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半，我去车站接孜枚。这差不多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刻，天气预报为零下23度。
此刻，天还没亮透，从雪地上面浮起的寒气是淡淡的紫色。
除我以外，还有几十个接站的人，全缩在厚厚的防寒服里，有一个中年女人的脸蛋好像两个冻柿子，颜色像，质地看上去更像。她戴着厚厚的棉手套，手里举着一块招待所的牌子。
从广播里传出一个女人懒洋洋的声音，说火车正点进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冰冻的气氛缓和了一点。又过了一会儿，几个穿制服的女人从值班室走出来，一人把着 一个出口站定后，呵欠打得整张脸都撕开了，也不用手挡一挡。接站的人全都聚集到旅客出口的栏杆边儿上，头从帽子里伸出来，脖子抻得长长的，往出站口的方向 打量。
出站口仿佛一张扁扁的，巨大的嘴巴，伴随着广播声开始往外吐人，先是几个，然后是一大群，脚步声轰隆隆地朝出口处涌过来。
我站在人群后面，背靠着一根廊柱，同时盯着两个大门，以防孜枚从我的视线里漏出去。
我和孜枚有五，六年没见了。她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她要去厦门发展。此后的几年她一点消息都没有。三天前，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现在在东北，回厦门前想见见我，如果我方便的话，她将从我所在的城市飞回厦门，这样一来，我们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在一起。
我对孜枚说，“你一定要来，到时候我去车站接你。”
我的肯定反而让孜枚犹豫不决似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我，“你真的欢迎我吗？”
“当然，我们再不见面的话，我快要记不得你长什么样儿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大声地冲话筒里面喊了一句，“快来吧，臭丫头。”
孜枚笑了，“好吧，我去。”
放下电话后，我又回到写字桌前继续校对一篇小说，我坐了半个小时，连一页纸都没翻过去。孜枚的身影在那些黑字中间隐隐约约地抖动，好像正从文字里面走来，又好像刚预备从文字里面离去。
上初中三年级时我得过一场病，休学了半年后，回学校复读时我插班到孜枚所在的班里，和她坐同座。孜枚穿着一件款式和质地都很新潮的衣服，拉链从后面一直拉 到领子上。可能是她浅巧克力色的皮肤，或者是她嘴唇的那种丰满，孜枚给人以异样的感觉。多年以后我才找到词来形容孜枚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她很性感。
我们的班主任叫徐文清，是个瘦瘦的，很寡相的女人，总是梳着直楞楞的短发。我从来没看见她穿过一件颜色鲜艳的衣服。徐文清在管理学生方面有一套独特的办 法，她认为只有保证了纪律，才能保证成绩。初三年级的教室是一排平房，徐文清的脸常常出现在某个窗子边儿上，往教室里面打量。如果哪个倒霉蛋儿上自习课说 笑打闹时被她抓住了，肯定是要挨上两个耳光了。
每天放学前，徐文清都把犯了错误的学生叫到黑板前面来站成一排，这种时候班里变得鸦雀无声，抽耳光的声音听上去格外响亮。徐文清的脸上泛起红润，眼睛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明亮。我们都猜想徐文清那么热衷情于抓纪律，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打人的需要。
我插班还不到半个月，就发现徐文清不喜欢孜枚，而且似乎到了恨她的程度。她看着孜枚的眼神儿就好像她是一个多么下流的人似的。
有一天我在操场上遇见徐文清，她很亲切地叫了我一声。
我站住等她。
徐文清走到我面前，她比我只高半个脑袋，但她身子里好像灌了铅，或者铸了铁，很有重量感，压得我不敢抬头去看她。
“最近我经常看见你和曲孜枚一起上学放学了。”
“有时候——”
“你怎么能和她那样的人一起上学放学呢？”徐文清的口气变得不太高兴。
我抬头看了看她，她很温和地望着我。
“曲孜枚可不是什么正经人，以后离她远点儿。”徐文清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这件事我从来没对孜枚说过。后来我知道徐文清差不多跟所有与孜枚走近的同学说过类似的话，孜枚知道这些事儿，她恨徐文清恨得牙痒痒。
