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总是忌讳说我是强盗的儿子。这绝不是文学上的夸张，在我们的国家和历史，承认就意味着自绝于国民。现在想起来，其实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呢，文化大革命那阵子，真够瞧的，险些儿未给另一群名正言顺的强盗一棍子打死。暧昧的命运，并不比女人通奸神秘。那棍子干么不把我的小命送掉，只留下一道深刻的怒气冲天的疤痕，让我又活了那么多年。
在人世间，我出生于那个叫戌城的郊区，除了十年劳改，未曾离开过那座木结构带阁楼的住宅。它在柏树围成的绿栅栏里边，在馒头状的坟墓中央，那时候，城市还无力蚕食这里的田野和黄昏，那时候这里不是房子连着房子，人撞着人，只有坟墓，啃骨头的蚂蚁，发情的野狗，叫丧的乌鸦，晚风中飘荡的纸钱，只有我的父亲。在没有山的平原上，这里是盗贼最好的处所。我不知道父亲究竟抢劫些什么。他留给我的遗产是房子、蜘蛛网和一对祖传的三角形匕首，一把挂在母亲的阁楼里，传说每逢长江涨潮，锋刃上便涌起白色或红色的波浪；另一把在我手里，没有任何奇异之处，不过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匕首。好几年来，我都随身带着，在这个人身安全尚未得到保障的国度，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藉以怀念父亲，带着它，父亲就在我身上，我就有了依靠。现在，这对匕首已没收进公安部门的兵器室，但愿我是这对匕首故事的最后一个结尾。由于父亲的恶名，我过了二十六岁，才娶到一个麻脸的讨饭婆。尽管如此，我儿子如今也十六岁了，中学毕业，长着一副牛的骨骼，地道的强盗的后代。
我母亲的一生会跟我父亲罗虎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实在有些传奇。那时候她叫日本人逮去，正要强奸，罗虎自天而降，两刀子捅死两个东洋狗，母亲连道谢都来不及，罗虎居然就强奸了她，其行为之卑劣比东洋狗更甚。母亲说，原因是她漂亮得未免太过份。之后，母亲奇迹般地爱上了罗虎，在她看来，罗虎是个打家劫舍的好汉，抗日的英雄，出生入死，很有梁山好汉之遗风。据母亲统计，单是他那对三角形匕首就宰了一百零七只东洋狗。旁人的说法，则无法判断父亲的为人了，这从提起他时的称呼可以看出：强盗，土匪，窃贼，江湖大侠，绿林好汉；更矛盾百出的是居然有人骂他胆小鬼，因为他的怯懦，我母亲白白遭了东洋狗的一顿蹂躏。前几年，还有人臭骂我是洋鬼子的恶作剧——我确实长得有点像日本人，小胡子，小眼睛，一脸的色相。有关我父亲的结局，当地流传着许多故事。其中主要的几则是：一说一九四三年的秋天，他第十二次深入狼穴，被叛徒出卖，给炒了心肝下酒，尸体则扔进长江，这算是厚遇了，日本人崇拜英雄；另说，抗战胜利后，他投靠蒋秃子，跟共产党作对，在一次不是战斗的战斗中，让共产党毙了。我觉得后一种说法接近事实的可能性多些，他死的时候，肯定未带匕首，要不那对匕首怎么可能落到母亲手里，不过，也说不准，谁能否定这对匕首是母亲失而复得呢，照理父亲是绝不会丢下匕首去送死的。总之，我父亲的下场不怎么好，在我有记忆之前，就让一颗子弹或者刀子进入了胸膛。我对于父亲的形象，都是后来母亲传授的。
时光流到一九八五年，我依旧住在父亲留下的带阁楼的房子里，这种房子在当地大概独一无二了，蛮有文物的味道，何况曾经住过一个大名鼎鼎的江湖大侠。不过，周围不再是柏树和坟墓，几家工厂雄踞着，整日稀奇古怪地吼叫，犹如脱了皮的狮子。四十年如故的感慨，我是无论如何也发不出来的。承蒙当局恩惠，八○年以后，我就是其中一家工厂里的车工，身份由强盗的儿子变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我母亲不用说已上了年纪，又长又瘦，像鳗鱼干，经常咳嗽。从不出门，倒不是怕风，街道上光怪陆离的色彩使她胆颤心惊，或许是联想起父亲死时一塌糊涂的脑髓。还有点儿古怪，人老了自然免不了有点儿古怪，她非常固执地不让人到她的阁楼里去，即便是儿子如我也不例外。我想，父亲的死，经过四十年的抗拒，终于使她脑瓜混乱了。她老是穿着白衣服。我们知道，中国的老人，一般不穿白衣服，除非追悼死者。是的，母亲在追悼，独个儿无声地追悼，当然还伴随着咳嗽。
