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成婚，搬出寄居多年的屋院，感慨之余，作文以记之。
我和父亲住着医院南边的那个小院子，最里边的一个小房子。房是老式的平房，翻修过，仰棚子，白粉壁，水泥地。父亲是1986年入的狱。由于做事勤快，得到管理人员的赏识，所以刑满后就留在砖厂外边的医院里，做炊事员。那时老家人都说坏事里有好事，父亲犯了法，最后却吃皇粮，变成城里人。但是好景不长，几年工夫，灶上搞了承包，父亲无事可干，实在没法安顿，就做了医院的清洁工。原来院里的清洁工都是临时的，父亲一上来，这就成了正事。父亲天天早起，进山扛木头养成的习惯；不刷牙，不洗脸，上完厕所，拉着扫帚就去扫地，一直从大门口扫回来，到砖厂后门那边。医院里有两幢住宅楼，一新一旧，两个垃圾洞总是塞得满满的：塑料袋、烂菜叶、发霉的馒头、果皮纸屑。父亲每周都要掏垃圾，隔三差五就用三轮车拉一趟，倒在锅炉房旁边的那个大垃圾堆里。父亲原来是个爱干净的人，可能是上了年纪，加之现在的工作，所以已很不讲究。他总是把那些废铁丝、烂电线、啤酒瓶、盒子片什么的拎回来，放的到处都是。下雨了，就用塑料纸盖着；攒多了，就拿去卖，然后顺便在建工路卖菜，回来洗手做饭。有时捡到双象样的皮鞋，他便自己留着；要是拾几件旧衣裳，就拿回老家给亲戚邻家的娃们穿。起先我还不愿意，跟他吵架，但时间长了，也就明白老人家的苦心，不再说什么。
这个院子里有几棵杨树，长得高大茂密；有时鸟在上头歇脚，边跳边叫，拉屎下来，滴在地上、衣服上，白白的，带点黑。原先住的人在两棵上面打俩钉子，系根铁丝，谁家洗的衣服都挂上去。钉子和铁丝已经生锈，让人想到莫名其妙的时间或变化；地上点着砖，衣服挂在阳光里，水滴打在砖头上。有时我到那边洗菜、洗脸，走过去，水珠忽然滴在头上，凉凉的，若从蚂蚁的角度看将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们房子外头也有一棵，挺粗的，树身向上耸起，在空中铺展开来，象一个不存在的人朝四周伸出无数双奇怪的手臂。父亲在上面也钉个钉子，把洗净的拖把挂上去，水跌下来，打在地上，很快风干消失。平常，我们的污水泼在树下，渐渐起层发绿的黑泥，树跟上还长出几个淡黄的蘑菇，我想肯定有毒，不能吃。我们的垃圾桶，原来装涂料用的，父亲捡回来，就一直搁在树底下的廊檐上，张着大嘴，菜叶烟蒂什么的全丢进去。
屋子外面不大；对门住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穿一身警服，偶尔过来午休一次，所以檐道里便成了父亲的地盘。父亲把他的三轮车、自行车都停在这儿，旁边堆着乱糟糟的破烂儿，一些别人扔的旧家具。家里做饭用的煤球炉子，就火用的柴火、锯沫子，拿蛇皮袋子装着，摆在对门廊檐一堆空心砖头上。尿盆子起垢发黄，白天就放在三轮车下边，晚上再拿回来。父亲工作太忙，所以很少打理这儿，地上很乱，树叶子、塑料袋、旧报纸满地都是。有时母亲来住几天，收拾一下；有时我看不过去，就扫一扫，夏天搬张凳子乘凉。
我和父亲原来住这个院子的另一间小房子。医院盖了新楼，别人过去，我们才搬进来。这个房子稍大一点，大概有十几个平米，我和父亲各住一半。他朝西，靠着院子；我朝东，挨着砖厂。屋里家具非常简单：两张床，两只破沙发，我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们原来吃饭在椅子上，一个菜盘两个饭碗，挤的慌，我上班后才买了一张低桌。原来就有两个小板凳，父亲后来又捡回来一个。父亲的衣服胡乱地堆在床边，我的则放在一只利君沙纸药箱里。那是父亲问个医生要的；有时我收拾衣服的时候，总感觉是把一个废品般的男人洗净晾干折叠起来再搁了进去。父亲的床下有很多没用的东西，废木料破脸盆什么的。那些可恶的老鼠跑进去，藏起来，很多次我们只有把屋子翻个底朝天，费好大力气才将这些爱唱戏的家伙赶出去，或者打死。我劝父亲扔了那些破玩意儿，他却说看着没用，用着时又找不见；所以至今依然留着。
