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原名马拉），1963年生于重庆。1980年在西南师大读书期间开始写诗，曾参与创始“第三代人”，旋即退出。现供职于重庆一家报社，已婚，育有一子。
从前，我家在大昌
许多年后，面对狂野心潮一样高涨的长江水，我们将回想起静静地躺在三峡水库深处的那座千年古镇，我们忘不了这个秋天带着笔、镜头和追问穿镇而过的探访。虽然我们是达达达的马蹄声都敲不响的过客，虽然我们是一点点美丽的错误也来不及犯的异乡人，但我们还是可以和搬出古镇的父老乡亲一样喃喃自语：从前，我家在大昌。
从前，我家在大昌。老房子的砖瓦是鸽灰色的，高高的马头墙上萋萋荒草，悠长的街巷邻里相闻，绕镇而过的大宁河水比幺婶的梳妆镜还清亮。这些我们周围最亲切的风水，带着炊烟、水藻和高梁酒糟好闻的味道。
我们录下这些必将永远湮没的古镇图像，我们看见和我们出发的这座城市不同的房子、面孔和牲口，都用一种大宁河水濡染过的乡声对我们说，从前，我家在大昌，蛮好蛮好的地方。
我们至少有你们掰着双手双脚的指头都数不过来的列祖列宗，在这里繁衍子孙、花狗、小猪和芝麻；二舅和三姨曾在东门吵架，在南门洗马，当马洗得快活地打着响鼻时，孩子们也跳进河里去陪它，他们一起打着响鼻，边游边叫，好像在说：从前，我家在大昌。
珍珠和鱼
汉语比我们美丽。我们在她的打磨下长大成人，在她的润泽下，获得诗歌、絮语和谎言这些温暖的东西。我们最先会说的“妈妈”这个词，最后一口气吐出的那句现在我们还不肯定，但肯定会被后人当作遗言的话，都是“汉语”。虽然现在她像流经我们窗前的河流，已经被我们打脏，但只要一些词语，像红树林、珍珠和鱼，扎根或隐藏在河流深处，在我心中，她依旧永远美丽。
此刻，这些珍珠和鱼，涌出河面，向我致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后来从来没有抒情诗人，写出过《诗经》里面这样的句子；“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将会回忆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百年孤独》开头这个句子，我也一直把它看作是汉语写出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整整一代中国写作的年轻人，都迷失在它同时用三种时间所构成的迷宫里。
其实这种迷宫早在江南就已经落成。“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韦庄的小词。醇酒、美人，一直都是生命中难以突围的迷宫，多少弟兄为此大汗淋漓；更不忍心说周邦彦那“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生命之美如此锋利、鲜冷，足以使人三生迷离。但“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我从来都觉得有点像杜甫或王维的这两行诗，一下子就点出了走出迷宫的小路和风景。
“从前，我爱过克拉拉?伊丽贝丝/ 一个在古老的寄宿学校读书的女孩子/每当暖和的黄昏她都到山楂树下/去读那些过了期的杂志。”法国诗人弗兰西斯?雅姆这几行诗，一直使我着迷，我想我永远说不清，为什么是过了期的杂志；而“哑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把它带走的是蟋蟀的王”，呆在洛尔伽歌谣深处的哑孩子默默无语的样子，常常使滔滔不绝的我们多么难看，又多么难听。
“我想起那遥远的过去/ 想起彼得堡一座老房子/你一个女大学生/来自库尔斯克/草原上一个小地主的女儿”，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白夜》开头几句。10多年前一个黄昏，我和一位诗歌兄弟柏桦，走在井口油泵油嘴厂和渝州大学之间的乡村公路上，我们一人一句像拉歌一样随口朗诵起迷人的《白夜》，按照上面这种像鱼儿一样随意的版本，初夏晚上7点多钟的风吹在脸上，就像草原上那个小地主女儿的呼吸。
《管锥编》的迷宫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管锥编》非常流行地摆放在街边书摊和一些靓女雅仕漂亮的书架上，很像多年以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后，欧洲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人手一册，放在自己的梳妆台上逗你玩。
钱钟书先生和《管锥编》曾蒙受喧哗一时的虚荣，但其人其书本身质地清癯，绝非虚荣之物。万物各得其所各归其位才是正常，《管锥编》也应被定位在最适合它的区间。
1979年夏天，《管锥编》初现江湖，并未掀起“血雨腥风”。它只不过是中华书局用粗厚发黄的新闻纸印制出版的一套学者读书笔记。至于它后来伴随小说《围城》及其电视剧版本一荣俱荣，纯属当代的人间喜剧。
翻开《管锥编》，其迷宫般的结构，古奥的叙述语言和满天乱星似的书名点彩，顿时将所有还没来得及对古代典籍耳濡目染的读者排除在外，这多少有点学者的傲慢。也难怪，因为钱钟书先生深信：学问大抵是荒江野村，二三素心之人围炉闲话、互相切磋琢磨之事。
