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這裏打字,可能是某人夢中的產物;
某人做這樣的夢,可能是因為我坐在這裏打字的結果。
中國的索爾仁尼琴研究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0-29 16:56:44 / 个人分类:寄廬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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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廬 发布于2010-10-29 16: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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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研究
索爾仁尼琴的作品種類繁多,且一些重要作品都有了中譯本。由於對它們的介紹和評價角度及側重點不一,為了方便起見,這裏按照題材把索氏作品分為兩類,即勞改營文學和其他非勞改營文學。與之相對應,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對索氏作品的研究狀況加以綜述:(一)關於勞改營文學,(二)關於其他非勞改營文學,(三)關於索氏作品的傳承和創新。
(一)關於勞改營文學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文學中出現了以小說為主的“勞改營文學”,一種以帕·菲·尼林為代表(其作品有中篇小說《試用期》和《殘酷》等),認為“冤案是在正義的鬥爭中由少數人造成的偏差”,情有可原;一種以索爾仁尼琴為代表,認為“冤案不是偏差,而是史達林暴政的必然產物”,罪不可恕1。前一種傾向中有代表性的作品還有季亞科夫的《經歷過的事》、舍列斯特的《科雷馬劄記》等,這些作品雖根據作者親身經歷寫成,但立場與索氏不同,它們一般不籠統地把勞改犯都寫成無辜的受害者,也不把勞改營的管理人員都寫成喪失人性的兇神惡煞[ii]。而索氏的勞改營文學,則由於其鮮明的政治性和強烈的暴露性,受到我國一些學者的指責。張捷引述庫尼亞耶夫語,說索氏這類作品有明顯的、表面的政治色彩,成為政治諷刺作品,因而創作題材狹窄,寫法單一[iii]。李發元說“這裏無產階級專政被寫得陰森黑暗,犯人受盡種種非人的折磨”,“流露出對社會主義事業悲觀絕望的情緒”[iv]。徐家榮也說《古拉格群島》“淋漓盡致地暴露了集中營的殘酷和非人道”[v]。張冰說索氏作品“將整個社會與勞改營加以類比,譴責社會的無法制和對法制的踐踏,其中極端之作顯然是對社會制度的根本否定”[vi]。另一些學者則給予不同程度的肯定,可參閱以下對具體作品的分析。
1、《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
一篇文藝作品的發表,甚至需要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首肯,這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也是極不正常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以下簡稱《一天》)“有幸”享受到了這樣的待遇:在赫魯雪夫的直接干預下,《一天》迅速發表,而此前它在《新世界》編輯部裏“坐守”將近一年。小說甫一問世,西蒙諾夫、巴克蘭諾夫、《十月》前主編迪姆希茨、評論家克魯什尼科夫、《新世界》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都給予好評;另一方面,謝爾戈萬采夫、恰普恰霍夫等則給予嚴厲批評。毀譽分明,這幾乎是索氏作品在本國的共同命運。
在中國,這篇作品也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接受過程。1980年代研究蘇聯文學的學者在他們的文章中提到《一天》時一般只涉及它的思想傾向的反動性:孟慶樞《蘇聯當代文學述評》認為《一天》是“攻擊無產階級革命、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作品”[vii];黎明《論“解凍文學”與“傷痕文學”的差異性》在比較《一天》和叢維熙的《大牆下的白玉蘭》時,指出前者“表現出作者對現實生活全面否定的情緒”,而後者沒有前者“那種灰暗情緒與找不到出路的絕望”[viii];譚得伶《當代蘇聯文學概況》說《一天》是“以個人的不幸遭遇來控訴社會,攻擊社會主義”[ix]。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漸開始在一個更加理性的層面探討《一天》的得失。吳澤霖的看法比較公允,也較有代表性,他認為,《一天》“還只是對蘇聯整個確實存在的龐大的集中營現象的揭露,並未表現出對蘇聯整個的社會制度的攻擊和否定”[x]。關於小說的主題,有以下幾種觀點。許賢緒認為是“好人受難”[xi],無辜的政治犯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捕判刑。施秀娟在《融古典與現代於一爐——試析索爾仁尼琴創作中的繼承與創新》中認為“作者對蘇聯肅反擴大化的作法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小說抨擊了殘酷的看守制度,鞭撻了兇狠的管理人員,對蒙冤的舒霍夫及其難友表示同情[xii]。李輝凡、張捷認為是“反對個人崇拜”,“在蘇聯的社會制度下,人們的人身自由和生活權利毫無保障”[xiii]。其實,小說中曾直接提及反專制,一個代號為X-123的犯人說:“尤其是那極為可憎的政治思想——為暴君的專制統治辯護”,而藝術家迎合暴君的口味則是“在按狗的旨意行事”[xiv]。董曉認為小說“表達了史達林個人迷信時期的痛苦與黑暗的本質”,“體現了高度的人道主義思想”[xv],這種人道主義體現在作者揭示了勞改營裏犯人的自由被剝奪、尊嚴遭踐踏的嚴重程度以及對犯人的極不信任而造成的痛苦與不幸。瑞典皇家學院常務秘書卡·基耶羅在《授獎詞》中認為《一天》是“對不可摧毀的‘人的尊嚴’的肯定和對破壞這一尊嚴的一切企圖的批判”[xvi],這是一個頗有涵蓋力的評語,它二者兼顧了小說體現的人道主義思想和對專制統治的批判。
