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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這裏打字,可能是某人夢中的產物; 某人做這樣的夢,可能是因為我坐在這裏打字的結果。

索爾仁尼琴:作為第二個政府的作家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0-29 16:56:03 / 个人分类:寄廬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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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于前蘇聯時期的小說《第一圈》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借小說中的英諾肯基之口說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一個國家有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個政府”1,曲折而又堅定地闡明了作家的使命意識。作家既然是第二個政府,那就必然與執政的現政府相對立,這也註定了索爾仁尼琴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命運。在前蘇聯,由於他在私人信件中議論史達林的是非被逮捕監禁,因為著文揭露史達林及其共產黨政權的殘暴,先是被開除出作協,後又被驅逐出國境;在西方,他指責自己的恩主——美國,1978年的哈佛演講批評西方招致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圍攻;“活著回到祖國”,他又無情揭露俄羅斯社會現實並猛烈抨擊當權者,1998年拒領葉利欽總統頒發的聖安德列勳章……索爾仁尼琴自稱為一頭不斷頂橡樹的“牛犢”,“只要還活著,或者直到牛犢頂到橡樹上折斷了脖頸時為止,或者是橡樹被頂得吱吱響,倒在了地上為止”[ii]。他這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牛犢,總是很不明智地把現政府作為自己的對立面,數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腦袋和犄角狂熱地頂向枝幹龐大根基深厚的橡樹……
b cPV/L hX0生活的“不正常”如果是制度性的,那麼一個寫作者就要質疑這樣的制度乃至國家,就要勇於把自己放在現政權的對立面,就要敢於成為“國家公敵”和國家機器控制下的某些人民的“公敵”。一個人挑戰一個國家的例子,西方曾屢屢出現:茨威格對一戰的態度使他成為國家公敵,被迫流亡瑞士;羅素因為在二戰時提倡和平,而被英國政府監禁;左拉麵對德雷福斯案件不公正的判決,毅然發出“我控訴”的怒吼;托爾斯泰目睹沙皇政府對革命者的血腥屠殺,勇敢地寫下《我不能沉默》的正義篇章。而俄羅斯文學有一種可貴的傳統,就是堅守良知的寫作。索爾仁尼琴“作家是第二個政府”觀的清醒和勇氣,是深沉的俄羅斯文學、思想傳統在一個特殊時代的體現。張建華曾精闢地指出:“俄羅斯文學立足于拯救的思維特徵決定了文學創作的使命性特點。這一特點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就是作家的救世與救人的思想。俄國文學歷來是社會變革的推波助瀾者。”
[iii]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就是具有歷史使命性的作品,而他對此歷史使命也是相當自覺的。他說他的命運不屬於他自己,他的文學命運也不屬於他個人,而是所有千百萬人的命運,他要為1917年後受難的俄國人民和所有已死的人申訴:“他們沒有能寫下來、說出來、嘶啞地喊出來自己的獄中苦難和勞改營的發現。”[iv]《古拉格群島》被稱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沉重、最殘忍的書”,它集中體現了索爾仁尼琴反對強權和暴力、極力消除籠罩在自己國家頭上不真實的神話和虛假印象、追求正義和真理的思想。索爾仁尼琴借助此書真實地再現了史達林大清洗前後四十年間蘇聯社會黑白顛倒、人倫喪失的可怕狀況,統治階層殘暴和不人道的行徑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這就必然激起人們禁不住要質問這樣的制度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從而達到為社會變革推波助瀾的作用。俄羅斯女作家尤里茲婭認為:索爾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後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能夠改變社會進程,或至少影響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索爾仁尼琴自己也認為:“文學可以加速歷史前進的腳步。”[v]由此可見“第二個政府”的巨大意義。今天Z m1l w l
馬克·斯洛寧稱讚索爾仁尼琴是“偉大的挑戰者”、“獨立不羈的自由主義者和人權捍衛者”,成為“道德高尚和剛正不阿的象徵”
[vi]。之所以說是“偉大的挑戰者”,其偉大之處就在於勇敢地向現行政府及其殘暴專制的政治制度挑戰。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索爾仁尼琴曾直接提及反專制,一個代號為X-123的犯人認為藝術家迎合暴君的口味是“在按狗的旨意行事”,“為暴君的專制統治辯護”,更是“極為可憎的政治思想”[vii]。一個藝術家只有不迎合暴君的口味,不做政治家的工具,不為現行官方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吹喇叭抬轎子,不放棄反抗暴力、追求真理的理想,不創作無關痛癢的低俗的生活消遣品,而是反映出社會現實生活中真正的狀態,說出比“整個世界分量還重”的真話,才是按人的良心立身行事,而這是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的。索爾仁尼琴被逮捕、被驅逐出境,飽經顛沛流離之苦,這一切沒有一種堅定的信念是無法忍受的;何況只要他放棄做人的良心,而按狗的旨意行事,就有鮮花、美酒、榮譽和享受獎賞給他。一得一失之間,道德高尚與卑下、人格堅強與軟弱、精神偉大與渺小,立刻判然可見。