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 欧阳光明：骚动心灵的寂寞之舞——陈谦小说论

陈谦是新移民作家群中一位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与其他新移民作家相比，陈谦对新移民所面临的外在困境关注得较少，而是直接深入到他们的灵魂世界，在现实和理想、理性和感性、家庭伦理和个体生命激情的冲突中，执着地探寻人的内在困境，并由此塑造了一系列寻梦者形象。随着创作的延续，陈谦又开始回望那段给每一个中国人造成心灵隐痛的历史：文革，试图为那些深受历史创伤的人寻找一条拯救之途。陈谦的小说，看似简洁，实则繁复，在文本结构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叙事智性。

一

对沉闷现实的反抗和超越，对理想人生的追寻，对自由的“灵性生活”的渴望，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构成了陈谦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从以笔名“啸尘”发表的处女作《何以言爱》到《望断南飞雁》等一系列的小说，陈谦几乎都在追问这一生命的困境——压抑的现实秩序与骚动灵魂相遇时所产生的矛盾，以及如何走出这一困境，获得一种激情飞扬的生活。陈谦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上是女性，这可能与作者的身份有密切联系。这些女性，有些是美国“硅谷”中的成功人士，有些是迷失在异乡爱情中的追梦者，还有些则是不愿意生活在丈夫的羽翼之下，过宁静如水般生活的全职太太。她们都不愿认同现实，不甘心向刻板的现实生活投降，而是宁愿听从内心的召唤，追随骚动的灵魂，寻找一种能安妥灵魂的生活。为此，她们纷纷放弃安宁的生活，走上动荡不已、却也精彩纷呈的寻梦之路，留下了一个个为寻找梦想而不停奔波的身影。

由此，我们看到，在《何以言爱》中，无忧无虑的大院子弟钱莹，突然感到百无聊奈，甚至身心被空虚和寂寞所吞噬。为了改变这种生活现状，钱莹决定出国留学。在出国前夕，她又与勤威进行了一次耐人寻味的情感角逐。在《艺术家小猪》中，小猪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不拘一格，不惧世俗眼光的探视，为梦想坚持到底。《看着一只鸟飞翔》像是一则寓言，在梦呓般的叙述语调中，把主人公渴望飞翔的心，精妙地刻画了出来。在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面对“灵性生活”的召唤，迈出了稍显犹豫的步子。这一步给她带来了惊喜，也不乏沉重，甚至有些凄婉，但她并没有后悔这样的选择。对于苏菊来说，“灵性生活”携带的魅力太过强大，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指标，对此都无法产生免疫力。未婚夫利飞冷静而理性的生活态度，远远比不上感性、邋遢却激情飞扬、充满幻想的王夏。因为，“她喜欢的是有动感，有灵性，有激情的生活，而跟利飞在一起，她觉得总进入不了她所向往的那种境界。”[①]

相对于《爱在无爱的硅谷》情节的单线条演绎来说，《覆水》显得更为复杂一些，感情也更为深沉一些。美国人老德挽救了依群的生命，却无法安妥她那颗年轻的灵魂。肉体上的病痛，给依群带来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感，而心灵上的隐痛，才真正让她感到了地老天荒般的疲惫感，潮水般的压抑，足以窒息她重获新生的生命。依群几番努力，试图冲破这种无形的牢笼，但老德的“恩情”就像一个紧箍咒，将她死死捆住，再加上艾伦的理性退却，适时的提醒依群“我们的生活不在别处”，[②]依群虽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在现实与梦想的冲撞、感恩与生命激情的搏杀中消耗自己。这着实让人感觉到了她那颗骚动的灵魂，在寂寞之舞中的悲壮。

