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之前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但我真正的写作是从散文开始的。为什么说真正的写作？简单地讲，是因为散文，我才开始意识到文学写作中“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问题。而根据自己对散文的最初认识，它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无形与自由，一开始，散文就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写作的快乐。
于我而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散文写作完全是一件向内、不断向内的开掘，而只有不断地向内，我才得以窥见那些在我身边来来去去的种种事物的若许本质。事实上，这种说法既不新鲜，也非我的独创，而且我相信，凡是那些在“新散文”写作中有所成就的散文作家，都对散文写作这个“向内”的动作心有灵犀。而我自身，除了继续沿用这个说法外，似乎找不到更简洁、更精确的表达了。
因此，越是接近散文，我越是坚定地认为：散文就是一种无止境“向内”探寻的行途，一种透过“自我”之眼贴着肺腑地述说，一种从混浊到清晰地认知过程，一种由局限进入无限的漫长进程。而每一次“向内”地努力与尝试，都会让我确信：只要你的感官足够强大和深入，只要你的“自我”之眼足够明亮、自信和有耐心，你就能攫取更多事物的意涵与真相，哪怕每次只有很少的一点点。而今，回顾这个进程，会看见自身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姿态，更多时候是一种蜷缩、幽闭的形象。是的，正是因为这种蜷缩的姿态，使得我对自身的散文写作感到疑惑，甚至开始产生微微的厌倦。“如果能使自己的眼睛与心灵变成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那样”——我这样对自己说，并暗暗渴望。虽然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无限的小宇宙，但是，如果个体总是以隔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进而放大自身的方式来表达自我，那么，这个被表达出来的自我是否还具有被普通阅读的可能？或者，这个个体是否还有以书写的形式来进行表达的必要？是的，突然有一天，我不愿意再以这种蜷缩的姿态来表达自身了，我渴望更多的事物进入我的心灵、进入我的语言。
如果世界在我们眼中有所改变，那也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渴望有所改变，是我们的眼睛、身体和心灵在改变世界。当我改变面向外部世界的姿态，外部世界也改变了它曾经对我转过身去的背影。这样，曾经一度难以为继的写作，才因为渐渐开放的姿态与心灵，进入一日日安静下来、以及更加寂寞的境遇。也是这段时期，我开始进入小说的写作。
能够代替作者说话的唯有作品本身，评论家甚至写作者本人往往都会言不及义，或者言之过甚。但是说出散文写作之于我的重要性，我却觉得十分必要。就好像一个事物的母体，我的全部写作全都基于散文自由自在、难以中断地表达，语境、语感、语言、姿态、叙述、立场等诸多趣味和标准，都仰赖于散文的锻造而成形，以至于许多时候，我几乎会把我的小说看成是从散文身上抽取的丝线，以至于我从不愿意将这两个文体划割得太清晰。
说到小说，我则更要小心翼翼了。因为对我来说，如果散文写作更接近于一种本能、自在、感性地抒发，那么，小说显然如同一种更理性和更冷静，如同权术一般的技术活儿。散文是让写作者永远坦率地承认：那完全是他本人的视角。小说则显得诡计多端，它让写作者可以假装自己拥有无数个全知的视角，并且可以在各个视角之间跳来跳去。
基于此，我对小说总是有着三分畏惧，就好像站在一个堪称“巧夺天工”的大师的身旁，任何投足举手，任何一个小动作都会透露出自己的生涩和肤浅。那些仰赖于散文的锻造而成形的叙述与腔调，似乎一来到小说中就生出一种生份和拘谨，而行至今日，依然还是跌跌撞撞的样子。
由散文而小说，于我而言，就好像从一件事物的内涵来到它的外延，因此，写作时的思维取向便有了角度的变换。当一种向着事物内部的探寻完成了量的积累之后，质的转变会促使一个写作者尝试着离开这个事物，在更广大的一个背景里，确认它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它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它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导致它的存在和变化的内因与外因。虽然散文同样可以以其自身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但是相比来说，小说在这些问题各个层面的表达上更有优势。
我常常陷在怎么写小说的困扰中，因为宇宙之大、世界之复杂、人性之深微已经在告诉我，你可以一百次地重复你的主题，但最好不要重复一次你的写法。
在怎么写小说这个问题上，我和许多小说写作者一样，一直在找寻一条适合自己并且独属于自己的方式。而在这期间，一度使我犹豫、并进行反复尝试的事情便是如何“写实”的问题。
坦率地讲，虽然曾经努力尝试着“写实”，但在心底，我一直是排斥这种表达方式的。事实也证明，我写不好任何一篇“写实”的小说。就如同一个人的身体本能地排斥一种食物、一种气味一样。
这里，我所说的“写实”，是指在小说中演绎一种切切实实显现在人们眼前的故事，一个人的死亡，小人物的生存际遇，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伤害，幸福的得失，时代的变化等等诸多能够眼见为实的经验与具象，它们更多表现为一种“结局”，更多是一种外力导致的“结局”。显然，这种“写实”的方法，并不符合我对小说的期望，也与我对事物的认知有所出入。我总是认为：人们眼见为实的种种“结局”，或者说“故事”，不应该仅仅是外力的结果，更多时候，推动“故事”或者导致一种“结局”的本质原因，在于人心与人性。而“人心”与“人性”的抽象性决定了它们作为一种“虚事物”的真实存在，而我对于小说的理想，正是将这些“虚事物”坐实成一种确凿无疑的存在。因为，在我看来，这些“虚事物”，才是文字该去展示给世人的“风景”。正是在对这些“风景”的描述或者取舍中，一个写作者的立场和情怀才能得以真正展现。而事实上，这个“风景”的面目十分虚幻，它其实就是写作者之所以要写作的原因，它是人的种种困境，生存的、精神的困境，但也是艺术的理想，以及人的理想。
我的另一个排斥“写实”的原因是，跟声像制品相比，语言几乎丧失了“写实”的优势，而一当语言失去了这种优势之后，语言的魅力才变得无可替代，因为语言在时空中的转场速度是最为轻便和迅疾的，语言对事物的触及永远是更多维的、更无限的。
然而，意识到一个作家的写实能力何其重要与伟大，是在我读到雷蒙德·卡佛小说的时候，我指的不是卡佛对那些活色生香的、确凿可见的种种细节的描述，而是他如何揪出生活里那些一触即溃的虚幻的物质——情愫、感触、察觉、体验，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轻得就如同不存在，如同穿过手指的一粒尘埃，但是卡佛却在漫不经心地叙述中突然一把抓住了它们，并将它们令人震惊地放大，进而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都是这样被抹去和被改变的。从马歇尔·埃梅，到胡里奥·科塔萨尔，从爱伦·坡到米洛拉德·帕维奇，如果要继续谈到这些文学大师们之于我在小说写作中的启发，那么，这篇创作谈接下来将会变成一连串的人物名单，所以，必须就此打住。但我又不得不进一步承认，与拿着自己的作品说东道西相比，谈论这些小说大家令人着迷的小说要有趣一万倍。
文字或许就是我所说的那个“虚事物”，她如同一个真实的幻梦，许多时候能够带着我出入于生活，而每一次在日常与写作之间的往返，又带给这个真实的幻梦以愈渐广大的疆域。
2011年4月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