我们的房子紧挨着砖厂。砖厂就是监狱。每次我从旁边大门外路过，都能看见左右两块牌子：西安市监狱，西安市监狱委员会。记得有一次帮父亲拉煤气罐，进去，见着几个犯人拉土。里头很多犯人都会制砖、烧砖，我虽然没有见过，但父亲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自然知道点。父亲早就说过，我们这里是二病区，主要是砖厂那些领导及家属看病疗养用的，里面还有个一病区，专门给犯人看病，不收钱。犯人里面能人不少：有的是电工，出来给这边拉线、修电；有的是水工，装管道、修管道。国庆或者春节，犯人被专人带出来打扫卫生，扫地，拔草，拉车，脚上戴着铁链子，一走哗啦响。父亲说，其实里头乱的太：谁有关系，就能把好烟好酒送进去，坐监也能享受；有的偷着在牢房里做饭，吃小灶；当老大的可以指挥那些新来的给自己洗衣裳、烧砖、拉架子车；有的还在里面偷着赌博。砖厂里有个大土堆，远远望去，象个帝王的陵墓，老挖不完；犯人还在里面种菜、学点别的手艺。人多，也就有生气，有时，在水龙头前刷牙，还能听见犯人集体的歌声。有时我去后面晒被子，远远看见几个犯人扶着铁窗，正朝这里张望。那些犯人，什么样儿的都有：盗窃犯，强奸犯，诈骗犯，杀人犯。那天我去打水，看见几个光着膀子，去锅炉房那边，一个背上绣了一只鹰，墨绿色，展翅欲飞，想着他肯定不是好人。父亲说，这里关的罪都不是太重，犯大案的都在铜川，挖煤，干死累活的，煤窑要是塌了，还得把命陪上。
其实，我们房子的南墙紧靠的就是监狱的一座围墙。墙比我们的房子高些，不注意看，还以为是一堵。这使我老想起几何上的重叠、公共边。透过后边的窗子，可以看见墙上的几根黑色的电线，一个淡蓝色的灯罩子。从我的角度，我始终没有看见过灯泡，但通过类比肯定一定会有，要不怎么能亮。这就象窗下檐道空地里那些叫得好听的虫子，虽然我没有看见过，但通过声音完全肯定它们的存在。晚上，当我熄了灯，虫子叫得更响，狱墙上的灯光就从高处射过来，穿过那片印有很多细碎花纹的布帘，照在我的床上、脸上。我已有好几年不曾走出这间屋子，研究老子，心仪尼采，在想象中激烈地批判外面的世界，感觉自己很伟大、很孤独。父亲有时体谅我，用卖破烂儿的钱给我买烟、买水果；甚至我拿了钱，去旧书摊上买马尔库塞、世界文学、利奥塔、布尔迪厄。有时父亲生气，又说我不要脸，睡在死人坡里不动弹，别人问我干什么工作，他说开飞机，意思是在空里呢。我和他吵架，砸烂屋里所有寒酸的家具，一个人跑出去，象个幽灵，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转悠一夜。常常，父亲出去干活，我呆在这狭小的屋子里，望着仰棚，心情烦躁，内心窒息，感觉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囚徒。晚上总是失眠，所以就望着墙上的那盏灯，抽烟，想事情，烟从手上慢慢升起来，在灯光中上升、漂浮、弥漫开来，象层淡淡的永恒的哀愁。有时想睡却太亮，所以只好背朝窗户，很长时间后睁开眼睛，却仍看见射在墙上斜斜的该死的光亮。其实灯光并不耀眼，那只是与人的心情有关。有时写完一首诗，很过瘾，躺在床上，望着那幽暗的灯光，很幸福，感觉只有它在陪伴一个迷失路途的人，譬如那茫茫大海上的探照灯。天下起大雨，灯泡突然坏掉，几天没人换，能睡个安稳觉，或感到某种失落，心里空荡荡的；但过不了几天，灯又亮起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怨天尤人，好象又因为那幽幽的光亮。我喜欢在漆黑一片中入眠：睁开眼，还是黑的，这样容易让大脑寂静、麻木，忘掉自我，渐渐失去知觉，进入另一个世界，翌日清晨一睁开眼，再回到自己的床上来，动动胳膊腿，象个人；但是这讨厌的灯光总是跑来打搅，使我连这点愿望也不能实现。
