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好心地提醒我，要注意奈保尔的背景，由此可以看出《魔种》的主题是身份认同和理想主义。
其实我做过奈保尔的笔记，好几次。我觉得如果我再提及什么身份认同和理想主义，对我来说，一是信息重复；二是这个词可以拿来归类所有的殖民地作家，库切、莱辛、奈保尔，都没问题；三是与《魔种》同时并行阅读的，还有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和奥斯特的《在地图消失的地方》，这后两本书里，一样有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和失根挫折。而契诃夫和奥斯特，都是原住民。可见，一些失落感，并不完全是殖民地背景造成的。
我所定义的“怀疑论者”，就是那种“既不能在此，也不能在彼”的人。他的思考力太强大，像信心粉碎机，使他没有办法直觉地行事，又不能坚信某一种人生观，无论是在具象的，还是抽象的层面上，他都找不到立足点。如果真要说身份认同，我也是把它理解成这个意义上的，而不是国籍。
比如契诃夫的《我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个关于“身份认同”的故事。“我”是一个贵族，建筑师的儿子，但是“我”很质疑大家默认的这种生活方式。“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就是俄国小说里常常写到的“外省”，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乡下了。一年有八个月的苦寒秋冬，房子全是一个没有审美力的建筑师设计的，千篇一律，趣味平庸，什么娱乐生活都没有，干净的马路也只有一条。官僚乌烟瘴气，男人聚众喝酒，女人未老先衰，唯一的娱乐是把空罐头绑在狗尾巴上，后者受惊过度，就满街疯跑。大家狂笑不止。
所有的人也就这么过了，唯独“我”，要寻求生命的意义。“我”觉得在办公桌前抄抄写写的一生，是机械重复，不涉及心智的活动，所以和建筑师父亲断交，跑去做了铁路工人，又做了油漆匠，最后做了包工头。可是又怎么样呢？时代的昏聩，个人怎么抵抗得了。最后“我”也成了他年轻时最厌恶的那种人。颓废、阴森、随俗。
而这样的句子，每每让我想哭：“一大清早，太阳刚出，我就起床了，我们的大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我的脚步孤零零，低沉地响着，沾着露水的白杨，使空气中充满柔和的清香。我喜爱这苍翠的树木，晴朗而宁静的早晨，教堂里当当的钟声，我不喜欢那些乏味的人。”“我搂住她，吻她，她帽子上的别针把我的脸划出了血痕。”契诃夫真是太高明了，他不说我多么爱这个姑娘，他不说我狂喜地沉醉在爱情中，他不说我吻她很久很用力，他只说“她帽子上的别针把我的脸划出血痕”。
《魔种》里，奈保尔这样写革命生涯中的威利：“他住在一座长房子里，房间里有一张老式四柱床，他也学村民一样，把东西藏在茅屋顶上，泥土地面给牛粪抛光过，非常的光滑，这里已经变成了他的家，每次当他想牢牢抓紧生命线的时候，他就去回想他一生中睡过的床，这个木床是新的一项。”
再去想想库切在大英博物馆里一天天地晃悠。“精神生活，他暗自想到，我们为之献身的是否就是这个？我以及在大英博物馆深处的这些孤独的流浪者，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报答吗？我们的孤独感会消失吗，还是说精神生活就是它本身的报答？”
无人的清晨、激情的狂吻、床、博物馆，其实都是一类事物，生命的瞬间美感，身份归属。我们乐于去栖居的、诗意的所在。
我的小屋面北，又在风口，夜里那么冷，我一边读就一边喝口热水，然而心里却觉得很幸福。隔着一百多年，或是半个地球，还有那么个人，他和你一样，心里有很多的疑惑、阴影、黑暗物质。有时他绝望得快要被溺毙，就起身写几行字，那些字，就是他呼吸的瞬间，他当然不能化解你的虚无，他根本无力自救，那又怎么样，契诃夫、奈保尔、库切，所有的怀疑论者，他们的结局都是可以预料的。奈保尔的封笔，契诃夫至死都没有和他爱了一生的女人结婚，而库切则说“琢磨出什么是该做的事情并不难。他用不着想太长的时间就能知道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愿意，他能够以精确到几乎没有任何错误的程度去做该做的事情。他踌躇的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能够在做该做的事清的同时继续做个诗人。该做的事情是乏味的。所以它处在了两难的境地”。
《魔种》里只有一个人得到了“圆满”，一个非洲外交官，他仅有的希望就是有个白色的孙辈，牵着他（她）在伦敦若无其事地散步。为此，他和不同国籍的女人上床，有了很多不同肤色的孩子。故事结尾，其夙愿终于在混血儿子的婚礼上得以实现。《我的一生》里，将军的侍从也积极进取，放高利贷，勾搭奸商，成了新时代的投机商和暴发户，摆脱了自己低下的出身。
这是两种人：Ａ．“我”、“威利”，是务虚的，追求生命意义的、思虑的、理想主义的、两难的、分裂的loser。Ｂ．“外交官”和“将军的侍从”是务实的，追求具体结果的、现实主义的、浑然的、方向感清晰的成功者。
Ａ或是Ｂ，没有好不好，只有是不是。Ａ和Ｂ，他们对望着，对峙着，不屑着，并继续在各自的歧路上前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