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 评论：在大地的裂痕深处痛苦地穿行——评陈谦的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和《下楼》

在大地的裂痕深处痛苦地穿行

——评陈谦的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和《下楼》

唐 云

[2006年在重庆磁器口镇  唐云 摄]

 

    几年前，陈谦从美国回来，专门来重庆参观文革墓群（这个墓群是目前仅存的文革武斗死难者的墓地，而且规模很大。现在已经被有关单位责令封闭）。记得那是一个初夏的上午，太阳已经很毒了，我带着她和另一个朋友走进墓地。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十分熟悉了，但是即使是十分熟悉的我，进入墓地时还是会感到阵阵寒意，似乎不太高的围墙将所有的温暖都挡在了外面，高大参差的碑群以及密密麻麻的墓茔在茂密的杂草丛中显出特有的冷硬与寂寥，一阵寒鸦的悲鸣营造了渗入骨髓的恐怖气氛。我们穿行在小道上，在一个个墓前驻足凝视。我不知道这对陈谦意味着什么，当时也不知道这个经历会在她日后的创作中有何反应，我们很少交谈，直到遇见一个自称姓曾的退休大学教师。

    这位曾先生正在一个墓前写写画画，当我们走近时，他主动与我们攀谈。他说他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墓群做事情，他所说的事情一是核实墓主身份（有些是合葬墓）以及采访他们的亲人，二是调查这些墓主死去的真相或者说想复原当时武斗的场景，因为碑铭往往只有几句干巴巴的口号和伟人语录，记录的“牺牲”时间和过程也很简单，他还在本子上勾画了墓茔的堆砌格式和不同材质……他在叙说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做这些事情很无价值，或者说在当下很无价值，谁会去关心那一个荒唐年月里那些懵懂无知的肉身是怎么死去的呢？更何况，千千万万的亡灵，哪一个最需要被记忆？

 

    估计大多数人都和当时的我一样，对于那些逝去的东西、特别是伤痛的经历大多采取回避或者故意遗忘的方式来对待。当我们从墓园出来的时候，本想快步离开，然而陈谦说要在门口留影。我给她和朋友拍了几张照片，就在按动快门的瞬间，我突然觉得我们定格的内容实际上并不遥远，墓园虽然沉寂，但它实实在在就在我们身后，成为无法逃离的“怪兽”……

 

 

 

 

 

 

 

 

 

[2006年 在重庆文革墓园]

 

 

    于是我们读到了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然后又读到了《下楼》。

 

    《特蕾莎的流氓犯》讲的故事看起来像一个错位的对质，也像一个母本的两个变形的镜像，相互印证又相互否定，然而这个错位和镜像，不是作家简单的结构运思而是在精心建造一条切入大地裂痕的通道，这个通道呈之字形左右拐弯，以至于当我们阅读并进入情节的时候，就好比在这个通道内行走，看起来总是走在不同的道路上，时常有南辕北辙的感觉。如果诸如“阴差阳错”之类的俗语被我们在结局处轻巧地捕捉到之后，我们一定会为自己有这样的轻浮感到羞愧，因为通往大地裂痕的道路实在是一种探险，而“阴差阳错”的我们仅仅是将之理解为一次简单的观光旅行。

 

    大地的裂痕有多深，道路的里程就有多远。

 

    大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开始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在经历九十年代初的短暂沉寂与惶惑之后，那些不曾被完全抹去的记忆开始活跃起来，与早先的“伤痕文学”的大叙事构架、试图诉说整个民族伤痛史的宏愿不同，大多数经历过那一场惨祸的人们，在此时的深夜，只是在一种可以感知的寂静里开始从个人的角度检视和检讨各自的惨痛历史，有关“牛棚”的记忆或对“洗澡”式改造的心有余悸，开始被诉诸笔端，但是那个“开始”大多盘桓于知识分子或思想者的脑际，并未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当我们阅读诸如巴金的《怀念萧珊》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露出海面的冰山，冰山发出嘎嘎作响的恐怖声音，而潜藏于海面下巨大而低沉的轰鸣则以更大的力量拒斥我们又在召唤我们去做出进一步的探寻……但是，谁知道这样的召唤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呢？