《爱在无爱的硅谷》中，苏菊以决绝的出走，宣告人们应该遵循内心的召唤，去寻找那种灵性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在别处”。而在《覆水》中，依群带着家庭伦理的强大束缚和“报恩”的心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只能接受艾伦“我们的生活不在别处”的规劝。这种矛盾的认识让人泄气，甚至绝望。但这就是现实，或许只有经过重重矛盾磨练的生命，才更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尊贵和崇高，带着镣铐跳舞，会更加动人。在《望断南飞雁》中，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魅力，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南雁长期作为陪读夫人，家庭主妇，尽心尽力创造出一个温馨的家。但为了给自己一个重新规划生命的机会，南雁最终放弃了家庭的负担，孩子的拖累，在丈夫将要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前夕选择了离开。南雁一直都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你要去发现它，完成它。”[③]正是这样，她才会对即将到来的“幸福”视而不见，在背后留下了人们嘲杂的叹息声。

如果遵从现实的评价标准，苏菊和南雁等人的追求无疑是“愚蠢”的，放弃“完美”的生活，追寻一个不确定的人生，最后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这不是愚蠢又是什么？但人的奇妙之处、人的高贵和可敬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没有为梦想而具有“飞蛾扑火”的勇气，如果生命的丰盈都要以现实中的量化标准来衡量，那么人的丰富灵魂和飘逸的诗情，将会退归为零。这样，生命将会凋零，灵魂也会枯萎，人最终会在简化的现实当中，无奈地走进荒凉的人性沙漠，走进“理性抵制了超越”这一可悲的境遇中。[④]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苏菊们的选择显得灼灼生辉。

除了对理想、灵性生活的追求之外，陈谦小说中的一些女主人公们，还选择了在爱情中燃烧自己。对于人类来说，爱情是美丽的，也是诗意的，它能给乏味的生活增加绚丽的色彩，给苦难的人生带来灵魂上的安慰。但它又是脆弱的，往往在残酷而僵硬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可能唯因其绚丽，才容易熄灭。如绽放在天空的璀璨烟花，瞬间留下冰冷的灰烬。人们可以为了爱情，寻找终身，也可以在现实面前，将其击成粉碎。在文学世界里，留下了太多爱的慰藉，也留下了太多肝肠寸断的斑斑眼泪。《残雪》中的丹文，曾经在爱情里找到了幸福，也承受了被抛弃时的痛苦。此后，她始终走不出爱情的迷局，最终在爱情的世界里迷失了自己。她只身来到北美寻找答案，却得到一个命丧他乡悲惨结局。《一个红颜的故事》中的朱颜，同样在爱情中体验到了火与冰的两重天，她也遭到了被抛弃的命运，只不过没有像丹文那样迷失，而是如凤凰涅槃般获得了重生。《谁是眉立》也是一个忧伤的情感故事。晓峰的离去，在可雯心里刻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成了心中的一个“结”。虽然可雯最终走出了“心结”，但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她心底的忧伤。事业上，可雯和晓峰都是成功的；然而，在情感上，他们又是迷路的羔羊。

中篇小说《繁枝》叙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新世纪的“红颜的故事”。与丹文一样，在化学博士锦芯身上，再次重演了“红颜薄命”的悲剧。锦芯面对丈夫的背叛，在苦劝未果的情况之下频生杀意。丈夫死了，她也绝望地选择了自杀。被抢救过来的锦芯，不得不承受着器官衰竭和精神抑郁的双重折磨，还有FBI对她的追查。锦芯显然无法坦然面对这样的生命绝境，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她只能悄然而逝，留下“我是一只夏末的孤蝉”的绝唱。事实上，《繁枝》也是对《残雪》的一个呼应和扩写，两篇小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互文效应，并让我们看到了“丹文”另一种可能性的结局。在《繁枝》中，作者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命运发生逆转，如果被杀害的人是另外一个人，结局会怎么样？《残雪》中丹文被杀害了，叙事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凶手是谁，但从小说文本所提供的线索来看，我们分明知道，凶手就是丹文的前夫；在《繁枝》中，志达的死，也并非“生病致死”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次蓄意的谋杀，而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在证明锦芯就是这个谋杀者。丹文被人杀害了，锦芯却是一个谋杀者。锦芯虽然活着，但活得并不愉快，始终被恐惧、孤独、凄凉的氛围所笼罩，最终还得面对法律的制裁。丹文和锦芯们的遭遇，让人看到了爱情的美丽与残酷。但她们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像堂吉诃德般冲向冰冷的现实，不惜用生命来追寻一个答案，又让人看到了女性的勇毅与坚强。