劉文飛在《索爾仁尼琴八十歲》一文中慨歎索爾仁尼琴真是一位“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並由此展開進一步的思索:“也許,與權力保持對峙,至少是保持距離,才是真正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應該選取的最佳位置;也許,思想和文化只有與政治的衝突中才能體現其意義,豐富其內涵,並煥發出真理的光輝。” [viii]在該文結尾,劉文飛把索爾仁尼琴比作晚年的托爾斯泰,因為二人具有同樣的對權力的激憤,對民眾的溫情,同樣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嚴肅的道德感。這一切都跟索爾仁尼琴自覺地堅守“作家是第二個政府”分不開。今天,@3kvdez7M5O/{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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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g}4w q7TV_F01索爾仁尼琴:《第一圈》(下),第112頁,今天T a U1f V3W
景黎明譯,田大畏等校訂,群眾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今天*w q7r kfRF1f0mI
[ii]索爾仁尼琴:《牛犢頂橡樹》,第228頁, 陳淑賢、張大本、張曉強譯,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
,NkvXi+A%K-\jld-b0[iii]劉意青、羅芃主編:《當代歐洲文學縱橫談》,第101頁,民族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今天 p.p}qQAYk pw
[iv]阿格諾索夫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淩建侯等譯,
)c/M"C5};q!D$|f0白春仁校,第51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今天$v7e _6~(@,P;j'F
[v]索爾仁尼琴:《牛犢頂橡樹》,第43頁, 陳淑賢、張大本、張曉強譯,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今天 g-C@;Z%l'b
[vi]馬克·斯洛寧:《蘇維埃俄羅斯文學》,浦立民、劉峰譯,毛信仁校,第38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今天{ J.}7E1u0O2xRu
[vii]索爾仁尼琴:《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薑明河等譯,第65~66頁,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
bQ En{(v&a0[viii]《讀書》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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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e#o E2Me1z0[ 本帖最后由 寄廬 于 2010-10-29 16: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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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廬 寄廬 发布于2010-10-29 15:58:13
在《第一圈》中,索爾仁尼琴又擔當了一次“第二個政府”的職責,他所描寫的那些瑪爾非諾特種監獄的犯人們比監管他們的國家幹部道德上要高尚,人格上要高貴,精神上要強大,他是把現政府的判決進行了再審判,是把顛倒了的一切又重新顛倒過來,肯定了犯人們生命的價值和自我的尊嚴,鞭笞了國家幹部生命的卑劣和自我的猥瑣,充分顯示了“第二個政府”的威力。在小說中,為了自己的頭腦不被麻木所淨化,犯人涅爾仁毅然拒絕了瑪爾非諾研究所所長雅科諾夫上校要他參加密碼組的邀請,雖然他明知參加密碼組就能留在物質待遇較好的“第一圈”裏,而拒不參加密碼組,就得再次被投入普通勞改營,去接受身體上的摧殘。這使得雅科諾夫上校氣憤地說“你以仙酒換取扁豆湯”!而涅爾仁認為“如果舒適重要得超過了生存,生存又有什麼意義呢?”1出於同樣考慮,另一囚犯伊拉里昂·格拉西莫維奇也拒絕了奧斯科盧波夫少將的提議:即讓他發明一種晚上用的紅外線照相機和一種自動拍攝的普通照相機,而這兩種照相機都是用來提供證據以便抓捕人的。格拉西莫維奇聲稱自己“不是捕人的野獸”[ii],他不能因為一份“僅能維持生存的飯菜”,就出賣自己的智慧。他和另一囚犯波貝寧散步時提到一幅 “正在消失的羅斯”的 畫,他認為倒不是說俄羅斯的消失,而是“優秀的人文主義精神的消失”,所以,“我們這些還允許存在的科技精英”應擔負起“恢復人文科學的科學精神”的重任[iii]。這正是這些低賤的囚犯顯得高貴的原因所在,已被關押了18年的老囚犯、前數學研究所所長切爾諾夫教授認為只有犯人才有不朽的靈魂,而生活空虛的自由人則靈魂渺小。相對于這些靈魂高貴不朽的囚犯們,那些大大小小的統治者,從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瑪爾非諾研究所所長雅科諾夫上校,到在上級面前膽戰心驚、在下級面前氣指頤使而且對下級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內務部長阿巴庫莫夫,直到年老昏聵、疑慮重重、剛愎自用的領袖史達林,他們一個個猥瑣不堪,莫不顯得像小丑一般,毫無做人的尊嚴,僅僅是國家機器上的一個個零部件。}-y*YsVw}#l