 

     《特蕾莎的流氓犯》对“究竟”的回答是这样的：在那样的岁月里，我们都因为无知或者无力既加害了别人，同时自己又是受害者，这样的折磨和宿命般的灾难，在历史荒唐的大叙事里无人能够幸免，即使是那场浩劫的始作俑者。对于大多数正在成长的少年、青年来说，我们大家的悲剧甚至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一点似乎正在颠覆老托尔斯泰“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论断：青春的迷茫、身体的成长和性的初醒、无瑕的情感和它贫瘠的土壤、盛开的浪漫和无情的风暴，最后无一不是令人无法掌控的结局，劲梅或者王旭东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流氓犯”和他的“受害者”沉入未来不可知的凶险之中，王旭东和特蕾莎的寻找与相逢以及他们相似的对心理压力的疏解渴望，就这样告诉我们：诉说是为了解脱，回忆是一种释怀，走向召唤的目的是为了更坚决地拒斥。

 

     特蕾莎最终解脱了吗？王旭东还会继续寻找吗？作家无法告诉大家，而此时，当错位的对质完成之后，我们还有必要这样追问么？我认为，当王旭东和特蕾莎都意识到错位之后，形成镜像的心理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小说回到了平直叙述上来，因此小说后半部显示的是一个相互拯救、彼此搀扶的过程，此时小说的趣味已经不再是对悬念的猜想，之字形的道路正在变得清晰。然而清晰并不是简单地给予我们一个答案而恰恰是相反——正因为清晰，我们发现，大地裂痕有着它不可度量的深度，压在王旭东和特蕾莎心里的重负在未来的时日里不可能轻易解除，他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一种更加艰难的努力、一种背离巨大怪兽的努力，至于能否成功是另一个疑问。但作家在这里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提醒，提醒这个经历了浩劫的民族，裂痕不会因为人为的解脱或者遗忘而轻易弥合。

 

 

 

[2006年 在重庆嘉陵江边]

 

 

[2006 在重庆磁器口镇]

 

     换个角度思考会怎样？如果作家将特蕾莎的彼“流氓”写成眼前的此“流氓”，那当然显得异常无味，是一个落入俗套的故事，但是我在阅读的时候总是止不住这样猜想，设若王旭东就是同一个人，而劲梅就是红梅，这样一个简单的复调小说会带着我们走向哪里？在咖啡馆的约会中他们会忏悔么？或者说他们的忏悔将是一个严肃的彼此消解么？显然这是我无法揣摩的，作家势必也会轻笑我的愚顽。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想，正是大多数人对这样的青春错误寻求弥补的简单思维，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让一个时代伤口愈合的方式，谁都希望简单地走出噩梦，正如我希望快步离开墓地一样。正是因为陈谦深刻地意识到这样简单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假意的消解，她才精心地让她的叙述最后成为一个巨大的提醒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小说不是社会学读本，当我突然想起“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术语的时候，非常害怕将陈谦的作品与某种心理自救联系起来理解。在5.12大地震之后，我们常常可以看见PTSD这几个字符（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它一再提醒我们，在经历那样的灾难性事件之后，一种不可避免的、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将以另外一种灾难模式降临，大面积的精神失衡将成为灾后重建心灵家园的又一重要难题，必要的干扰治疗和疏导也成为一个社会化的行为。然而，这些外在的干扰（比如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能够适用于那种潜伏的心理需求吗？那种非突发性的、持续的、个人化的隐藏病患将以什么方式得到救治呢？当劲梅或特蕾莎想起那个13岁的下午，那个长满番石榴和芭蕉的小院以及裙角轻轻掀开的瞬间，当她幻想着坐在王旭东腿上的是自己而不是别的同学的时候，这是生命中第一次美丽的忧伤，是心灵真正有所触动的获取与失落，那种细致入微的描写，让人无法拒绝去做杜拉斯式的想象，这不是童年情结，而是“苦闷的象征”。