但是，也不能说徐文清的话没一点儿道理，孜枚的确是个很另类的女孩子。我在高中时代所经历过的震惊，差不多全是通过孜枚带来的。那时候孜枚已经在一所技校 读书了。技校和工厂联系得比较多，课程也不只限在书本内，技校的学生每个月都有机会到工厂里实习。在我看来，孜枚已经过上非常社会化的生活了。她给我讲的 很多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个星期天，孜枚来家里找我，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她突然停了口，表情神秘地问我，“你知道吃什么样儿的药能打胎吗？”
我呆怔了一会儿，很快把目光移到她的肚子上。
孜枚笑了，“不是我，是帮别人问的。”
“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爸？他是医生。”
“烦他。”孜枚撇了下嘴，说起别的事情来了。
孜枚的爸爸名声不好是出了名的，他经常与女病人发生婚外情，在挑选情人方面，标准随和得让人难以接受。孜枚的妈妈管不了丈夫，一有事儿就对着孜枚哭哭啼啼。
高中一年级那年的暑假，一天下午孜枚匆忙地跑来找我，她穿了一身运动服，还有球鞋，怒冲冲地对我说，“我要去打一个人，你敢不敢跟我去？”
“打谁？”
“我爸又和一个女的搞到一起去了。还想和我妈离婚。我要去教训教训那个臭不要脸的第三者。”
以前我从没有过打人的经历，但孜枚把话说出来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换上了运动鞋和牛仔裤，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孜枚带着我，一路飞快地蹬着车子，来到一家饲料加工厂。那个女人在这家工厂里当会计。孜枚在找我以前，已经做 过调查了，那个女人三十多岁，没结婚，有点胖，平时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我问孜枚她长得什么样儿，“就是一个贱货的模样。”孜枚说。
我们在饲料加工厂外面等了整整一个下午，那天的太阳非常毒辣，把地上的土全晒成了粉末状，我们站在马路边儿上，汽车开过去后，卷带起一阵雾状的尘土，落到我们的头发上，脸上，衣服上，鞋上。我的手心被渗出来的汗弄湿了，粘乎乎的，而嗓子眼儿里却干得冒烟。
我和孜枚反复商量着打人的事儿。需要我做的事情很简单，那个女的骑车或者推车走出单位大门后，我只要上前拖住自行车就行了，孜枚认为她自己足够对付她的。 孜枚的腿又长又直，以前在校体育队受过训练，初中三年她一直保持着年级五千米长跑冠军的头衔。我们预定的目标是把那个女人打得面目全非，让别人一看见她的 脸，就明白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挨了揍。
我和孜枚那一下午让太阳把头皮都晒疼了，也没见到想等的人，后来我们向从工厂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打听那个女人，他说她得了感冒，没来上班。
我和孜枚推着车子往回走，孜枚的脸色很难看。走着走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她可能没得什么感冒，呆在家里与我爸爸鬼混呢。”
我没说话。整个下午神经绷得太紧，这会儿一放松下来，全身上下有一种懒洋洋的痛疼感。
我看见孜枚从人群里出来了，她没怎么变，头发染成了棕红色，和肤色很配，紧身的皮夹克竖着毛领。她边走边和身旁的年轻男人说着话，他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提箱。
“孜枚——”他们检过票从出口出来，我叫了一声迎。
孜枚对着我绽放了一个笑容，走过来抱了我一下，她的脸颊贴到了我的脸颊上，身上的皮革气息和车厢里沾染到毛衣上的烟味儿冲进我的鼻子里。“你的脸比冰块还要凉。”孜枚说。
“给我吧。”我从她手里把一个背包拎过来。
孜枚转身从站在身后的男人手中把提箱接了过来，冲他笑着说，“真是太谢谢你了。”
“别客气。”那个男人的目光恋恋不舍在孜枚的脸上咬着，“有空打我手机。”
“好的，再见。”孜枚冲他挥挥手，拉着我往外走。
这会儿，天光已经大亮了。
“你的朋友吗？”我问孜枚。
“不是，在车上坐卧铺时正好对面。他献了一路的殷勤，下车还帮我拎箱子。”孜枚低声说。
“你本事挺大的嘛。”我笑了，拦了一辆出租车，招呼孜枚坐上去。
“忘了徐文清说过什么了？勾引男人是我的特长啊。”
“你还记得她啊？”
“永远也不会忘。”孜枚的嘴唇上抹了银色的口红，在这样的早晨，她不化妆的脸孔看上去冷冰冰的，像个病人。
