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从书店买到一本台湾联经新出的厚书﹐《黄河青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仁宇自1980年代出版《万历十五年》一鸣惊人后﹐如今已是极受尊重的历史学家。这本回忆录早在１９８３年写就﹐却由作者封存只允许在去世后方可出版。作者于2000年过世﹐原着由英文译为中文后得以面世。历史学家写回忆﹐尤其又是在成名作尚未出版﹐学朮思想遭质疑﹐大学教职被解聘的倒霉年头写就﹐因而此书充满了对他自创的“大历史观”的自辩﹐学朮讨论的篇章远大于自传的成份。虽然如此﹐是一本很吸引人读下去的书。尤其作者时时从个人遭际的“小历史”拓展至民族乃至人类的“大历史”﹐那种眼界与胸襟说明了历史学家何以为历史学家。
黄仁宇的不凡不仅在于他的学朮成就﹐还在于他在学朮界属于“半路出家”的晚成之辈。早年的他是工科大学生。抗日军兴﹐投笔从戎﹐从中央军校毕业后即赴缅甸战场﹐任印缅中国军总指挥部的副官。1950年代初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少校职位上退伍赴美国﹐入密执安大学重读本科﹐时已三十出头。他做明代税制研究的博士论文时﹐指导教授余英时比他年轻十几岁。
我在读这本回忆录时﹐注意到黄仁宇在1946年随郑洞国将军由沪北上至东北﹐随即被选拔在南京通过了考试﹐被送到美国的陆军参谋大学进修一年。学毕归国﹐即获派至日本的军事代表团任职﹐得以逃过内战的浩劫。设若他一直当郑洞国的副官﹐那幺即使逃得掉先前的一些恶战﹐也必在长春当了林彪的俘虏。长春的围城之战﹐其状之惨烈﹐我是听了好几个幸存者的讲述才証实的。
因为我的岳父也有1946年被国军派送至美国进修一年的经历﹐我便打长途电话去问他。不料他老人家听见“黄仁宇”这个名字﹐竟说﹕“他是我同学。”“什幺时候的﹖在天津的大学里吗﹖”“不是﹐是长沙的中学同学。”的确﹐我忘了岳父与黄仁宇均是湖南人。岳父与黄仁宇是三年的高中同班同学。彼此也互敬互重。后来八年抗战中﹐岳父随北方工大西迁﹐1940年毕业后投军﹐一直在空军任工程师。1946年是由空军选派赴美进修的。回国后内战烽烟已炽。他不愿被卷入﹐乃从上海驻地擅自离职逃往天津﹐进了大学执教。一年以后一位军队同袍遇见他﹐给他看一份通缉令﹐是通缉逃兵“空军上尉王洪星”。岳父惊讶道﹕“我只是中尉﹐怎幺当了逃兵反升了一级﹖”同袍告诉他﹐他逃走前夕晋级令已下﹐所以他自己反不知晓。1966年他以“历史反革命”与“大右派”的双料身份遭受批斗时﹐发现大标语上已是“国民党少校”头衔。原来红卫兵们也有关心历史的﹐知道当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关爱空军﹐凡是与陆军同等军街的﹐实际待遇高一级。
1949年后岳父与黄仁宇失去联系。只听说他在美国任教。四五年前他赴美探亲开始打听黄的消息﹐想重聚一下﹐不料几个月后在《世界日报》上读到了黄去世的报导。
二战老兵相继过世。不久前﹐就在欧洲准备隆重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时﹐我的妻舅﹐也就是岳父的内弟周承斌在天津去世。他也是印缅战场的老兵。1944年﹐他才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从日占的上海辞别亲娘﹐辗转跋涉来到战时首都重庆报效国家﹐恰逢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十万青年十万军”。他立即报名入伍。在成都穿了军装去探亲﹐被他在重庆当官的父亲反锁在房中不许他返营。他跳窗逃回兵营。其父无奈﹐便修书一封嘱他的好友缅印中国军的孙立人军长多多关照自己这个儿子。周承斌与他的同学果然被孙立人将军留在自己的司令部当幕僚。但他们不愿意。在坚决要求下﹐被分配到105口径榴弹炮部队。许多年之后﹐他曾对我忆起当年最深刻的印象﹐是原始森林里的尸骨累累﹐以及林中的伏击﹐随着机枪声﹐鲜血从树顶茂密的叶子里滴落下来。从时间推算﹐他参加的是史迪威的反攻﹐终以打通滇缅公路而告终。1946年他已在昆明接受了伞兵训练﹐但内战迫近﹐他以升学为由退伍﹐当起了大学生。妻舅后来一直任职电缆工程师﹐直至1979年后才获重用﹐被任命为厂长。
如今国人都在缅怀抗日军人的爱国业绩。但在毛泽东执政年代﹐前国民党军人的抗日历史﹐是被视同反革命历史的。在当时的政治词汇里﹐“反革命”又与“卖国贼”同义。可见“爱国”这个词汇是如何地不可靠与语义含混﹐或者说是如何地可以被政客或独裁者利用。
