戏一种，属智力娱乐，可以锻炼大脑转弯和绕圈能力，我玩倦了自然就不玩了。而现在我也没有故意去追求思想的深刻，思想自己就能深刻。我目前的写作和以前的写作一样，无牵无挂时打发多余时间而已。我个人的写作主题我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去意识一下，不过是胡思乱想到什么就写了什么——胡思乱想能达到什么地步？还是胡思乱想的地步。所以，问我目前还有什么未达到，那就是：胡思乱想还未达到无所不想的程度，个人思想范畴太狭隘了，连胡思乱想都有限而重复，这很无奈。
10
《诗边界》：据说你写诗歌通常都是听着音乐来写，诗句有种流畅的音乐性，请问音乐（和电影）对你写作所起的作用？写什么样的诗歌、语感和你所听音乐有影响吗？
孙慧峰：听音乐可以静心、可以动情、可以思接千载、神游物外，可以暂时忘却今夕何夕，无形中扩大了不少生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音乐是一个人的主观内心与客观现实的最好的隔离带，在这个隔离带的里面，内心**而安稳，内心生发出来的感知，也是祥和而清净。在这样的内心状况中写东西，语言也是有声音的——我在听音乐时写的东西，基本都是虚构加幻想的那种，不论是情境还是语感，都是由音乐带来的，所以可以随着音乐进行朗读。
11
《诗边界》：你似乎一开始写作就进入自己的“稳定期”，有没有一个较长的预习期呢？你承认有天才诗人吗？认为自己是吗？
孙慧峰：如果说预习期是语言练习和诗歌的阅读的话，那我有，但是不经常，非常偶尔。我喜欢看书甚于喜欢读诗写诗。不过在上网之后，发现在网上敲文字为乐，诗歌是最便捷的方式，于是一有时间就上网敲打，结果就越敲越多，一直敲敲打打到今天。
天才诗人或许有吧，但是应该是少之又少，绝对不像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吹捧出的“天才”那么多。写诗的人喜欢夸张，所以他们所命名出的天才诗人，像马铃薯似地可以成串拎出来。我也被马铃薯过，我也承认自己是众多写诗的马铃薯中的一个，但不是天才的马铃薯，只是很普通的一大堆马铃薯中的一只灰突突的马铃薯。
真正的天才诗人，是不大在我们中间露头的，他应该在我们没发现的地方，或者在我们看到了但是忽略了的地方呆着。巴尔扎克曾对如何判断一个天才下过这样的结论：“天才人物的条件之一是要有创造发明，发明了某一种形式，某一个体系或某一种原动力。”放眼堆积在我们周围的马铃薯们，有哪一只符合这一结论的圈定？而且别忘了，巴尔扎克这个结论还只是说出了“天才人物的条件之一”。
12 《诗边界》：外界盛传你是个独行侠，认为你非常傲慢，这是否与你写的《傲慢之书》诗歌或同名诗集误解有关？你认可这说法吗？可否谈一谈你的性格？
孙慧峰：独行侠？我不是啊，我也有很多诗歌朋友，经常联系的。不过我给不联系的人造成傲慢的印象，可能是我在网络上没有充满热情地四处打招呼，没有逢人就称老师，就恳求“批评指正”吧——我不太喜欢在网上与别的写诗人热烈互动，对诗人扎堆的事情也不热衷。外界盛传的说法与我的实际不那么符合，所以我不该认可，对吧？
现实里我很随和。想想看，大家都是平常人，谁也没理由牛哄哄的，凡是在人群里牛哄哄的，要么是有牛脾气，要么是故意披了一件牛脾气，弄得和正常人很遥远。
但在诗歌里，精神的傲慢必须要有的——我始终这么认为。
13
《诗边界》：你的诗歌因更多抒写个人内心而被人毁为小境界，但许多人依然喜欢着你的诗歌。请问你自己怎么认为？如何区分和看待诗歌的大境界和小境界？
孙慧峰：说我诗歌小境界，那我得引经据典地狡辩一下，即使没达到证明自己的目的，起码也说明我的不服气：