前几年，去厂里上几个小时班，纯属自愿。我妻子在附近临街开一家代销店，所赚的钱不比我少，四口子三代人，日子懵懵懂懂地一般过。但是，到了八五年，情况就不同了，厂里突然像引进丰田轿车富士胶卷，引进了厂长川石秀山先生。从宣传口径讲，这表明人才交流一如技术，已经进入世界性的范围，在三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一个普通的工厂引进日本厂长，是不可想象的。从愤世嫉俗者角度讲，经过三十多年的折腾，中国人对中国人到底失去信心了，不是吗，既然月亮都外国的圆，厂长自然是外国的强，于是有人提出更大胆的设想，干脆总理也外国进口。我们厂的职工开始挺解气，甚至不无得意，似乎川石秀山先生并非日本人，而是自己的父亲，起码也是大哥。可是很快就经受不住他的严厉措施，比如上班迟到几分钟扣奖金几元。叫我们想象不到的是，他连工作时间内小便几次都作了明确规定，多一次罚五元。尽管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奖金也成倍增长了，我们却真吃不消，我们都懒散惯了的，私下里难免恶狠狠地诅咒：狗日的，难道我们还未吃够东洋狗的苦头!死在日本屠刀下的祖先，知道如有今日，决不会瞑目。一提起历史，我们对川石秀山更加义愤填膺，巴不得人群里站出一位勇士，冲进厂长办公室，当场毙了他。唉，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我们精疲力竭地总结道，样子可能跟当年集中营里的难民相像。
鉴于川石秀山先生的功绩，上面主管部门同意我们厂优先扩建。这一着，唯一遭殃的是我——你知道，我房子就在厂部边上，必须拆迁。那几天，我脑袋里只有拆迁日期啦，经济补偿啦等等别人塞给我的无可奈何的念头，我极为苦恼。我母亲则用极端轻蔑的咳嗽重复着：唉咳，东洋狗怎么敢来毁掉你父亲的家。她又反反复复讲起父亲在日本总部的事，有个日本特工竟敢侮骂她丈夫是胆小鬼，我父亲知道后，找个机会一匕首就掏出他的心肝，在总部厨房炒了下酒，然后把他的尸体扔进长江。我无法对这种故事进行考证，要紧的是，在目前的处境下，我愿意相信。
一如诗人离别故园，我感到无限的凄凉，无限的悲哀。我不敢想象，当我搬进四方形的白盒子以后，是否能回忆起住了半辈子的老房子。我这个强盗的儿子藉以塑造强盗形象的外部环境，从此要变成工厂的一部分，恐怕父亲再也找不到家了。我和父亲冥冥中的联系将要被彻底斩断，这使我轻松，又觉着茫然。
这种情绪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也许就那么几天吧。记得中学教科书里摘引了一句德谟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哲学教师进一步诠释说，我讲上句话时的教室不是讲下句话时的教室，今天的我不是明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更不是去年的我，我时时在变化我像流水像风像一切时时变化着的任何东西在时时变化。我不大懂得这位哲学老头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无论何时都能一眼辨出的老头竟然宣称昨天的他不是今天的他，当时我确乎十分恐惧。 同时，这句名言和他的解释也深深地铭刻在心中。
那几夜，我做了许多梦，梦见我的父亲。我根本未见过他的真实面貌，我借用了香港武打片通用的强盗形象，肌肉暴涨，头发蓬乱，目光如电，神出鬼没，翻墙过壁如履平地，且有了不得的轻功。我们一起到日本总部去，在北京的长安街和我厂所在地黎明路跳跃着，然而，长安街、黎明路也就是银幕上的铁丝网和舍利塔。梦中，太阳和黑胡须平铺在天空。我父亲穿的是白长衫，戴着白脸罩，与阳光一样的颜色，只有脸罩后面的两只眼睛是黑的，他在荒野里那座万人坑的边沿停住，双手叉在腰部，呈现两个三角形，并不是防备或准备袭击什么，而是习惯的休息动作，他用深情透顶又后悔透顶的声音对我说：“对不起，我把你生下来，现在我要用自己的手结果掉你。”说完做了一招九阴白骨掌的架式，我就飘飘忽忽地进了万人坑。吓醒过来死死抱得妻子出了一身冷汗。
也就在这几天，厂里年轻人记起我父亲罗虎，他们毫无例外地忽略了那些不好听的传闻，诸如强盗啦，土匪啦，窃贼啦，胆小鬼啦，我父亲一变而为真正的民族英雄，担负起我们全部的梦幻和怨恨。一时间，厂里从上到下，一提起罗虎，人人都像鬼魂附身，飘飘然愤愤然。