大多數論者都肯定《一天》高超的寫作技巧。李輝凡、張捷說《一天》是索氏“少數幾部比較有藝術性的作品之一”[xvii],董曉說“這是一部內涵厚實的佳作,體現出作者對歷史的坦誠的反思”[xviii]。張曉強注意到小說高度濃縮的藝術特點,時間壓縮在一天之內,人物集中在舒霍夫身上,具有典型性;小說的象徵意味也很明顯,勞改營的“一天”,是十年牢獄生涯的一個縮影,是展現舒霍夫苦難一生的一個焦點,也是反映過去時代的一面明鏡;小說敍述高度細節化,語言富有個性化;而且,小說節奏的舒緩自如恰與犯人的痛苦心態及勞改營的緊張氣氛形成鮮明的對比[xix]。林建華認為《一天》有兩點值得肯定:一是創作題材上起到打破禁區的作用;二是有許多創新之處:既寫實又不同於一般的寫實,寓意深刻,勞改營象徵殘酷的刑事制度,通過發出兩種不同聲音的敍述人展開故事情節。總之,它不是意識形態的武器,而是真正的藝術品[xx]。施秀娟除了提到《一天》善於截取生活的橫斷面外,還認為《一天》在人物塑造上,既採用了真實性、典型化的現實主義手法,又借鑒了現代派“非英雄化”的處理方式[xxi]。單之旭認為小說的敍述角度令人稱道,小說雖以第三人稱寫成,但卻以舒霍夫作為視角人物來觀察勞改營裏的世界[xxii]。
比較起來,周文斑的《是政治狀子還是呼喚人性的文本———兼論〈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對《一天》的解讀頗有新意。他認為批評界往往將《一天》泛政治化,不管是反面定性還是正面褒揚,都沒有超越政治的層面。其實,作品昭示的乃是超階級平面的永恆主題:對道德、人性沉淪的拷問,呼喚至善人性的回歸。這是因為:第一,《一天》關注的焦點是“人”,索氏並不刻意去展現政治黑幕材料,作品著重表現侵害人性的具象和深厚人性在普通人身上的張揚這兩個極面;第二,索氏是憑良知而寫作,追求的是真理與道義;第三,《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藝術成就是文學界所一致推崇的[xxiii]。所以,解讀《一天》還是應該超越政治的層面,回到文學的層面上來。
1許賢緒:《當代蘇聯小說史》第191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版。
[ii]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394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iii]《蘇聯文學》1990年第1期。
[iv]《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4期。
[v]《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1期。
[vi]《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5期。
[vii]《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4期。
[viii]《荊州師專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1期。
[ix]《贛南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2期。
[x]譚得伶、吳澤霖等:《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第190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xi]許賢緒:《當代蘇聯小說史》第201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版。
[xii]《河池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xiii]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42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xiv](俄)索爾仁尼琴:《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第65~66頁,
薑明河等譯,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
[xv]譚得伶、吳澤霖等:《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第119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xvi]俄)索爾仁尼琴:《癌症樓》,第754頁,薑明河譯,灕江出版社1991年版。
[xvii]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42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xviii]譚得伶、吳澤霖等:《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第122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xix]張曉強:《索爾仁尼琴——回歸故里的流亡者》,第201頁,長春出版社1996年版。
[xx]《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
[xxi]《河池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xxii]李毓榛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391頁,其中第20章“索爾仁尼琴的創作”由單之旭撰寫,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xxiii]《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