中國既有強大的“明智”、“明哲保身”的“智者”傳統,也不乏以生命來捍衛“作家是第二個政府”的“戇者”傳統;由於前者的氾濫而愈益彰顯出後者的珍貴。《論語·公冶長》: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論語·泰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憲問》:“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論語·衛靈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試問,如果所有的知識份子在邦無道時都愚都隱都避都卷而懷之,那麼怎麼才能使、何時才能使邦有道呢?為了自己明哲保身,而置邦國於無道的境地,這實際上是國家意義上的“見死不救”。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詞中為司馬遷不能明哲保身而惋惜:“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事實上,司馬遷如此博物洽聞,不可能不熟讀《詩經·大雅》,他之所以不明哲保身,不是因為他做不到,而是因為他不肯做!其實,我們恰恰應該為有司馬遷這樣不願明哲保身的硬骨頭而感到自豪,可見在中國這個奴性實足的土地上同樣流淌著作家的良知。司馬遷不僅能仗義執言,而且能忍辱負重。如果說在朝廷上下一致譴責李陵的憤怒聲中,司馬遷的第二種聲音雖然顯得異常尖銳,而且他也為此受到了最令人恥辱的刑罰,但是我們還能把他視作傳統意義上冒死進諫的忠臣;那麼,對於劉漢王朝的死敵項羽,司馬遷在《史記》中為之作只有皇帝才配享有的《本紀》,這裏的第二種“聲音”則令人極度震驚,司馬遷已大大超出傳統意義上冒死進諫的忠臣的範疇,而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上的“反對派”,代表著第二個政府。駱玉明認為司馬遷“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見得會被厚顏無恥的謊言徹底淹沒,權力未見得無所不能,正義未見得一無所成。”
[iv]這正是司馬遷超越個人存在的意義所在。這說明要做到舉世混濁一人獨清、眾人皆醉一人獨醒既需要勇氣,更需要付出代價,僅僅潔身自好遠遠不夠。另外,司馬遷在“君子恥言利”的思想傳統下,作《貨殖列傳》,這又是開闢了“第二個”思想傳統,其挑戰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的勇氣也足以光照千秋。
erV        Q Z{二千餘年後,中華大地上的另一位史學家再次彈奏出石破天驚的“第二種聲音”。在“改男造女態全新”
[v]的新形勢下,在馬列主義一統意識形態領域的新時代裏,陳寅恪竟公然提出“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vi]的要求。以陳寅恪對歷史與現實的“通識”,在全中國只擁有一種價值系統,只發出一種聲音,只擁有一種顏色之際,他當然知道此要求不合時宜的沉重的分量。但是陳寅恪堅決提出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要求,正是他一生所高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價值之體現。因為在他看來,“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敢於為自己的學術信念而獻身,這是陳寅恪直追司馬遷的人格基礎。因為“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vii]。要發揚真理,研究學術,就必須自由、獨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就絕不能受“俗諦之桎梏”,無論這“俗諦”在時下是如何尊貴顯要,如何令人趨之若鶩,如何成為欽定的唯一“真理”。更有甚者,陳寅恪從陳端生的《再生緣》在眾多彈詞體中脫穎而出的現象而得出“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viii]的結論。優美之文學源于自由之思想,可謂一語道破天機。文藝家如果沒有“第二個政府”的意識,不但無補于世道,無助於社會歷史的進步,而且也根本創作不出優美的作品。這也許從反面證實了那些隨風搖擺的“袞袞諸公”在1949年之後之所以未能寫出“優美之文學”的原因。正是陳寅恪的不“從俗浮沉與時俯仰”[ix]、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x],他才能在驚風密雨、盲目臏足的惡劣處境下寫出足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鴻篇巨著。"aa2OE}_f}3I
一切偉大的作家都是當代生活的對立者和批判者,在這個意義上,“批判現實”主義永遠不會過時。湯瑪斯·曼在《我的時代》中說:“我的時代!對於它,我有權這樣說,我從來沒有曲意奉承,而且,無論在藝術上、政治上、道德上從來沒有對它卑躬屈節。當我在自己的作品裏反映它的時候,大多數情況下,我是處在與它對立的立場的。”
[xi]文藝家只有勇於說“不”,只有採取對立和批判的立場,才有可能揭穿時代的病根。索爾仁尼琴在遲到的諾貝爾受獎演說中說:“藝術家的工作是不能納入貧乏的政治範疇的。”[xii]這也就是說藝術家理應開闢第二個戰場,提供政治之外的眼光。布羅茨基也有一句名言:“詩與帝國對立。”[xiii]帝國在一切方面樹立起自己的權威,唯有詩歌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樹立起足以對抗帝國的第二種權威。詩歌權威與帝國權威恰恰相反,它不教人臣服,而教人抗爭,不教人守舊,而教人創新,它不是閉目塞聽隨聲附和,而是怒目圓睜做真理的代言人。馬爾克斯曾言:“關於現實,我認為作家的立場就是一種政治立場。……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同文學志趣都從同樣的源泉中汲取營養:即對人、對我周圍的世界、對社會和生活本身的關心。文學志趣是一種政治志趣,政治志趣也是一種文學志趣。兩者都是關心現實的形式。”[xiv]他所說的政治志趣絕非被現行官方所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而是一種他自己的對抗現行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獨立的思想價值體系,所以他說的“政治”其實是第二種政治。文學所表現出的志趣,要麼就是順從歌頌現行的官方認可的政治志趣,要麼就是抵抗批判現行的官方認可的政治志趣,從而表達自己的政治志趣,絕沒有第三條中間道路。馬爾庫塞說:“只有當形象是拒絕和駁斥已確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時,它才能講述自己的語言。”[xv]它再一次提醒人們:只有當文學藝術不依附於政治、文藝家不依附于政府時,文學藝術才有自己的語言,文藝家才有自己的生命,因為“藝術只有作為否定力量才能擁有這種魔力”[xvi]www.jintian.netROn4t$P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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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b D1索爾仁尼琴:《第一圈》,第70~71頁,景黎明譯,田大畏等校訂,群眾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www.jintian.net:ly8g0Oz Wb^        |
