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15日，嘉兴县城上空阴云瀰漫。一场新的武斗已势不可免。市中心勤俭路最繁华的一公里街道上，要求解放军驻嘉部队支左联络站重新给予支持的 “革联司”静坐群众安营扎寨已近一个月。与他们的广播喧嚷对抗，是“联总指”广播站在宣读的支左站要求群众回家的公告。
嘉兴位于上海与杭州 的正中位置，以开了中共一大的南湖闻名于全国。由于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部署造成的时差，与全国县级城市类似，这里的文革形势发展比省市慢一个节拍。这样， 在省城杭州早已击败由原省委操控的“保守派”，然后原“造反派”本身又分裂为“省联总”与“红暴派”，从1967年上半年开始便势不两立。解放军驻浙部 队“支左”介入之后，宣布支持“省联总”。于是“红暴派”长期处于劣势。
而在嘉兴，1967年2月是由原县委操控的“保守派”在上海夺权“一月风暴”之后“夺”了权。此时解放军介入，支持夺权一派。原“造反派”头头被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5月份。
当时我是嘉兴一中高三(3)班学生。作为六六届毕业生，本应在一年半前考大学离校。但文革一起，全部留校参加运动。1966年夏文革开始之时，我是全县 中学六名三好学生之一，同时任学生会宣传部长。嘉兴一中从1964年社教运动中开始，实行严格的“阶级路线”。每班约三分之一的工农子弟组成核心领导小组，非工农革干出身的同学便成了二等公民。团委会、团支部、学生会的干部中，非工农出身的学生只剩下我一个，可能因为我职员成分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员的缘 故。而“重在表现”也至少还要装装门面。此外我有画画的天份与热心，对人际之间的纠纷躲得很远，对公益活动充满热情，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所有这些都使我 在本班同学及不少其他班的同学中有比较好的声望。如那个“全县三好学生”便是被同学们选出来的。其实我的学习成绩只是中等而已。
当年暑假按常例要下乡与农民同吃住参加“双抢劳动”。我是本班带队的。但8月初全体同学被紧急召回学校，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校党委成立文革委员会，我是委员之 一。接着开始批判党委抛出的第一个替罪羊。但8月18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消息传来，一切便都乱了套。对我们县城中学生而言，“红卫兵”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不了解。只按了《人民日报》的报导，马上自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半夜敲开城中布店大门，制红旗红袖章。第二天便上街改街名。
初中生们的红卫兵开始胡作非为，又是提议要去砸庙堂文物，又是到处抄家。我一看这么不讲政策，很是生气，带了自己学校的红卫兵去制止这种行为。不过这日子并不长。8月30 日，从北京来了两位正牌的“血统论”的红卫兵，在一中礼堂召开全校工农革干子弟大会，会场外派人持木棍站岗。会后宣布原一中红卫兵“非法”。成立了纯“红五类”的红卫兵组织。
我提议成立非红五类同学的“赤卫军”为红卫兵外围组织。立即遭到严厉批判。我检讨及时，没有吃太多苦头。但是这一个折腾，倒把本应成为“保守派”的我，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造反派”。
1966年12月，我与班上五名非红五类同学密谋逃出嘉兴歩行去北京。冲破“血统论”红卫兵封锁后，方才发现外面世界早已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而“血统论”也不再时髦。北京已成立了“红三司”。在北京读到了遇罗克的批血统论檄文，非常激动。等次年二月回到故乡学校，我们也组织了对原“红五类”红卫兵的批判，扬眉吐气了一个月。
