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正在沙滩上办着舞会，入夜了，沙滩上还留着一点夕阳落尽后的余热，月亮升起来了，深沉海面上满是银色的光，仿佛谁随手撒下一把星星，一点一点，闪烁得晶莹。
年轻的学生们有大半是赤着脚的，海水一浪接着一浪，轻轻涌上又退下，水混着沙湿湿的，踩在脚底有痒痒的触感，他们忍不住笑起来，是很欢悦的笑。
他们跳的是圆舞和方舞，男生们手挽着手组成一个圆圈或者方针站在外面，女生们也这样组成圆圈或者方阵，但她们站在里面，有人起一个头，大家便齐声唱起来，一边唱还一边踩着节拍跳舞，都是些最简单的动作，前进，后退，弯腰，屈膝，可他们跳起来却格外好看些，这些就读于中国最好学府的学子里有着独属于那个年纪的青春飞扬。
女生们中间，有个娇小的少女格外引人注目些，她穿一件阴丹士林旗袍，眉目淡雅，肌肤素洁，虽然同旁人跳着一样的舞步，可那种弱柳扶风，娇花点水的姿态，在月光下格外楚楚动人。
这少女的名字叫做施松卿，就读于联大的外文系，她祖籍是福建长乐人，是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冰心的老乡，但她和她的家人一直居住在马来西亚。
她的父亲施成灿是一名医生，他非常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是著名的侨领。由于家境殷实，她虽是女孩子，却也受到了完整而良好的教育。她在当地上了小学，接着又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和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读了初中，毕业后，她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和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读完了高中。从小，她的学习成绩就很好，中学时还获得了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
1939年，二十一岁的施松卿来到了昆明，她在这一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她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正在她准备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她突然病倒了，诊断的结果是肺结核，她无法再跟上物理系的进度，于是，一年后，她转学去了生物系，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向医学方向发展。
然而，念生物系并不比念物理轻松多少，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之下，她的肺病愈发严重了，无奈之下，她只能休学一年，去了香港养病。谁知，她刚到香港不久，日军便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了，她只能拖着病体，辗转回到学校，重新入学。
这一次，她换到了西语系。三年间，她换了三次专业，这在今天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幸好，她是在西南联大，那时的联大，气氛宽松而自由，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转专业，事实也证明，她并没有辜负学校的宽容，她是有天赋的，再加上从小在马来西亚打下的英语底子，后来，她成了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
因为长年的肺病，施松卿很是纤瘦，再加上她淡眉秀目，有天生的雅致容颜，一颦一笑间自有一种怯弱不胜情的姿态，叫人忍不住心生怜惜，于是，她便有了个外号叫“林黛玉”，先是外文系的同学叫，后来传开了，连外系的人也都知道了，慕名前来看她。
追她的人很多，光是外文系便有两个，一个叫赵全章，一个叫袁可嘉，两个人都是外文系极优秀的男生，赵全章中英文俱佳，能用中文写一手漂亮散文，在1941年给陈纳德的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官的时候，他一个人被破格提为上尉。而袁可嘉也颇有才华，他写过一首《沉钟》：“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文辞典雅，意境优美，闻名一时，后来，他成了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可是，施松卿把他们都拒了。
1945年夏天，施松卿毕业了，那时，太平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四处捕杀爱国侨领，他的父亲之前与当地群众关系融洽，所以没有被人告发，很幸运避过了一劫，然而家中的境况却是不如前了。于是，毕业后，她没有回家，留在了昆明。她去了建设中学，做了一名教师。
建设中学位于昆明郊区，是一所私立学校，这所学校是联大的校友办的，雇员也都是联大的同学，在这里，她遇上了中文系的汪曾祺。