在上述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谦刻画了一系列女性追寻者的形象。她们或者在面临现实和生命激情碰撞时，听从内心的召唤，毅然走向远方；或者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守护一颗骚动而寂寞的灵魂；或者在爱情的迷局里，寻找不同的答案。这样的寻找，给她们的生命增加了斑斓的色彩，却不一定是成功的光环。苏菊们的追寻都不完美，但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永不停息的内心追求，以及渴望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和“五四”时期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相比，苏菊们的追求少了宏大的使命意识，少了社会和文化所赋予的诸多内涵，少了密不透风的文化压迫，少了经济上的无力感。她们是一群经济独立的女性，面对的是个体“灵魂的喧哗与骚动”，虽然也能看到家庭伦理对她们的束缚，但这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她们的反抗和寻找，和“五四”时期的新女性一样，从另一个层面，展现出女性生命的妖娆风姿。

二

对灵魂冲突、生命困境进行了一番探索之后，陈谦还开启了另一条小说创作的审美通道。她开始打捞往日的沉钩，向记忆发出邀约，回望历史，试图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渐行渐远的生命经历中，给人们提供“另一种文革的故事”。这主要表现在《特蕾莎的流氓犯》和《下楼》这两篇小说中。

   其实，在此前所创作的那些小说中，陈谦已经语焉不详地对记忆中的“文革”进行了回眸一瞥，只不过都是寥寥数笔，或者仅仅是一个片段，很少在那痛苦的记忆里驻足停留。这些片段，包括《何以言爱》中对钱莹的大院生活这一背景进行蜻蜓点水般的交代；《覆水》中对依群的父亲跳楼自杀、母亲被下放养猪以及哥哥插队这些事件的惊鸿回眸；《望断南飞雁》中对南雁母亲的不幸遭遇的简单复述等等。此时，陈谦似乎在有意回避对这些苦难事件的正面书写，也可能是对这样的历史“不曾有过一点兴趣”，[⑤]所以她才会在交代人物背景的时候，觉得有助于人物性格的成长时，才匆匆写上几笔，然后迅速离开。这一情况，在陈谦最近的小说创作中，有了极大的改变。从《特蕾莎的流氓犯》开始，陈谦停下了奔跑的脚步，决定正视这段历史，“在很多人选择忘却的时候，我开始回望。”[⑥]

面对“文革”，陈谦机智的选择了“心灵创伤”作为切入口，她或者通过年轻人苦难的遭遇，心灵的巨大隐痛，来窥探时代的疯狂；或者通过“丈夫在‘文革’中自杀后”，“二十多年都没有下过楼”的老太太，来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是的，关注“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进而希望找到一条拯救之途，走出“文革创伤”，才是陈谦书写“另一种文革故事”的主题。

在《特蕾莎的流氓犯》中，年轻的劲梅和王旭东，在启蒙普遍缺失的时代里，既缺乏对爱的基本认识，也不知道尊重为何物。所以，当青春期苏醒的身体欲望勃发时，他们注定要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宿命般地把自己喜爱的人，推向了灾难命运的深渊。此后，他们带着深深的心灵创伤，奔走在各自人生的路途上。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把劲梅改成特蕾莎；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享受人们羡慕的眼光；甚至可以组建一个看似完美的家庭。但是，他们无法驱逐灵魂的重压，无法缝合心灵的创伤。在《下楼》中，“文革”中自杀的父亲，在丹桂心里刻下了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在解开“父亲之死”这一谜团的道路上，丹桂又从黛比教授那里得知了康妮的惨痛经历：康妮在丈夫自杀之后，躲进自己的小楼里，二十多年来不曾离开半步。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康妮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因为她的时间，永远地停止了，永远停留在丈夫自杀的那一天，静止在“文革”的时间中。她怎么也无法忘记那个血腥的场面，走不出惨痛命运留给她的“心灵创伤”。