但解放军支左介入后，驻校军宣队按正统做法，支持工农子弟出来当领导。我们再度受压。我们班的非“红五类” 同学中王介仁(他家后来改划成贫农成份)、陈家骥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1967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这天，我们密谋“起义”，占了广播站，宣布成立“井岗山”组织。一呼百应，一周后便由几个学校的造反同学组成了“红三司”，同时派我与两个同学去杭州与省联总联络。红三司也与造反派工人联络，合组为“联总指”。5月18日宣布绝食，抗议解放军支持“保守派”。
王介仁等决定在省里站在“省联总”一方被証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省军管会下令嘉兴支左站调转屁股，坐到我们一方来。这样，八十一个小时的绝食行动取得大胜。被军队抛弃的“保守派”组织“工司”，“砲司”(学生组织)联合“贫司”煽动大批 农民进城，占了整个市区。联总指方退据属上海工总司势力范围的铁路干校，由空军支左军人策划，于8月15日发起反攻收复市区。9月份军方帮助敌对两大派签了和约。此后有了两个多月的和平时期，直至12月中下旬由省红暴派人来策动，“革联司”再度发起挑战，上街静坐，局势便又动荡起来。
红三司成立之后，我一直负责政宣工作，但没有头衔。我以“老造反”自豪，不在乎职务。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到处演出。还在勤俭路建国路十字路口的大宣传牌上定期发行文图并茂的壁报。为了给“红三司”主要成员提供保护，驻嘉高砲部队的领导发给我一颗手榴弹。我一直放在随身军用挎包里。有一次在街头出壁报要敲一枚钉子，我掏出手榴弹当榔头用，后面围观群众呼的一声退后一大截。
大约在1967年10月的一日，我从“红三司”总部所在的二中(现秀州中学)出来，沿河边小街向勤俭路方向走去。街上空无一人。老远忽见有一伙人迎面走来，我一眼认出是被保镖簇拥的“砲司”文攻武卫总指挥顾关祥，我的同班同学。
说来也怪，全县规模的对立两大学生组织，三个头头都出在我们班上。不过顾关祥与外号“家伙”的王介仁及陈家骥不同。不同在于他身上毫无领袖的气质。他为人极为忠厚老实，一直是个好好先生。用“先生”这词也不合适。他出身劳动阶层家庭。母亲是烧老虎灶的(为居民供应开水)。可能因为身强体壮，才被真正的 “炮司”头领任命为文攻武卫指挥。在学校里时，我俩之间互相尊重，从无纠葛。在我被老“红卫兵”欺压时也如此。动乱开始后，有大半年没有见过了。如今狭路相逢。8月份我被“砲司”同学指认，当街被“工司”抓走毒打了一顿，这次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下意识地把手伸进挎包里握住了手榴弹木柄，想，如果对方要动手，我就把手榴弹拿出来拉了弦，再扔到河里去。也许可以唬住对方。
我不知顾关祥在想什么。双方越走越近，默不作声。直至快平行时，他忽然咧嘴一笑，问候：“吃过饭了吗？”顿时时空似一下子回复到文革之前的校园。我马上热情地回应：“吃过了。”再互道一声再会，都不停脚地走开了。
我把手从挎包里伸出来，好似做了一个梦。
现在，1968年1月15日的勤俭路上，静坐棚里，据说砲司的头头只剩下了一个，成为最高层领导，他便是顾关祥。我想，别人都是聪明人，一看苗头不对都逃之夭夭。只有这个老朋友认了死理，宁死不改初衷，也不愧为一条好汉。
按照军队支左站的部署，清除静坐群众、结束动乱的行动于当日天黑后开始。顿时街上大乱，杀声四起。幸好双方手里都没有热兵器，所以没有血流成河。
我在当时是一个真诚的以革命者自许的热血青年。行动开始，红三司方面没有任何部署，都是群众自愿参加。我便离开街头广播站，徒手加入攻击方，跟着一伙工 人在十字路口爬上屋顶，对方的人马也在屋顶上边战边向北丽桥方向退去。一时建国路上瓦片乱飞。我的运气特别不好。刚上屋顶没有一两分钟，一片屋瓦打中我的头部，弯弯的瓦片，一边打在额头上，一边打在一颗门牙上，门牙落下了一截。顿时血流披面，天旋地转。冷静后自己下房撤退，跑到不远的第13军医院求助，但那里要我去第111军医院，于是又到火车站那边的111医院。不料医院说军医全部上前线了，拒收我治疗。求医无门，我又回到了广播站。却见广播站两位女同学也都上了街。我想，我还不如女将吗？于是忍了痛，擦了血，一口气跑了三里路回到一中宿舍，取了自己从未用过的藤帽与长矛再回到战场。
此时勤俭路上已全部为“联总指”一方的群众挤满。“革联司”方的静坐人员已不见踪影。其中“工司”，“贫司”的武斗人员也早已逃之夭夭。只有人民剧院高高的屋顶上传来《国际歌》声。有人告诉我，只剩最后几十个“炮司”的学生由顾关祥率领，爬到了剧院屋顶上不投降。而且已有两个人从屋顶上滚下来摔死了。