抒写个人内心是小境界？我不觉得。难道非得祖国啊大地啊才是大境界？深入人的内心从而揭示人性的若干细微与丰富，我觉得有一种真实和抵达，与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更为息息相关，能反映出人性的内涵和更丰富细微的艺术境界。相对于那些凭空的大词纵横的诗歌，我更信任本真的基于人性各方面的小中见大的抒写——境界的大小，其实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由写出什么决定的——海子的《满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是抒写他个人的内心的呢，境界很小吗？诗歌境界的大小往往是由写作者内心的精神境界大小决定的，绝非书写题材和所用的词汇决定的，如果一个写作者精神境界很小很浅薄，他的诗歌境界无论如何不会深刻而大气。
再列举一段臧棣在访谈时说的一段话来佐证一下我上面说的内容——臧棣说：“我是一个比较关注“小”事物的诗人。…… 一，我对现代以来的“宏大”叙事有疏远感。特别是回顾中国现代历史的时候，这种疏远感会很强烈。“宏大”叙事，原本起源于探索人与世界的超验特征的关系。但在现代，它越来越沦为一种粗暴的政治技术。二，从新诗历史上，凡是偏于“大”的想像力的诗歌，最后都堕落为一种空洞的叫嚣与虚假。反而像卞之琳这样专注于“小”的诗人，最后反倒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真实的遗产。三，其实，在中国古典审美中，“小”和“大”的关系非常丰富。并且，不像西方审美那样，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强烈地贬低“小”。在这方面，我能感到90年代以后，我确实也在有意追寻中国古典审美中优异的那一面，小中见大。尤其是从更新当代诗歌的措辞系统上说，专注于“小”，可以避免许多大而无当。”
14
《诗边界》：你是不大注重发表，也不怎么去论坛发帖，记得你以前也主持过自己的《淡烟居》论坛，请问你如何看待现在的诗歌网站的？
孙慧峰：我觉得一首诗写完了就完成了，发表和发帖完全是写之外的事，不用再去费心。如果诗写的没有多大价值，即使发表了又如何？发表永远是与诗歌无关的事，尤其当下，发表大多是名声经营与社会活动的事，而这两点，不属于我的热衷。
诗歌网站还是非常好的诗歌交流平台，做诗歌论坛和网站的人都是做公益的人，很值得尊敬。
15
《诗边界》：这么说你认为诗歌是一个人的事吧？
孙慧峰：写作诗歌是一个人的事；传播诗歌和发展诗歌事业，是社会的事；作践诗歌和扭曲诗歌，是伪诗人的事；炒作诗歌和吹捧诗人，是诗歌票友的事；敬畏诗歌和尊敬诗歌，是严肃写作者的事；弘扬诗歌和建设诗歌，是好诗人和伟大诗人的事。
16
《诗边界》：格非曾说过：“写作本身跟社会现实构成很重要的隐喻关系。”你最近的《天方夜谈》一诗用象征、隐喻的手法映射了人民和这个时代的关系，将题目搁置在一个虚构的语境中，充满杀伐的夜晚，裙子与暴君，服侍和被服侍，而裙子以私密的空间，绝对地屏蔽现实中的法律、秩序和伪道德。在这个抒情时代，制造神话的社会，裙带相连的社会，裙子是深重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种意欲挣脱、欲罢不能的文化枷锁，指认着我们的现实处境。这首不论从艺术角度还是思想深度上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诗。请谈谈你是如何处理诗歌写作和这个时代的关系的？你对现实的关注度如何？
孙慧峰：我先摘录一段两段话给你看：
“三流以下的作家和批评家，往往局限于津津乐道地谈论“文学”本身，或者仅仅满足于追求纯粹的“文学”价值，而那些真正达到自觉境界的文学家，关心的则是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喜欢谈论文学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作用——他们赋予文学以为人类服务的性质，甚至赋予它以宗教的拯救苦难的使命感和庄严感，把文学当做帮助人类获得自由和尊严的伟大手段。”