时代从来就不曾停下飞奔的脚步，来抚慰柔弱悲泣的心灵。它用自己瞬息万变的面孔，把曾经有过的血腥和灾难，悍然留在了身后，强行挟裹着人们滚滚向前。喧嚣不已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催促人们遗忘苦难，遗忘创痛。然而，那些灾难深重的灵魂，又怎么能轻易竦身一摇，把重负抛弃？那种潜伏在心灵深处的创伤，就像“猛兽”一样，会时不时跳出来，把人们的身心撕咬得千疮百孔。这正如特蕾莎所说的一样：“它扣在心上，我一不小心，它就钳我的心一下，生疼生疼，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它又像一个怪兽，伏在道旁，可能在你人生最得意的时刻，冷不防跳出来偷袭，让你的自尊瞬间挥发。”[⑦]该如何走出心灵的困境，弥合“心灵创伤”，把灵魂从灾难深重的深渊里拯救出来？这是陈谦在这两篇小说中试图回答的问题。陈谦认为，要想修复心灵的创伤，就必须直面心灵的困境，在道歉和忏悔中，驱逐心魔，拯救灵魂，从而获得一个再生的机会。而不是把曾经的灾难性错误推给时代，让时代这个无名的主体，成为制造灾难的唯一替罪羊。所以，在《特蕾莎的流氓犯》中，特蕾莎一直在寻找她的“流氓犯”王旭东，希望当面说出她的忏悔；王旭东也选择了研究历史，撰写了一本记录“每一个人的文革”的书，希望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以此来告慰在“文革”中受到创伤的灵魂。可是，作者也清醒的意识到，忏悔是需要勇气的。可这样的勇气，几人能有？事实上，这些芸芸众生，大多都选择了遗忘；或者以“向前看”为借口，把创伤深埋在心灵深处的黑暗里，永远不再碰触。遗忘和深埋创伤，并不代表灵魂的重生。要想走出创伤，获得灵魂的再生，就必须迈出这一步。虽然“它不过是形式。但形式很重要。不然他不能完成那个仪式，越过那道坎。”[⑧]

忏悔和道歉，与法律上的惩处无关，也不是要迫使经历“文革”的人认罪。它关乎的是灵魂上的事，与道德和良知相关。一个真诚的道歉，一声诚挚的忏悔，虽然不能更改历史，也不能避免已经犯下的罪孽。但它能让人勇敢的面对心灵的黑暗，给扭曲的生命换来生机，给苦弱的灵魂带来些许温暖，给破碎的心灵带来几束真正的生命之光。

陈谦说，“《特蕾莎的流氓犯》记写下的是我的叹息。”[⑨]事实上，《下楼》也是一声沉痛的叹息。这是面对心灵创伤的叹息，是面对遗忘的叹息，是对放逐灵魂的叹息，也是对“文革”时代缺乏启蒙的叹息。只不过，陈谦的叹息，把血泪现场有效地隐藏起来，它看起来虽然不那么暴烈，但却像在地下涌动的炽热岩浆，随时都在伺机爆发。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轻击重”的叙事方式，这种“对‘文革’历史的尖锐与沉重进行了若隐若现的表达”，[⑩]达到了“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11]读来让人震惊不已。