 

    在此我们真的就可以跳出时代或者社会学的解读方式，看见被陈谦表达的那种寂寞少女的恐慌与兴奋并存的所谓“情怀”，它一开始就得承受被压抑被诅咒的命运，因而它的表达则显得具有叛逆和冒险的成分，多子石榴的隐喻以及以“借书”为借口的试探，多少表现了特殊环境中不谙世事当然也不谙性事的的可怜的少女梦，正是这个少女梦一直不能如期醒来，她那小小的心机就完全被一种报复式的恶作剧左右，于是她的“告发”成了她认为这个梦幻唯一可以抵达彼岸的桥梁，王旭东从少女的梦成了特蕾莎的流氓犯！

 

在一个“美丽的忧伤”故事的背后，性的意味非常浓重，而“性”在那个时代又恰恰处在十分复杂的境地，可以是个人逃离和放逐的通道，也可以是借以治罪的口实，在劲梅的兴奋与失望之际，在占有与失去的之际，她不得不选择捣毁一切的方式，在明知自己已经失去的时候，让别人也不再获得！她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抉择，直到她在操场里看见王旭东“双眼积出两潭深怨”……当一种本该属于她的“静好”以这个场面结束的时候，她认为怪兽已经成型。我们不得不被这样一种叙写所打动，一个本该正常成长的女孩，在心智与生理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竟然能够制造出一个残酷的“事件”，在少女的隐秘心理本该继续隐秘潜行并按它自身的逻辑抵达或中断之际，竟然掀起了一阵政治旋风——即使我们无法窥破幽暗深处的怪兽，也能在此在领悟其荒诞不经背后那一个时代的症候，在陈谦柔软的犀利中撩拨开长出新肉的旧伤！

 

——我和陈谦都在那个文革墓群里，看见墓碑记录下的最小死者的年龄是14岁！

 

如果《特蕾莎的流氓犯》包装了一个十分具有故事性的外壳的话，那么在《下楼》里，陈谦几乎不再关注故事本身，而是铺开一个似乎与内核毫不相关的求职经历，但是由于作者在对求职者丹桂身份的设置中，赋予了人物特殊的梦魇般的成长记忆（或者童年玄想），那关于丹桂父亲的生死的粗略一笔，成为小说内核——也就是康妮的人生故事的遥远呼应，在小说“现在时”语境中活动的人物，无论丹桂也好、戴比也好，都是串起这呼应的结构性元素，也就是说陈谦在叙述现实故事的时候，其实想表达的仍然是历史，现实不过成为一座桥梁，或者说陈谦在“现在时”语法里，执着地发现着“过去时”，丹桂承载的是她父亲的投影，而戴比则是康妮故事的投影，丹桂与戴比的相遇其实就是那个所谓“遥远呼应”的成立，在求职这个“外围故事”推进到一定程度之后，陈谦才举重若轻地把康妮的故事写出来。

 

 

 

 

 

粗粗看去，有关丹桂的求职对整个小说的内核来讲显得无关宏旨，有关康妮和唐先生的故事本身即可形成一篇极有感觉的作品，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并不觉得这样的外围故事多余，而且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引导，在于陈谦将丹桂的玄想式隐痛处理为丹桂研究创伤心理学的直接动机，更可以看成是丹桂寻求自救的一个途径，这个主观意愿成为医治创伤的前提，也是其治疗行为的指南。在这里我们已经隐约可以感觉到，所谓心理创伤的救治成功与否，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自救与他救——小说中，戴比列举的石油大王女儿的救治之所以成功，其前提是自救的欲望十分强烈，心理治疗师实施的“他救”才有可能成功。事实上，所有的心理治疗都必须建立在自我意愿的基础之上的，心理学对讳疾忌医者从来都无能为力！

 