“真正的文学是怜悯和同情的代名词，是正义和良知的同义词。它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而不是强者一边；总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而不是压迫者一边；总是站在无权者一边，而不是有权者一边；总是站在不幸者一边，而不是幸运者一边；总是关注那些陷入逆境的失意者，而不是那些意气风发的得意者。爱伦堡说：“同那些受迫害的人站在一起，是人道主义的初阶。”换句话说，做为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现象，文学也必须“同那些受迫害的人站在一起”。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做为社会同情和社会正义的精神现象而产生的。它是对苦难和不幸的一种补偿和安慰，是社会生活的巨大而有效的平衡器。”
——摘自李建军《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论超越了文学的文学精神》
下面是我的观点：
这年头，信息的迅捷使一个人无法无视于这个时代散发的各种气息。现实的客观存在在不同人那里会激起不同的主观反映，对现实里的善恶与美丑，应该是诗歌直面的。如果诗歌一味粉饰小资的美好和虚无缥缈、似有似无的风花雪月，写出来的诗歌，充其量是生活里的一只让人心乱神迷的香囊，不会是一面映照真实的镜子，不会是精神的钟声和灵魂的鼓面。
诗歌写作与时代的关系，相当于一个人的呼吸和他周围的空气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掩着口鼻穿过他所处的空气，他身体里回荡的只能是他胃里泛起的隔夜的酸腐之气。而坦然地在现实的空气里呼吸，不论是呼吸的口气，还是呼吸的节奏，都会引起周围空气的流动和震荡，并因为这个人的不断前行，能把凝滞的空气搅动起来，使之生动和活跃，形成一种无形的气流，这气流会旋转至空中，不断洗刷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尘埃，使一些浑浊变得透彻，使一些阴暗复现晴朗，露出天地之间的真面目来——我这么比喻有点过于曲折了，说白了，我认为一个写作者的写作应该是对这个时代的呼吸和反刍，拨开模糊，揭开掩盖，使天地间露出深远和真实来。
17
《诗边界》：能谈谈你喜欢什么样的诗歌，不喜欢什么样的诗歌？
孙慧峰：喜欢语言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诗歌，喜欢本真自呈的诗歌、喜欢有成熟思想而且充满思想深度和智慧的诗歌。
现在我得了“抒情厌恶症”，看见抒情的语句就反胃——现在的很多抒情诗不过是矫情和撒娇的混合体，正如臧棣说的：“很多诗歌都不过是向社会撒娇，向历史撒娇，向现实撒娇，向常识撒娇。这种撒娇甚至连媚俗都算不上，却让很多诗人沾沾自喜。因为这些矫情的东西会以虚假的成功来满足艺术创造中的卑劣和自卑。”
至于我不喜欢的诗歌这个问题，我以前还有个回答，抄录如下：
“我不喜欢的诗有两种：装模作样的和装腔作势的。补充：装模作样的又分装古典、装传统与装前卫、装先锋两种；装腔作势的又分装神弄鬼、装悲悯、装高贵、装清纯、装随意的五种。目前诗坛上，很多所谓的诗，不是太装模作样，就是太装腔作势。在诗坛上，很多所谓的诗歌，是在扯淡；更多的所谓诗歌，是在扯皮。众多所谓的诗人，是用语言来扯淡的人和利用诗歌来扯皮的人。”
18
《诗边界》：听说你工作非常忙，那平时的阅读时间多吗？阅读方向是什么？对你写作影响较深的书籍都有哪些？
孙慧峰：工作当然是忙的。平时琐事也不少，但阅读总会见缝插针地进行。因为是业余阅读而非专业阅读，我的阅读也是随性的，但是基本以哲学与文学为主。我的阅读本着少而精的宗旨，很有选择性地让阅读有质量而不是有数量，因为我不想成为书橱和书袋。