三

在当代小说的写作中，智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不但能直接彰显出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叙事的成败。这是因为，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再满足于一个完整的故事，他们希望在审美接受的过程中，得到比故事本身更多的东西，在“有意味的形式”里，进行沉思和玩味。当卡夫卡的小说面世之后，人们大感震惊，不由得发出“小说还能这样写”这样的感叹；卡尔维诺也一直致力于用一种“轻”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沉重。米兰·昆德拉主张用一种轻浮的形式，来表现他探索沉重世界的雄心。“将问题最严重的一面跟形式最轻薄的一面结合，这向来是我的雄心。”[12]并由此创造了“昆德拉式的讽刺和幽默”，风靡了整个世界；“黑色幽默”派，则把世界的沉重和荒诞，用一种“含泪的笑”表现了出来，在嬉笑怒骂中给人的灵魂一记重拳。王小波逝世之后，“王小波门下走狗”纷纷冒出来，就是因为王小波的写作，饱含了一种极富创造力的智慧，让人无法抗拒。无需再举更多的例子了，上述现象已经有力的说明，智性写作是当代作家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它不但重要，更是基础。从上述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智性写作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的洞察力，也即发现和感知的能力，二是讲述故事的智慧，它包括语言的运用，视角的选择，结构的安排等。陈谦的小说，在结构上，表现出不凡的智性，它们看似简单，实则繁复。陈谦把她的思考，巧妙融合在两性的情感纠葛中。表面上看，她只不过是在书写男女之间情感困顿这一陈旧的话题，实际上，情感纠葛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结构策略，是一袭披在小说外层的“华丽外衣”，只有穿透这件“外衣”，才能看到小说的肌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陈谦的每一部小说，都具有相同的繁复性。她的《何以言爱》、《艺术家小猪》、《鱼的快乐》、《看着一只鸟飞翔》等，虽然有不少哲理性的思考，也有一些很精辟、独到的论断，但就其结构来看，还是显得比较简单。甚至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其结构也并不复杂，只是在单线条的演绎中，安排矛盾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在《覆水》、《望断南飞雁》、《残雪》、《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楼》、《谁是眉立》、《繁枝》等小说中，陈谦那营构小说结构的天赋，就彰显出来了。和许多新移民作家一样，陈谦的小说，经常出现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时空跨度，使小说情节在两个不同时空中演进。而在这广阔的时空里，陈谦显得游刃有余，表现出处理小说时空的娴熟技巧。但更为重要的是，陈谦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艺术。她似乎对小说的“圆形结构”情有独钟，所以，在多篇小说中，都采用了这一结构形态。

在小说《覆水》中，故事以老德的死作为开端，以清理完老德的遗物，在母亲“你得多想想你自己了”的嘱托声中结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形结构。整篇小说虽然是一个“封闭的圆形结构”，但作者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又随着依群意识的自由流动，不断打破这种“封闭式”结构，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无限开放的独特特征。依群留在曾经和老德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房间里，不断地回忆起人生中的风风雨雨。她的思绪一会儿回到二十多年前，再次体验那段绝望的日子；一会儿又回到有老德相伴的时光，细细品味他们之间的酸甜苦辣；一会儿又回到当下，感受到人去楼空的凄凉，期间混合着点点“解脱”的欣喜。种种情感纠葛、爱恨情仇，在巨大的时空交错中，被有机的安排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场。

《望断南飞雁》也是一个典型的圆形结构。叙事从南雁离家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前夕开始，到圣诞节清晨结束。故事的主体部分，着重叙述了南雁和沛宁的情感旅程和生活经历，以及南雁那颗渴望摆脱束缚的飞扬心灵。中间穿插了沛宁与王镭的情感纠葛，南雁母亲的爱情悲剧等。小说的“回闪式”结构和“现在——过去——现在”的时空交错，与《覆水》的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结构，使得小说的文本层面，出现了一种错落有致的层级效果，也取得了类似于音乐那种循环往复的韵味，延展和丰富读者的审美体验。

这两篇小说，如果从开头和结尾来看，时间跨度并不长。但是，在小说的主体部分，陈谦采用了类似“意识流”的写作手法，让主人公的意识呈自由流动状态，充分发挥联想和想象，在过去和现在的世界里来回穿梭。主人公一会儿回到过去的时光里驻足停留，追忆那段“逝水年华”；一会儿又回到现实世界，冷眼旁观。整篇小说的叙事，跟随这种自由流动的意识，收放自如，最后又统摄在“圆形结构”这一整一的形式之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从而使小说文本呈现出灵活多变、珠圆玉润的效果。