康妮的创伤是深入骨髓的，是一个国家给予一个非本族国民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负荷，这个负荷的重压使这个对古老东方有着神奇幻想的女人、对一个抱着爱情就是一切的女人、对一个迷醉于自己丈夫儒雅风度而不能自拔的女人，对一个因为爱这个人因而也义无反顾爱这个人的国家的女人，实在是沉重到随时可以压垮她的地步，她的信念大厦以及人生追求随时可以在瞬间坍塌，然而她毕竟活着，以自闭的方式活着，而严重的自闭症正是她严防进一步伤害的唯一办法，她无法相信这不可想象的一切就那么真切地发生而且看不见结束噩梦的可能，因而这种拒绝下楼且终身不变的态度，是任谁都无法实施救治的，戴比的老师杰里清楚这一点，他不施救治的原因远远不是什么自己的年岁太大，而是——杰里清楚，康妮守着那架已经坏掉的钢琴，正是她守住一切的象征，她自己不愿意走出来！

 

陈谦这么轻轻一笔，将一个民族噩梦般的历史创伤给予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揭示。事实上，对于中国文革的态度，对于文革有可能驻留于个人心灵深处的回忆，现实中国远远没有给予认真的面对。康妮的下楼与否仅仅作为她个人能否面对现实的问题，而一个民族的反思则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对我而言，我在阅读的时候，对康妮的幽闭和坚持抱着的是一种近乎崇敬的心情，很容易就能理解她的痛苦，但对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创伤面前的颟顸不查则抱着鄙夷的态度，我相信，个人的内心世界毕竟是一个自足的空间，无论它给予了外人怎样的不理解。而整个民族的精神则需要开放的情怀，更需要真诚面对历史和世界胸襟，没有这一点，一个民族要走出伤痛几乎是不可能的，靠遗忘与掩盖只能让痛苦暂时被搁置，其结果是造成痛苦的历史悲剧将重复上演，有意的掩盖与改写只能让悲剧重演更甚！

 

小说里戴比叙述的那个场面令人感慨——

 

我们那个黄昏从小巷子里走出来，拐到大街上时，正碰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流车流洪水一样地袭卷而来。杰里在街边站住，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久久发呆。我不敢打扰他，过了好一阵，他才转过头来跟我说，你看他们——他指着暮色中行色匆匆的人们，说，你抽象地想，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从唐惨死的时代里熬过来啊，那里面有多少的苦难，有多少的康妮？各种各样的康妮，会影响到身后几代人的人生。他们需要救治。

 

也许，这是陈谦这篇小说想要真正表达的内容，这看上去那么悲天悯人，那么让人动容，就在于陈谦深深懂得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痛苦，我们不在于看见今日的什么，也不在于今日之宣示如何令人热血沸腾，而在于今日之如何获得。

 

《下楼》将《特蕾莎的流氓犯》的隐秘叙述直陈为心灵创伤，也就把后者“怪兽”的幽暗飘渺直接诉诸于科学的解析，相比较而论，特蕾莎王旭东的自救，没有依凭，因为没有他救的参与。尽管彼此可以互为外力，但正如心理学家不能给自己诊断一样，他们二人互为患者的状态不能带来任何治疗的效果，各自获得的只是一种安慰，这也说明，面对“镜像”般的安慰毕竟不是真实的解决！而康妮的状态如果存在于个人，最好是让它存在，就像那些亲友和邻居一样，在她最后不得不穿过楼下的世界时，把她尊贵的身体遮得严严实实，以保全她作为一个“孤独个体”的尊严！

 

两篇小说几乎以互文的状态呈现，我相信它们的解读空间会因此而扩大，这显示了作者在大地深处的裂痕中穿行时，不断发掘的努力姿态，也让我们看见作家内心深处对自身民族伤痛的惦念与纠结，这是很痛苦的自我体验！如果要确立一个作家的风格的话，我相信陈谦的风格在书写隐秘心理或心灵创伤方面，一定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因而我也相信，在粉饰成为时代症候的今日，陈谦女士的笔力会因此而穿透某些东西，深刻进历史的巨石，留下她滴血的印记！——谢谢陈谦！

 

[照片均为唐云 摄]

 

唐云，文学评论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发表文学评论及文化研究论文多篇，现任教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