对我写作影响深的书籍应该有，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实的触发比阅读的启示更巨大。我阅读完全是抱着欣赏和愉悦大脑的态度和目的进行的，不是为写作而阅读，因为我一直认为，为写作而阅读，免不了会因为邯郸学步而东施效颦。
19
《诗边界》：想知道当代诗歌写作群体中，你都关注哪些人？你最欣赏的诗人都有谁，原因何在？
孙慧峰：谈不上关注，没事时会去一些论坛或博客看看，一些写作感觉好的、作品很有成色的我都会认真看看，学习一下或欣赏一下。
只有喜欢的作品，没有欣赏的人——因为现实里的诗人我不接触，不能凭空说喜欢或欣赏人。
20
《诗边界》：你心目中的诗人是什么样子的？你个人持什么诗歌态度？
孙慧峰：我这样认为：精神高出世俗、有想象力并充满思想和智慧，有独特的写作信仰和旺盛的创造力，有自己完整的写作系统和理论体系的写诗者才称得上诗人。
我对诗歌持敬畏的态度。我觉得真正的诗歌都是一种俗世里的高贵，能使现实显出它的渺小与卑微来。诗歌是神圣的精神晶体，而不是低俗的情感玩物；是一种文化和艺术的载体，而不是获得现时名利的道具与工具。
21
《诗边界》：在网络高速发展普及的情况下，纸刊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谈谈你对当前纸刊的看法？
孙慧峰：以前我很喜欢看纸刊，纸媒阅读是很纯正的阅读，是最有效的获取知识和修养的方式。但现在我只看书籍，基本不看纸媒刊物。作为社会文化产品，纸刊非常有存在的必要，纸刊对知识的传播和承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更为可靠的途径。但当前的纸刊，因为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纷纷地“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迎合性大于**性，世俗性大于艺术性，严肃性和权威性早就谈不上了，只不过是一种社会的闲适品和精神性的快餐。
22
《诗边界》：最近关于“新红颜写作”的讨论此起彼伏，流派命名和炒作两种说法众说纷纭，请谈谈你对“新红颜写作”的看法和认识？你关心网络上诗坛的这些热点吗？为什么？
孙慧峰：娱乐时代允许各种娱乐之人和娱乐之事层出不穷。我很少关心什么热点，但凡热点必然带着“阴谋论”的特色，否则不会出现人为的热点。那些热点，对喜欢凑热闹的是好事，对喜欢看热闹的也是好事，唯独对视而不见者毫无效用。但我们要允许不甘寂寞者和热衷于折腾浪花者出现和存在，这也是多元社会的多元表现。谁也不能让阳光底下都是草长莺飞、高山流水吧！何况这人间还有黑夜呢？要有蝙蝠啊蟾蜍啊蜘蛛啊什么的飞来飞去或爬来爬去地来丰富世界。
23
《诗边界》：我们当前国内的诗歌环境怎样？你如何看待谢朝平事件的？
孙慧峰：诗歌的写作不能依赖诗歌环境的好坏与有无。诗歌的环境应该是写作者个体主观上的精神环境，不应该是客观物质化的环境。国内的诗歌环境我没怎么注意，因为我在写东西时没注意周围是什么环境。
谢朝平事件我在郑渊洁的博客上一直跟踪看着，无话可说。它只是一个暴露点，这个点下面是一个庞大的面。我只希望这事件只出现这样的一次，也希望出现更多次。出现一次，我们会愤怒一次，社会会尴尬一次；出现多次，会说明谢朝平越来越多，社会的良心和良知也越来越在压力中凸显出来，这样，我们的愤怒会变成一种被激励，被激励而有热血，好于被驯化成“精神傀儡”和“灵魂侏儒”。
24
《诗边界》：呵呵，你的回答直率，真实，正和你的人一样不做作，将一个本真的慧峰呈现给大家。也许我的提问还不足以触及你博大的诗学艺术内核，但你的回答已让我受益颇多，谢谢你的精彩回答。在这里谨代表《诗边界》同仁衷心祝福慧峰诗人写作上永葆青春，创作出更多精彩优秀的诗歌。谢谢！
孙慧峰：问题没了？是不是在结尾要说一句话？那我就送句话给《诗边界》吧：“谢幕的时刻还远远没有到来，因为幕布才刚刚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