她其实知道他，他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子，是教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先生最得意的门生，她在报刊上读过他的文章。
她很喜欢他的文章，每次看到，她总会无端想起父亲收藏的那幅仕女图，画中女子不过是淡淡的水墨勾勒而出，全然不着一色，却比那些西洋画上浓墨重彩的女人更美。
他的文章就是这样，不卖弄那些生僻的字，也不堆砌那些华丽的词，他只用最简单寻常的字句，却独有一种别致的韵味，叫人一读难忘。
但她很奇怪，他这样一个优秀学生，怎会没授予毕业证，只领了一张肄业证书。她忍不住问他，他也不以为忤，说给她听。
原来他和她是同年，都是1939年入校的，本来应该1943年毕业。但西南联大对学生素来要求严格，只要有一科成绩不及格，学生便不能毕业。他的专业成绩虽然优秀，体育和英文却不及格，于是他只能留级一年。谁知第二年政府征调1944班的学生集体上前线当翻译，不去的人就不能拿到毕业证书。他不愿参战，便没有获得学位。
他不是不在乎学位证，当初为了报考西南联大，他不惜万里跋涉，从家乡去香港，从香港去越南，从越南来到昆明，前来报考中文系，途中他还大病一场，几乎丢了命，可最终他还是两手空空离开了西南联大。
不知她听他说这段事时会怎么想。会欣赏他的傲？为了反战连学位证都不要？
如果她这么想，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她一定会发现自己错了，他不去不是为了反战，而是因为他不喜欢在校方的压力下被迫参战，不喜欢为了获取利益而违背自己的心意。
就像他讨厌马约翰教授的严格考勤，他明知逃课就会成绩不及格，可他还是照逃不误。当初他不会为了一个及格分而勉强自己，现在他亦不会为了拿一个学位而参战。
他从来都是一个随心率性的人。
每天一起上班下班，施松卿和汪曾琪渐渐熟悉。她了解到他是江苏高邮人，三岁的时候，生母杨氏便过世了，后来，他又有了一位疼爱他的继母张氏，但没几年，张氏也撒手而去。第三位继母任氏是他念高中之后才进门的，他和任氏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不过，他很尊敬任氏。
汪家在高邮算不上多显贵，却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他也受过正规而完整的教育，在高邮当地读了幼稚园，小学和初中，还先后跟祖父聘请的张仲陶、韦子廉两位先生学《史记》和桐城派古文，他的高中读的是江南一带很有名的江阴南菁中学，这所创立于1882年的老牌中学，出过不少名人，民国初期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国民党元老纽永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等等都出身于此。可以说，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底子。
十九岁那年，他离开家，进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在学风开放的西南联大，他充分发挥了他自由散漫的个性，他只选自己喜欢的课程，他偏爱那些充分给予学生自由的教授，对那些一板一眼要求严苛的教授敷衍了事，甚至干脆敬而远之，逃课不上。
西洋通史课的皮名举教授，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他交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气得皮先生在地图上注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而现代文学课的朱自清，不仅要求学生交读书笔记，而且还安排月考、期考，他受不了考试，索性缺课……。
可是，他却很喜欢沈从文，沈从文教创作，他教课的方式是先让学生自由写作，然后再根据学生的习作特点逐一点评。这很对他的胃口，沈先生的课他从不缺席，简直是抱着一种虔诚的态度去听，而沈从文对创作的看法，“要贴着人物来写”，让他深铭于心，影响了他的整个创作。
沈先生对他也最为看重，在沈先生的推荐下，他的小说《复仇》发表在了1941年5月2日的《大公报》上，他还写过一篇小说叫《灯下》，并不是很成熟的作品，沈先生却很欣赏他白描的手法，特意找了几篇类似的文章来让他学习，在沈先生的指导下，他反复修改，终于改成了《异秉》，成为了他所有小说里的精品。
不过沈先生的赏识并没有改变他只能肄业的命运，毕业后，他找不到工作，微薄的稿费又养活不了自己，过了一段潦倒的日子，他一个同学来看他，发现这个当年中文系最有名的才子竟然如此窘迫，极为于心不忍，便把他介绍到了建设中学教书，这时，他的处境才略有改观。
尽管如此，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建设中学经常欠薪，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贫穷着，但是，因为有了她，日子便有另一番气象。
她也不知道，他们的爱情滋生于何时。她记得，最初，他们只是在放学后结伴而行。她说她觉得他的文章有古文的底，清淡悠长，他很欣喜她懂得，也微微有得意。
