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印度的那天，我从普纳坐车到孟买国际机场。中国还是隆冬，南方罕见的大雪成为一场灾难。印度也遭遇了四十多年来最冷的一年，可是白天的南部依旧很热。我旁边挤坐着两个年轻的印度男孩，哥俩肤色很黑，穿着宽大的T恤和仔裤，走路摇摇晃晃，手机中传来的音乐是hip－hop，我几乎以为他们是美国小孩。
哥俩都在读大学，显然来自富裕人家。哥哥问我，对印度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说是宗教，似乎宗教无处不在。哥俩点点头。我问，你们是信什么教的？哥哥说：我们是穆斯林，你呢？我说：我是无神论者。哥俩瞪大了眼睛：那你不相信任何宗教，任何神？我说是啊。哥俩愣了半分锺，用安慰的语气说，没事，我们尊重你。我条件反射一样说，当然了，我还尊重你们呢。
像我这样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中国年轻人，似乎难以理解哥俩的惊讶，就像他们难以理解我们的没有信仰。尽管在尼赫鲁之后，印度建立了世俗政权，但是宗教在人们生活中仍然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印度是公认的宗教繁多的国家，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耆那教等各种宗教引导着各自的信徒生活，以及争斗。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人看来，印度就是与宗教、精神性联系在一起的，那里甚至有许多精神修炼的圣地。
我刚刚离开的普纳，就是圣地之一。它的声名来自一位富有争议的印度精神导师奥修。奥修原本是一名哲学教授，他巧妙地将东方智慧，包括禅学，和西方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比如他认为性解放可以提升个人灵性，这既迎合了西方性解放潮流，又满足了上帝死后人们信仰的空缺，在西方世界赢得了许多信徒。1980年代，奥修离开印度前往美国，他的弟子在俄勒冈买了一个牧场，很快发展成一个有3000人的奥修小区。可是在1987年，美国指控奥修逃税和鼓励信徒放纵性爱，将其逮捕并驱逐出境。
此后奥修途经20多个国家，都被拒绝入境，最终还是他的故乡、宽容的印度容许他在南部小城普纳建立自己的小区。现在奥修社区每年有约15万、来自102个国家的人来这里修行，是世界最大的冥想中心，。
我带着矛盾的心情来到奥修小区门口。各种肤色、年龄的男女身着深橙红色长袍进进出出，——要想进入社区，必须穿这样的长袍。据说，最早这一规定是为了体现众生平等，可是如今长袍已经有了几种不同的款式，设计简洁大方，而且价格不菲。
看得出奥修社区经过了精心的设计。门口深色的墙壁水流潺潺，社区的色调、风格，都有日本式的简洁、雅致。最令人震动的是入夜聚会，人人都须着白色长袍，沿两边阶梯缓缓进入一座黑色金字塔建筑，形式本身已经相当令人肃穆。再加上每天将近500卢比（相当于100元人民币）的门票，谁能说得清这是精心的商业计划，还是朴素的修行？
商业将神话维持下来，它也改变了神话。我在普纳的房东Nata来自台湾，她原来在台北一家杂志社工作。七年前，她来到普纳静修，成为奥修的门徒。据说，她遵行了奥修“性解放”的修行方式，在一轮解放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人，从此结婚定居在普纳。可是她感叹说，社区变了，普纳也变了，变得喧嚣，商业，不再是过去那个安静的修行圣地，冥冥中她听到了“师父的讯息”，决定回台湾去。
普纳的改变并不像Nata说的那么简单。普纳原来的确是一个安静的小城，人少，也很干净。很多人都不知道，普纳的文化非常发达，有很多很好的学校，在100多年前，它就成立了印度第一所女子大学。近些年来，由于150公里外的孟买经济飞速发展，普纳变得富裕了，自然也就更热闹，污染更严重了。Nata的评论正是很多外来者的看法，他们无视印度人的生活状况，将经济发展与印度的神圣对立起来，在我看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奥修则是另一回事。
奥修的修行方式在中国大陆受到政府的限制，朋友们谈起来也总是笑称“邪教组织”，我本能地无法接受这种“修行方式”，可是如何面对Nata们的个人体验？如何面对每年15万这个数字？奥修社区附近有一家餐厅，提供简易的西餐和印度餐，每天从早到晚，那里坐满了穿深红色长袍的奥修门徒。我常常在揣测他们在本国的职业和身份，很多人胡子拉碴，垂头丧气，像流浪汉的聚会，也有许多人青春昂扬，有的人脸上十分宁静，他们到底为何而来，又找到了什么？
有人说，人们总是想知道如何去生活，如何去爱，宗教能够告诉大家这些，让人们生活得更容易一些，奥修的修行虽然不是宗教，但是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说明人们愿意思考和心灵有关的事情了，这不是很好吗？
我带着这种种疑问离开印度，依然觉得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