[ii]索爾仁尼琴:《第一圈》(下),第319頁,景黎明譯,田大畏等校訂,群眾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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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索爾仁尼琴:《第一圈》(下),第278~279頁,www.jintian.net0?pN;F!D@4U:J
景黎明譯,田大畏等校訂,群眾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www.jintian.net"V&Z e2R)S.Z9sm
[iv]《文匯報·筆會》2005年3月4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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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陳寅恪:《男旦》,《陳寅恪集》之《詩集》,第8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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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轉摘自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貳拾年》,第11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12月第1版。NR r"w;R:s i1|
[vii]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轉摘自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貳拾年》,第11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12月第1版。}k+rWa%rpX
[viii]陳寅恪:《論再生緣》,《寒柳堂集》,第7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4月第1版。~k4M%L l1oM*f4q na
[ix]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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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陳寅恪:《贈蔣秉南序》,《寒柳堂集》,第18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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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崔道怡等編:《“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下),第793頁,中國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今天"t1[\(],Ah_)\`
[xii]王守仁編:《復活的聖火——俄羅斯文學大師開禁文選》,第295頁,廣州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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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王守仁編:《復活的聖火——俄羅斯文學大師開禁文選》,“代序”第2頁,廣州出版社1996年版。M6i2D(_^R
[xiv]加西亞·馬爾克斯:《兩百年的孤獨》,朱景冬譯,第132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今天.`2mSQ7d?e5b)Tj
[xv]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第5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kC:@K-xa7Yl
[xvi]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第5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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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Ps%s$Gk` u[ 本帖最后由 寄廬 于 2010-10-29 16:34 编辑 ]
坐看云起时 辛泊平 发布于2010-10-29 16:29:49
回复 2# 的帖子
作家是第二个政府,奇绝的比喻!问好!
寄廬 寄廬 发布于2010-11-01 09:25:16
回复 3# 的帖子
謝謝辛兄。中國知識人堅持道統,時或屈服于政統。而索氏則直言“作家是第二個政府”,以道統而與政統相抗衡,值得廣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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