谈论文学的时候，他总是能说上许多，意态潇洒，可只要她提英文，他立刻就诘屈聱牙了，他的英文很差，听不懂也不会说。她见他那样，总会忍不住笑起来，开心地咬下手中一大口胡萝卜。
她喜欢吃昆明的胡萝卜，和他散步的时候，她总会向农民买一大把，昆明的胡萝卜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细嫩清甜，洗了可以当水果来吃，听说吃胡萝卜可以养颜，她一面吃着一面不自觉地看他，他笑，说她吃了胡萝卜真的变美了，她觉得心里甜甜的，脸上却烧了起来。
大约就是那时候，他们开始互相爱上的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早晨，他们竟在大街上牵两匹马回来，那是两匹军马，当时昆明有支军队发动兵变，被中央军队镇压，那两匹马大约是趁乱跑丢的。他俩就把这两匹马带回来养了起来。
真是难以想像，像她这样娇娇怯怯被人叫做“林黛玉”的女子，牵着一匹高大的军马走来走去是什么样子，见到的人一定是骇然的，汪曾祺的好友朱德熙就说了，“我去看曾祺时，在建设中学大门口，见有一个女的牵着一匹大洋马，走来走去，啧啧啧……”。
朱德熙他们是不是觉得林黛玉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骇然？可是，宝玉看《西厢记》那样的禁书，黛玉都兴致勃勃和他一起看，何况只是一起养匹马呢？林黛玉是会陪心爱的男人淘气的，那些在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事，在她心里，都是新奇有趣值得体验的。
她牵着那匹马走来走去的时候，脸上一定也有着淘气又天真的笑容。
那时候，汪曾祺总是牙疼，她总叫他去看牙医，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牙疼》，里面写道——
“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三次有叩那个颇为熟悉的小门的可能。第一次，我痛了好几天，到了晚上，S（指施松卿）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S回福建省亲，我 只身来到上海……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 ‘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S便是施松卿，看他的文，看他们一起做过的事，觉得施松卿真的不负“林黛玉”的雅称，宝黛共读西厢，她与他一起养军马，宝玉挨了打，黛玉一双眼哭得桃儿一样，他牙疼，她哭着央求着他去看……她真的和林黛玉一样，都是真性情的可爱女子。
他们在建设中学呆了两年，1946年7月，他们一同离开了昆明，他去了上海，在李健吾先生介绍下在上海致远中学做了国文教员，而她回了福建老家，在福建英华中学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之后，她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去北京大学西语系给冯至先生当助教。
去北平之前，她特意去上海看了他，他的父亲汪菊生也从家乡高邮特意赶来了，和她见面后表示了认可。他俩的关系正式确立了下来。
于是，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汪曾祺也辞职去了北平。这是1948年，内战已经到最后的阶段，时事艰难，他又一次体验到了求职无门的苦。
找不到工作，衣食无着，连住处也成了问题，他只能寄居在北大一个同学的宿舍里。他失业的半年里，一直是施松卿接济着他，也多亏了沈从文先生的帮忙，他才终于得了一个历史博物馆馆员的职位，虽然薪水依旧微薄，但他总算有了一个窝，结束了半年来动荡的生活。
又过了半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汪曾祺决定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被留在武汉研口二女中，担任副教导主任，两人又一次分开。
还好，他们分开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北京市文联成立了，汪曾祺因为出众的文学才华，被调回了文联。
1950年，他从武汉回到北京，这一年，距离他和施松卿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也有两年了。两年来，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和她的爱情也终于在1950年的夏天，结成了正果。
没有场面宏大的婚礼，也没有闪烁耀眼的钻戒，他穿着一件绿军装，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确良的小翻领衬衫，都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常见的装扮，一起去办了结婚手续。尔后，两个人又在一家小相馆拍了一幅结婚照，照相的时候，他们都有些紧张，但那张照片拍得很好，他和她看起来就像一对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