“啊，罗虎若在，不给他一枪才怪!”同车间的小张狠狠说。
我兴奋得豪气大发，恍惚已经不是强盗的儿子，而是强盗本人，我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向他们披露一则重大秘闻：
“我就是江湖大盗罗虎的儿子。”
小张眨出挖苦的目光，过了半天，不屑道：
“吹牛。”
我本来要将罗虎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说给他们听，加以精确的考证，不夹杂丁点儿虚构的成分。不料遭了冷水，只好作罢。过后，我似乎明白了历史是怎么写成的。
就在我想说父亲的故事的当天晚上，我上厂里交涉拆迁事宜，以便从对方捞到更多的实惠。我一句也不对母亲讲，因为她肯定要阻止我干这种她认为有辱于父亲名声的事。刚进大门，便碰上白天挖苦过我的小张，他翻着色迷迷的眼珠，我差点认为他把我当成春梦初发的少女，要不就是不可理喻的同性恋。
“老罗，晚上请你看录像，全裸体，让你瞧瞧老外们的那个玩艺，开开洋荤，算是我中午对你的歉意。”
若不是小张的邀请，后来他们想象出来的罪状就毫无根据。看来，这一切全是命运他妈的恶嘲。不瞒你说，我倒是很乐意看看那种录像的，这大概是强盗后代的劣根性。我一直看到凌晨二点，狼吞虎咽了一顿狂女的美色，不亦乐乎地出来，才发觉我这辈子完全白活。稀里糊涂地脑瓜朝大门的铁皮一撞，兀地记起我晚上上厂部的真正原因。又折回头径自走到川石秀山先生卧房的门口，用左手在门上按了两按，正欲敲门，又兀地发现时间过了二点，川石秀山早睡了，便悻悻离去。可以确证，当时我被狂女弄得很邪乎了，根本未看见月亮已经西斜，我的时间依旧停在进厂的那一刻。其实，拆迁事宜，无需找川石秀山本人，这些事由拆迁小组全权负责。我当时真太邪乎了，活该。
第二日，我醒来的时候，时钟的指针已在九点差一刻的位置上，我恼怒妻子为什么不按时叫醒我，也许是昨夜我把她耍得够呛，这种一反常态的行为引起了她的猜疑，所以不理我。我干脆破罐子破摔，重新躺下去意淫了半小时狂女，然后心满意足地热了点稀饭下肚，才慢吞吞地上厂部等罚。
我看见工厂门前有警察看守着，透过大门里面有一大群人，不经意地围成几个三角形，好像是有意这么排列。我心想：坏事了。我犹豫着是不是先逃跑为上，待到瞥见小张也在人群里安全地站着，一块石头方才落地，迈开大步，放心地进去。人群里，有一个着西装的科级干部，从这个三角形钻到那个三角形，反反复复地讲解。我们宛如游客在听导游叙述某个风景点源远流长的故事：凌晨二点多，隔壁川石秀山先生卧室的几声敲门声把他惊醒，他听见房门开了，有人进去，他还以为是川石秀山先生在中国的情妇，因为直到他重新入睡未觉着有人出去，天亮的时候，发现房门开着，川石秀山先生躺在房间里，裸着身子，胸部被人用刀子扎了好几刀，生殖器也丢了，大腿丫只有毛。说到最后一句，人群里刮过一阵嗤嗤声，大家憋住笑。这位日本厂长在中国过着独身生活，从来未有人看见他带过中国女人，也未听说他有什么仇敌，不像情杀案也不像复仇案，卧房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被盗被抢。小张说，莫不是谁神经发烧，在昏迷状态下，干了这桩蠢事。我说，在想象里这么干过。想来想去，我们估计是情杀案，因为割生殖器的标志过于明显。但这又跟他的生活习性不符——我们记得，他简直是部工作的机器，最近以来，忙得几乎没有时间睡觉。人群里不知是谁，用权威的口气宣称：这是命运。这种滥俗的没脑袋的见解，我早已听惯，每次有人死去，总不乏有人用这种腔调说出这么一句话。不过，我还是印象很深，大概在所有的语言中，只有这句是百听不厌的。只要时间存在，它就会时时翻出新意。
小张拉我去看看现场，我就去看了一会。躺在墨绿色地毯上的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用来比喻帝国主义的那只纸老虎，而不是一个死人。我对小张谈起这个陈旧的意象，他笑了，意味深长地说，这只剥了皮的纸老虎也就是在场所有的人。我站在门口，盯住它，确实就是我。直至车间主任知道后，怕我这样在尊严的死人面前开玩笑惹事，把我拖去喝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