我冲进剧院大门，里面也都是人。穿过观众厅到了舞台上，那里有不少“红三司”的同学。我在两三个月前刚带了宣传队在戏院里演出了好几场《红三司之歌》歌舞剧，还身兼舞美装置职员，对后台十分熟悉。因此立即沿后台旋转铁梯往上冲。梯上也都是“红三司”的人，都认识我，让开身让我到了顶端。梯顶距屋顶有一人多高，屋顶被扒开了一个大洞。我到时，双方都寂静无声。彼此都僵持着。
我当时身轻，手劲好，爱做引体向上体操。于是将长矛交给身边的一个好战友周建中，跃身攀住屋顶，翻身上房。第一眼黑压压的不见人影，更无人来攻击我。定定神，才发现远远的屋顶另一端从屋脊往下有两三排人坐在那里不发一声。 我意识到这就是停止作战的“炮司”同学。我完全忘却有滚落下屋顶的危险，急速地跑到他们前面，一眼看见了同样默不作声的顾关祥。我大声地说：“都下去，都 下去！”他们便顺从地站起身来往洞口走去。
我与随后跟来的宣传队同学周建中等在屋脊上捡起一个电喇叭，便兴奋地探身向街上群众大喊：“我们胜利啦！”喊了好一阵，见屋顶上已无人，便也回到洞口跟了最后的“战俘”下铁梯。
但我一下到铁梯上便惊呆了：刚才缩在铁梯上不敢上房的“红三司”同学(也有工人)，正在夹道痛打投降了的“砲司”同学。我的血涌上头顶，大声嚷道：“不要打！不要打！”一边挤下铁梯，从后门出了后台到剧院后院里。这时一幕更惨的景象让我震动：刚才还是好好的顾关祥，已被插了两刀，倒在地上。我也不顾他是已死还是活着，立即叫身边的人帮我把他架起来随了俘虏队伍往门口走去。我当时真是被气昏了头。这些人怎么可以这么无耻！作战缩在后面，对没有自卫能力的人 却一拥而上。当时顾关祥已清醒，也急于离开险境，配合着我与架他的另两人一同往前走到了勤俭路上。不料我还未松一口气，路上两边的工人们棍棒一齐打来。我 大叫“不要打”，声音被淹没在一片“打”声之中。这批工人更可恶，连冲进剧院的勇气都没有，此刻来表达他们的“勇气”。瞬间我的护在顾关祥肩上的手已挨了好几棍，痛得我一下子缩回了手，只得大叫“快走！快走！”总算冲出了棍阵，被引导到中山路上的工人文化宫剧场内。一路上，重伤员如顾关祥等被解放军医生接 走。在文化宫里，几十个轻伤(全部在被俘后打伤)的同学坐，躺在那里，由家长或老师来接走。天亮时，全部人员处置完毕。我仍在愤怒的心情控制下。当初在屋顶上大喊〞我们胜利了〞时的心情早已一去不复返。不仅如此，我还深感自己的浅薄。直到这一夜之前，我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笃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为我们代表正义的方面，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一夜我看到了“自己人”并不比敌方好到哪里去。尤其是领悟到人性丑恶的一面------虽然“人性论”在当时是被否定的。
武斗后城里的牙医诊所关门一周。等我见到牙医时，受伤的门牙已死去，后来义务又为我服务了二十多年。听说顾关祥的刀伤伤及肺部，好在他身体强壮，逃过了一死。我在两年后支边到北大荒，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浙江省的政治形势此后开始稳定，但在林彪事件后，由于驻浙部队高层均卷入，浙江文革历史又折腾了一次。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的清查中，王介仁想不通，自杀了。我在宣传队里的好帮手周建中发疯死去。嘉兴人在文革中最幸运的是两次武斗时恰好都没有热兵器，否则必如邻城苏州一样尸积如山了。我也必难逃一死。而在两次武斗之间有两个月，解放军给总指发了枪。其间发生过几次小冲突，死亡的人员中有一个砲司的学生，是文革前夕与我同获三好学生称号的六个人之一。
我也很庆幸自己虽然充好汉加入武斗队伍，却都没有被卷入到用刀 枪对刺的境地，从而没有直接的血债。但是总对顾关祥有深深的歉意。可能我再尽力也保护不了他过关，但总后悔没有陪他一同下铁梯。其实我的罪责难道尽止于此吗？我没有打过同学，我也没有斗过老师，但是只要我戴着红袖章，举手高呼口号，只要我跟了“伟大领袖”毛泽东“闹革命”，我就是一个从犯。我的罪责，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相比，不相上下。
1968年1月15日血腥之夜，是我人生中最早的转折点。此后我不再关心打打杀杀的政治，开始了专业画家的生涯。而且从此我有一个决定，不加入任何群众组织，无论它打着什么旗号。这个决定维持至今。
那一年我2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