纵观世界历史﹐只有在少数情况下﹐“爱国”有明确与正面的意义。如美国独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阵营一方﹐以及比较单纯的民族反外来侵略战争等。爱国一词的歧义之深﹐恐非现代中国莫属。回想起来﹐黄仁宇与我的岳父这一辈人﹐能够投身于抗日战争﹐参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壮举﹐实在是他们的幸运。虽然他们后来为此付出不同的代价﹐但历史会还他们以公正。而如吾辈追随毛泽东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纵然笔者本人可以避免手上沾血﹐但仍不能推卸帮凶的罪责。遑论什幺“爱国”呢﹖到了公元1989年又一代的青年学生走上北京街头﹐一开始还被当局承认为“爱国运动”。待镇压枪声一响﹐十五个年头至今﹐还是被认定为有外国势力插手的反革命暴乱。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幺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以上这段引言﹐我们这代人都熟悉﹐是鲁迅于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写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的。笔者读中学时﹐该文被选入语文课本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那是在1960年代之初。拜此教育之赐﹐让我在1989年对鲁迅有了新的认识。
还是鲁迅的时代。鲁迅仍是我们的导师。
鲁迅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类话题上﹐是一直站在一个批判的立场上的。因为他永远都站在底层大众的一边﹐而不信任统治者。可是在他去世前几年﹐他的无疑更为深刻尖锐的思想与立场难以为人所理解。因为在当时﹐整个中国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国民政府的国家行为与人民大众的群情激昂都具有了相当正面的意义。也即是说﹐抗日战争需要这种积极的爱国情绪爱国主义。
但是﹐一旦面临内战﹐以及和平时期的独裁统治﹐爱国主义便立即变质变味。黄仁宇在自传中引用一位美国学者的玩笑说﹐美国当年的内战打得这幺势不两立﹐“是因为双方彼此都太爱国了。”美国好在是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内战打完﹐和解便降临。打败了的士兵解甲归田﹐打败了的将军去大学上讲台﹐当校长。中国的内战便不是了。一方指对方投靠美国﹐是卖国贼﹐另一方指对方投靠苏俄﹐也是卖国贼。骂了一辈子﹐直至“台独”隐然而至﹐方改口称过世的蒋公是爱国和坚持统一的英雄了。另一方的遗老们也纷纷叙旧。黄埔建校八十周年大庆﹐便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好时机。却不提那上千万“爱国”捐躯的炮灰们﹐早已连坟墓也不知在何方了。
黄仁宇以一个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中国政府的退职军官（而且还是抗战军人）﹐持有反共的立场﹐来到麦卡锡主义当道的美国读大学﹐在我想象中﹐应是如鱼得水。不料在他自传中﹐谈到他处处受到冷落与敌意。原来麦卡锡主义反激发起美国学界普遍的憎恶蒋政权的情绪﹐更不用说同情红色中国的左派学人的影响力。以至他在自传里多处自辩。而他的中国大历史观的创立﹐也是得益于他因此而生发的反思之中。他的思考结论是20世纪中国变革的合理性。在宏观的视野里﹐他给共产党的实践予一定程度上的肯定﹐甚至将毛泽东与蒋介石相提并称为伟人。
黄仁宇的观点遭到年轻一代的学者单少杰的挑战。这位今日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在他的力作《毛泽东执政春秋》一书中“将毛泽东严厉地摆在历史天平上﹐很少顾忌﹐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李锐评语）余英时为之作序时既肯定了黄仁宇“历史的长期的合理性”的观点有坚强根据﹐也引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与波普尔的“每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可选择的志业而牺牲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鼓励别人为一个理想而牺牲”的名言﹐对单少杰的春秋笔法予以赞扬。
余英时序言中提到史学家伯林的《历史必然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惜读不到。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一书中引用伯林的发现说﹕“通过军事征服﹐或某种非正义的压迫手段使一个民族受辱时﹐通常会造成民族主义的反应。他把这种反应称作’嫩枝弯曲’现象”﹐“因此﹐国家总是利用民族的集体创伤﹐激发民族主义情感﹐作为维持自身凝聚力的一种方式。”“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抵倾向于爱国主义宣传﹐却具有更大的盲目性﹐煽动性和有效性”。着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宣扬爱国主义的政治口号﹐往往都是出自统治阶级与政府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