“你还不知道吧？”坐进车里后，孜枚说，“徐文清的丈夫死了。就是那个胖乎乎的，戴着眼镜的小个儿男人。听咱们班长说他上街买菜，一辆大卡车从他身边开过去，车上装的圆木没捆好，卡车转弯时甩出来一根，正好砸在他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把他砸死了。”
“这么巧？”
“可不是。徐文清现在是寡妇了，身份变得多时髦啊，我原本打算找机会当面向她表示祝贺的，可惜时间来不及了。今天上街时我们顺便去趟邮局吧，往我们的母校给我们敬爱的徐老师发一封贺电，再送给她一束鲜花。”
“算了吧，她对你再怎么不好，毕竟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她。”孜枚笑微微地说。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她。当年孜枚也是这么说的，为她妈妈赌着一口气。
那个下午我们空手而归后，孜枚自己又去那个女人的单位堵过她两次，都没遇上。有一天在街头倒碰上了，她和一个女同事在一起。
孜枚骂了一声“破鞋”就冲了过去，一巴掌煽到她脸上，还顺手扯住了她的一绺头发。那个女的起先被孜枚打懵了，但她很快就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儿了。两个人动起 真格的来，孜枚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她的嘴角被那个女人用头撞出了血，脸颊上还被打青了一块。那个女人的同事以拉架做借口，从后面抱住了孜枚，让那个女人 趁机在孜枚的肚子上踢了好几脚。
孜枚打不过，就喊叫了起来，把那个女人和她爸爸的臭事当街抖落了个干净，床上床下的毫不避讳，惹来了一大堆人看热闹。那个女人不敢恋战，抡圆了手臂在孜枚的脸上狠狠地抽了两巴掌，然后和同事一起离开了。
孜枚捂着肚子，在地上蹲了半天才站起来。看热闹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孜枚看见一家五金商店门口站着一个留寸头的小伙子，衬衫白的像雪一样，下摆掖在洗得 发白的水磨蓝色的牛仔裤里。他穿得一本正经，眯着眼睛看人的表情却有股吊儿朗当的劲头，一支烟叼在嘴上，来来回回地动着。
孜枚扶着停在路边的一辆自行车站了一会儿，那个小伙子笑嘻嘻地朝她走过来，“你挺勇敢的啊，这么瘦还敢一个打两个。”
孜枚没说话。
那小伙子凑近到她的身边，低声和她商量，“你给我做女朋友吧。我来替你打架，你想把她打成什么样儿我就把她打成什么样儿。”
孜枚没理他，转身慢吞吞地往前走。
他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自我介绍说，“我叫小于。”
孜枚捂着肚子，在一家饭店门口站住了。那家饭店的大门上镶着两块大玻璃，阳光反射到上面，像镜子一样亮。孜枚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
小于站在她的身后，两手插在裤兜里，表情很友善。
孜枚盯着镜子里的人，问道，“你真能替我打她？”
“没问题。”
“打掉她的两颗门牙。”
“行。”
“打肿她的脸。”
“行。”
“打她个鼻口窜血。”
“行。”
“把她的头发再拽下来一绺。”
“行。”
“打死她。”
小于盯着孜枚的脸。她是认真的，他也变得严肃起来，“打死她我们也别想得好儿。”
“你干不干？不干就拉倒。”
“打个半死行不行？”小于问。“打两次，每次都打她个半死，合到一起也差不多算是打死她了。”
孜枚犹豫了一会儿，说，“行。”
“你们不一起睡吗？”孜枚在我的两室一厅里四处看了看，她注意到每个房间里各有一张单人床。
“我们感情不好。”我开玩笑说，用电壶煮着咖啡。
咖啡的香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冻僵的身体慢慢地缓过劲儿来，又变得柔软了。“小于怎么样？他也在厦门吗？”
孜枚走过来坐在餐桌边，“我们离婚好几年了，我这次主要是回来看儿子的。”
我盯着热咖啡上面白雾状的蒸汽，“你们的感情不是一直很好吗？”
孜枚笑了笑，用勺子在咖啡里搅起一个漩涡。
第一次见小于时，他站在我们家门前的一棵树下面，个子不高但很挺拔。烟头上的那一点红在夜色里特别醒目。孜枚和我在房间里聊了一个多钟头，她没告诉我有人在外面等她。
孜枚从我家里出来后，小于把外衣脱下来搭在她肩上，冲我笑了笑。我没看清他的五官，但他的那个笑容令人难忘。
我对小于的最初印象和孜枚一样，看他不像街头混混，倒像个大学生，还有一股大学生身上缺少的洒脱劲儿。
我高考那年，小于带着孜枚出去旅游，回来后，孜枚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和父母翻了脸，搬到小于家里和他结了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