这种圆形结构所携带的圆润和完美，曾受到了很多作家的亲睐。深谙圆形结构之美的钱钟书，更是对此赞赏有加，他曾说：“窃尝谓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13]陈谦显然也对圆形结构这种优点深有体会，因此，才会在不同的篇章中，不厌其烦的采用这一结构。

除了“圆形结构”之外，陈谦还积极探索其他结构文本的形式。如《残雪》，就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把丹文“千里寻夫”的故事渲染得跌宕起伏。冰天雪地的寒冷，与丹文阴冷的表情和冰冷的笑容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特蕾莎的流氓犯》中，陈谦把主人公的遭遇，放在两个不同的场域之中：“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生活和“文革”之后的北美生活，而两个地域所对应的时间，则是过去和现在。作者这样安排，并不是要对比两个世界生存方式的优劣，而是想说明，那种在“文革”时期所受到的心灵创伤，即便经历了巨大的时空跨越，甚至是身份的改变，也不会自动愈合。唯有忏悔，才能重生。《下楼》采用故事中套故事的“套盒式”结构方式，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心灵中所深埋的“文革创伤”的普遍性。而且，这种创伤，已经通过代际传承的方式，延伸到不同代际的中国人的内心。更妙的是，陈谦将“文革创伤”纳入到整个人类的视野中进行思考。从而使得这一短篇小说，积聚了非常丰富的信息量。洪治纲就认为：“《下楼》是一篇充满叙事智慧的小说。它避开了对沉重历史进行正面强攻的方式，巧妙地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与一位创伤心理学教授的短暂交流，缓缓打开了沉重而又深邃的历史之门，并让人们意识到灾难之后的余伤远未结束。无论是丹桂、杰里还是黛比，他们如此的关注人类的心理创伤，既是自救也是拯救他人，拯救爱。它将中国的‘文革’作为一种内心隐秘的创伤性记忆，扩张到世界性和世代性的命题之中，尖锐，缠绵，幽深。同时在叙事上，它又声东击西，化繁为简，耐人寻味。”[14]《谁是眉立》采用了互文的方式，将於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牟天磊和眉立的爱情悲剧，有效地融入《谁是眉立》中。不愿意成为“眉立”的可雯，竟诡异般地获得了与眉立相似的命运，离开了自己心爱的恋人。而定居香港之后的晓峰，由于太太长时间在外经商，只好承担起照顾三个孩子的任务，这与眉立的角色也极为相似。由是，“谁是眉立”这一问题变得甚是可疑。可雯不想成为“眉立”，晓峰更不愿意承他与眉立有关。可事实上，他们都是“眉立”，是眉立命运的同路人。《谁是眉立》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所形成的互文效果，主人公相似的命运，隐喻了命运的轮回，取得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审美效果。《繁枝》则用相当简洁的笔墨，把家庭、身份意识、寻根意识、爱情命运、女性悲剧等问题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进行思考。故事从在美国读小学六年级的珑珑的一篇家庭作业——介绍自己的家庭组成和来历开始，牵出了立惠对自己的身份和家庭的追寻。在寻找的过程中，立惠联系上了三十多年没有音讯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锦芯，从而得知了锦芯的爱情悲剧和生存困境，并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进去。在这篇小说中，叙事者不断地改变着故事的走向，把各种不同的主题，在旁逸斜出的叙事中，从容地将之纳入进来进行思考。正如它的题目“繁枝”所显示的一样，如一棵树不断分叉，生长出新的枝干，最后形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陈谦对小说结构形式的探索和处理，虽然不具备开创性，但她将这些叙事结构融会贯通之后，极大地丰富了小说文本的表现形式，也有效地避免了手法单一的叙事困境，表现出良好的叙事智慧。

从崇尚个体生命追求到打捞历史沉钩，正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寻找灵魂的拯救之途，陈谦不但成功地开拓了创作视野，还给作品赋予了更为丰厚的内涵，显示了不断超越自我的优秀品质。而且，置身于不同文化冲突的场域中，不同文化杂交融合之后，有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一优势，对陈谦这些新移民作家来说，应该是一个远未开发出来的精神宝藏。

［欧阳光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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