愿望归愿望，世界还是那样，而变化总还是有的。由于长期的不劳而获，吃了坐，坐了吃，我的身体开始发胖，变得和父亲一样，其它部位还行，就是肚子大得出奇，象个怀孕的妇人。我对自己身体的变化竟没有留意，跟从前一样，只是突然发现自己变大，占有更大的空间，鞋子衣服加码才能穿。父亲说，你也出去活动活动。但我很少出去，偶尔晚上在草坪上坐坐，看着马路上疯狂的汽车卡车呼啸而过；抬头望望天空，想着那些太有耐心的悬浮数十亿年的石头为什么还不掉下来。有时想到一首歌，或自己谱的曲，随口哼着，记起自己混北京想当歌星的日子；有时一种不知羞耻的冲动弥漫脑浆，想对黑暗中的那个女的胡来，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有点能耐，并不完全是个废物。露天的舞厅中很多鞋子跳舞，音乐和着双腿；那种音乐，让我又一次想起几年前中学时的荒唐事情……那时的我刚刚抛开流行音乐的噩梦，一心想过写作的生活，渴望自己没有职业，才不管什么诗人、作家，以为那就是最高的幸福。我将自己看作是社会的炼金术士，在自己的诗歌中一再描写砖头、皮鞋、钉子、自行车这些僵硬的事物，压抑自我，寻求解脱，与世界做斗争，嘲笑灵魂的虚无与平静。好象存在本来就是这么糟糕，而我只是在适当的时机才深入其中——抓住写作这根稻草。
我们这个院子后边是另一个院子，住着医院的职工，和天南海北来的兵娃子。我在这里住了将近8年，却从未去那个院里玩过，顶多在一进去就能看见的那个水龙头下洗过几次手，眼睛飞快扫视一下四周：没什么两样。那些兵，爱弹吉他，唱阎维文、郁钧剑、张也，走进新时代，有时我在房子里就能听见，但是从来没跟他们搭过腔。他们跑步有时在院里，有时在马路上，很整齐，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立正，向右看齐。在茅房里撞见一个，互相瞧上一眼，头一低，各干其事。我对他们没多少印象，就如他们对我没什么印象一样。晚上我在路上乘凉，坐个小板凳，抽着劣质的香烟，东张西望，看见一个扛着枪，向远处大声吆喝，听不大懂口音，向砖厂后门那边走去，想着他肯定是去后面的哨楼上站岗。
狱墙东西走向，两排房子中间，就是那片空地，原来敞着的，进出自由，后来不知为什么，外边扎了一人高砖墙，进不去。里面长着不少生姜，秆一人高，根部丰满，我去挖过；那么多黄瓜芦子，疯长，爬上我的窗，遮住日光，我进去拔，一扯，葫芦就敲在头上，连蔓翻落在地。几年了，常常会有那么一株，悄悄爬上狱墙，没人管，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几个月过去，只剩一根枯腾，风吹雨打，却依然粘在墙上，居然不掉下来，很长时间；灯光射过来，望过去：一个黑影，幽灵。在白天，那盏灯我很少在意，只有在拉窗帘的时候下意识地瞧瞧那个灯罩。那个罩子，有人动过，有时灯光射过来的多些，有时少，肯定是谁换灯泡的时候没有留意。几根电线，目力所及也就那么一截，两边的便只能通过想象来弥补、肯定。傍晚偶尔有麻雀在上面歇脚，扑棱棱飞走，线一跳一跳，重又复归原先的平静。虫声正欢，父亲说，那是电网，防着犯人逃跑用的。那是另一个世界，人各有自己的幸福。好象他们过得滋润，懒得越狱——还从来没听说死过什么人。
2003年9月21日作，10月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