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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敌人是谁

发布: 2009-11-26 20:02 | 作者: 郭玉洁



       一
       
       1996年,坏消息已经持续了七年。哈金的小说被出版商们先后拒绝了。理由是相似的:在美国出版一本由中国作家写的、关于中国当代生活的小说——尽管是漂亮干净的英文——市场上没有先例,不知道该怎么卖。一家出版社说得很直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出版一本中国作家的小说。
      
       哈金当然期待自己的写作被英文世界认可,但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教书的哈金,亟待一本着作被商业出版社接受,这样才能评上教职,解决在美国的生存问题。是安静的写作驱走了等待中的焦虑,他仍然专注地继续投入叙事当中,考虑如何把存在内心很久的画面、情节表达出来。每天结束了工作,哈金就出门散步,像大多数美国地区一样,他居住的环境非常安静。他一边思考今天写作中遇到的问题,一边用拐杖赶走邻居家的狗。
      
       哈金生于1955年的中国黑龙江,原名金雪飞。他14岁时参军,“那时候是半文盲,没有受什么教育”,哈金回忆说。他的部队驻扎在中苏朝边境,随时准备集结去打仗。可是1970年后期,边境平静了下来,年轻的金雪飞很失落。不打仗了,怎么办呢?这时,父母寄来一些“文革”前的课本。这是他最早的精神养料。1975年退伍之后,金雪飞成为佳木斯铁道局的报务员。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听广播里的英语讲座,慢慢的培养起对英语的兴趣。可是那时候,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当今英文世界最有名的华裔作家。
      
       转捩点是在1980年代。1985年,从山东大学毕业的金雪飞赴美读书,当时他读的是比较诗学,研究论文是中国古典文学对英美诗人的影响。他想学成后回国教书。看起来,这是一条顺利的道路,可是没想到,198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哈金从此断绝了回国的念头。他决定做一个美国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字上。
      
       可是,“年轻的朋友,我劝大家不要轻易选择非母语写作,那太分裂了,真是一场悲剧。”多年后哈金这么说。当年的他选择英文写作,是之前他并没有用中文写作的经验,更谈不上成就,而既然想要进入美国社会,当然非用英语写作不可。在此之前,康拉德(来自波兰)、纳博科夫(来自前苏联)等例子,已经照亮了这条道路。哈金考虑了整整一年,决定用英文写作。“最坏无非失败,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他这样解释被屡屡退稿时的平静心情。
      
       而想要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哈金有话想说,有东西想要表达。他始终记得,1969年,他入伍后第二天,年轻的士兵们被带到一个山脚下,那里有一组坟墓,墓中都是烈士。其中有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一条运送建筑材料的船行驶在河中,船翻了,中国士兵都落水了。岸边就是苏联领地,如果要活命,只能从那里上岸。但是他们拒绝上岸,全都被淹死了。人们在下游捞出一个士兵,他手里还抱着已经破损的毛泽东像。这个人被立了二等功。哈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1986年底,他终于就这件事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诗,也因此有了笔名“哈金”。“哈”是指哈尔滨,他本科读书的地方。
      
       可是诗歌盛不下有些故事,哈金成为了小说家。
      
       1999年,他呕心沥血的着作《等待》,终于被一家商业出版社接受。哈金不光得到了教职,《等待》获得了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他终于获得了英语世界的承认。
      
       二
      
       哈金卷发已经花白了,微黑的脸庞,说话还带一点东北口音。他“嘿嘿”的笑声,被大家评为一群作家当中最憨厚的一个。他总是笑着,不拒绝任何人。演讲之后,有一个中年人怯怯的走上去问,您走之前有空吗?我有些问题……哈金不等说完就回答,sure,sure,我的房间号是2506。
      
       刚刚结束的香港书展请了许多华人作家做演讲,阔别多年后首次踏上中国领土的哈金赢得了最多的听众。他演讲的题目是《个人与文学》。他说,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想要做底层的代言人,可是后来发现,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只能写最让自己感动的东西,而最个人的,也就是最普世的。
      
       坐在下面的陈丹青说,讲得真精彩,随后又说,其实也都是常识。这正是我困惑的地方,表达真实内在的声音,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本能,重要之处,甚至超过他/她在语言上的才华,这还需要花一个小时去讲吗?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和陈丹青、北岛的谈话。陈丹青在痛心疾首,他讲起荒唐的作协,那些曾领一时风骚的中国作家,在体制之内变得封闭、怯懦,他们不敢离开体制,也失去了感受现实的能力。在那几个小时内,我感到皇帝新衣式的荒谬,假如我们都能看得出这些作家的可悲之处,难道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吗?一个作家不正是应该有孤寂而强大的灵魂,不断反省的能力吗,否则,何以写出伟大的作品?
      
       陈丹青指着我说,你话不要说得太早,我刚认识王安忆的时候,她也就你这个年纪,20年后,你不一定能保证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一笑。
      
       的确,我不能保证20年后自己的样子,正如许多人嘲笑我们这些媒体从业者被资本家收买,人总是有可能依附于某种体制,从而习惯某种体制。我不能保证自己会一直保持独立,一直拥有随时离开的勇气。但是作为后来者,我看出前辈的悲剧。他们还在和敌人作战,而那个敌人太明显和单一了。
      
       体制,被体制豢养的人,他们曾经是中国社会最强的主流,也是拥有独立意识的人们最想要挣脱和反抗的敌人。可是今天,社会提供了其他的可能性,体制中的人们仍然握有权力,却也显出暮气,他们不再有生命力,不再被留恋,也不足以成为敌人了。我向他们过往的成就致敬,为他们今天的困境惋惜,然而重要的是,往前行。
      
       你的敌人决定了你的高度。正如有时候情敌比情人更重要。所以在今天,身在体制之中,享受种种行政的特权、也无意识的接受精神上的萎缩,这一切固然悲哀,可是以体制为最重要的敌人,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一个伟大的作家,要永远与平庸、僵化的生活作战,无论那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内心,他/她要始终对现状保持警惕,在外界的挤压中努力挣扎,最终建立起那个丰富、独特、属于自己的世界。这是作家的使命。
      
       所以哈金说,写作是因为自己有话想说。恭喜我们才刚刚回到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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