穿越《管锥编》迷宫的步法规则说穿了也并不神秘，而且也不过如此。我们可从书中任选短例略作演示：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按李嘉佑《自苏台至望亭驿、怅然有作》：“远树依依如送客“，于此二语如齐一变至于鲁，尚着迹留痕也。李商隐《赠柳》：“堤柳意相随”，《随园诗话》卷一叹为“真写柳之魂魄”者，于此二语遗貌存神，庶几鲁一变至于道矣。
这则关于《诗经．采薇》的笔记包含着全书的写作程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是这一则笔记的主句，相当于一个辞条，后文都是该辞条的释文。接着所引李嘉佑、李商隐二李诗句都是文学史上对主句的模仿之作。钱氏自己的叙述句“于此二语……”，则贬李嘉佑之作是皮相的模仿，又引《随园诗话》而褒李商隐之作深得主句神韵。
短短几行字，非常密集地联缀着一本《诗经》、二李诗集、一本诗话，行文中还暗藏一本《论语》：“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论语》中的名句，钱氏摘来此处，天衣无缝用作自己的叙述语，熟悉《论语》的朋友每读至此，当感满口书香，会心一笑。
《管锥编》就是这样用联想、牵引的手势，把浩如烟海的中西古籍里那些彼此暗中呼应、想映成趣、互相指证或关涉的词句“抓壮丁”、“拉郎配”，钱氏犹如书群的牧者和导游，使我们得以洞见书海世界的隐秘风景。
但我们同时也感到其人其书的苦闷和贫困。面对《管锥编》那百纳衣般繁复迷离的行文，我们享受不到在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王国维《人间词话》甚至郭沫若《十批判书》时能够目击文字后面作者真身人格的欢乐。
《管锥编》就象一块做工精细、结构复杂的雷达表，虽然永不磨损，但也仅仅是一个有限的机械迷宫，并不是无限的时间本身。
大儒归山 草木不惊
郑思虞先生这样的大儒百年归山，给我的大学的大师时代划上了一个句号。
大学是什么？大学就是有大师大儒的地方。这可以说是关于大学的最完美的定义。由是观之，中国很多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就要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1980年，“绿水青山枉自多”的西师，因吴宓教授的离去，就成了一个从前有过大师的地方。中文系一个大观园，惨绿愁红，只有由郑思虞、谭优学、荀运昌、徐无闻、秦效侃诸先生构成的古典文学教授群落，还多少能引起我等“少年心事当拏云”的后生学崽的一点敬意。因为他们随便拖一个出来，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儒、诗书双绝的词人和画家。他们姓名古雅，成色偏旧，旧时月色，月白风清。
其中我们最尊敬的，又数当时已华发如雪的郑夫子了。1983年，我们要到大三时的《诗经》选修课上，才能和当时已70多岁的先生相遇。先生的常服，一件洁净熨贴的普蓝色四袋中山装，是他们那一代儒者最恰如其分的包装。我等后生小辈，现在再也穿不出那种中山装的味道了，这不在衣服而在人。
他一上课就从黑板左边开始写，到写完整个黑板，课就完了。他的板书，笔迹瘦硬，章法端庄，一看就是一幅绝佳的书法作品。先生有时兴致来了，还给我们谈他的小孙子，谈北宋皇帝最喜欢的大书法家米芾的签名，哪一种才是最真的。还谈他上课时经常提到的“Klas（卡尔）”，原来就是跟他有过交往的瑞典汉学开山祖师高本汉。他提到日本大汉学家青木正儿，也是一种平常的口气。而当他对余冠英——当时国内最权威最显赫的 《诗经》专家语有不屑之时，其表情，简直就是一个可爱的老顽童。
郑老夫子讲的学问，我等少男少女懵懵懂懂。记得《诗经》第一篇《关雎》开门第一句“关关雎鸠”，老夫子就讲了一节课，写了一黑板。下课后在图书馆翻到学报上有先生的文章《毛诗车乘考》，也看得糊糊涂涂。但那种味道那种范儿，无用而遥远，干净而清癯（想一想现在大学中文系开的那种有用得烂了街的教人写计划、规划和策划的所谓应用写作课吧），代表一种格调或指标，对我们不无熏陶。有去先生家里串门的同学，领受过先生送客之时那标准的90度鞠躬，回来兴奋了一晚上。现在，这个我们年级最小的同学，也已是古典文学博士了。
先生一生波澜壮阔，也曾亡命天涯，从“寒夜灯前儿女泪，鸡声茅店梦中家”、“家园回望三千里，鸟道崎岖百二城”的早年诗，到晚年在西师“唤雨斑鸠啼不住，声声春去已经年”的咏怀，他像古代知识分子一样不是用档案而是用抒情诗记录了自已的一生。
先生那如其苍苍白发一样纯正的朴学考据工作方法，源于中国学术史上被称为乾嘉学派的清代学术轨范。这种学术生命就像一尾一天到晚游泳的银蠹鱼，终生在历代典籍的字里行间漫游，正如先生百岁寿诞上挥毫抒写的“入门即是净土，书中随处深山”。
我的大学，我们的大学，大师一直不够分配，一直像计划经济时代的稀缺紧俏商品一样供不应求。郑先生这样的大儒，就像他一生心爱的《诗经》深处那些花草虫鱼，从不喧哗，他的文集，也不过命名为《郑思虞作品掇拾》。但这种大师大儒默默无闻的存在，就决定着我的大学的风景深度，就像珍珠贝、泰坦尼克、蓝鲸和定海神针，划出了海洋的深度、广度和浪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