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亲认还是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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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老要人六亲不认





作者：摩罗





　　有一次参加一个由某企业赞助的笔会，企业要我们参加笔会的人为他们单位的模范人物写一组表彰文章。他们所提供的一位先进教师的事迹之一是，在她丈夫患癌症直到死亡期间，她没有耽搁一丝工作，没有请过一天假。其实中国的报纸和其它出版物中，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故事。但这一件是我直接听说的，算是有了一点关系，我就印象特深。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如果这个材料所说为实，我不禁想问问这位女教师，为什么寡情至此？丈夫的生命只有一次，在他最后的人生时期，妻子所奉献的爱心是任何人不可取代的，而工作是任何别的人都可以取代的。在丈夫告别世界的时候，只沉溺于自己的工作和人事关系中，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她单位的头人为什么不能照顾一下她的实际需要，让她尽一点人情之常？这个女教师未免太不仁慈，她的上司未免太残酷无情。我们对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不是予以批评反倒要予以礼赞？

　　这个女教师的故事如果是真的，这个故事正好体现了她本人和她的生存环境的浑然一体的冷酷无情。中国的宣传机器为什么单挑这些寡情寡义的人和事予以弘扬？如果这个故事所说为虚，那中国人为什么老要编造这些无情无义的故事提供给人们作为楷模？隐藏在此种行为背后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和现实动机？

　　前几年的一次洪灾中，一位小学老师带一群学生过河时遇到险情。十余位学生都被老师救起，惟独老师的女儿被洪水卷走了。在大约两三个月中，那个省的各种新闻媒体对这件事做了非常长久的表彰性报道。为了突出他精神的高尚和人格的伟大，记者们越来越明显地告诉可怜的观众和读者，这位老师是有意先抢救别人而放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样的报道倾向实际上包含着如此判断：越是能够泯灭伦理感情、关键时刻六亲不认的人，就越是伟大和高尚。作为这一逻辑的延伸，如果一个人在此情景中首先抢救了自己的亲骨肉，这个人的品格就是可疑的。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传播媒体中，这种报道倾向是唯一享有绝对权威、不可受到任何质疑的倾向。也就是说，我们的宣传机器在调动一切方式和力量，营造一个六亲不认、灭绝人性的文化氛围，以求把受众塑造为没有私心、没有伦理牵挂、没有常情常性的机器。这种人最能够在一个奇怪的文化背景下成就他个人的功德和利益，比如可以当模范，可以升官，可以受到皇上的接见和恩封等等。所以实际上这种人是最自私的人，是真正灭绝人性的人。

　　李慎之先生为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写的序言，名为《发现另一个中国》（刊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5期），序中提到关羽张飞拜刘备为兄长并决意辅佐刘备血战疆场、称霸中国之后，“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他们主动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伦理联系和财产联系，也就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家无业的游民。关羽以“义”的形象出尽了风头，获得万民景仰。实际上他的血液里流的不是“义”，而是“忠”。其实“忠”字不过是个幌子，真正主宰他的神经中枢的，不过是他们自己天天诅咒的“私”字。要寻找“私欲”“恶欲”膨胀到极点的畸形丑胎的标本，只须照着脸上挂满“忠”字的汉子顺手摸去即可。

　　桃园三结义不过是以民间伦理的仪式，将关羽等人的整个精神能量都组织到由“忠”字所体现的国家伦理之中。在这个破坏伦常关系、放弃个人权利的过程中，人性会受到深重的伤害和扭曲。这种人一旦掌握了对世界的控制权和统治权，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按自己的畸形人性来要求世界、塑造世界，强迫别人放弃一切个人权利。他们坐在宫廷里组织社会生活的过程，就是极力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变成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过程，也就是灭绝人性的过程。而他们终极的追求，既不是什么国家主义，也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私欲主义。把一切人都变为工具，确实是为江山社稷服务，而整个江山社稷，不过是为他们个人的私欲和权欲服务。如果单从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的利益出发，关羽张飞诸葛亮之流，凭什么判定只有刘备上台才能有利于黎民百姓、有利于列祖列宗、有利于江山社稷，而曹操、孙权等人上台，就肯定不利于黎民百姓、不利于列祖列宗、不利于江山社稷呢？最实际的问题在于，只有他们的义兄刘备才能真正代表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代表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代表他们个人的一切阴暗隐秘的私欲。所谓“义兄”者，不过是“利兄”“欲兄”而已。

　　强调个人利益的伦理思想，所强调的是每个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它的出发点是尊重普遍人性，同时以平等的态度面对每个个人。强调国家利益的伦理思想，所强调的表面看来是大家的利益，是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但强调者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将一切权利和利益都攫取到自己手中。当他们地位不太稳固时，就先将这些攫取物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储存起来。一旦地位稳固，他们甚至连将这些攫取来的权利和利益放在国家和民族的银行里储蓄片刻的耐心都没有，顷刻之间就将他们化作为所欲为的特权。他们赤裸裸的掠夺明明白白地向历史宣称，他们纳入国家伦理中的一切歪理邪说，无不还原为个人私利沉淀在他们的百宝箱中，积聚在被称为人类的这种可怜动物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银行”里。在个人主义伦理观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欲望银行，每个人的欲望银行在理论上都是平等，所以每个人都不能将别人的权利利益生命储进自己的欲望银行。而在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伦理观中，人们必须革尽人之为人的私欲，只有少数人能够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建立他们的欲望银行。这种假借集体名义专为自己设立的欲望银行，实际上就是“特权银行”。

　　李慎之的序还提到，“秋收起义之后，工农红军在湘南也有过‘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样的情形早在水浒传中就有丰富生动的文学展现。由于人类欲望无限，“欲望银行”总是疯狂透支，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在以烧杀抢掠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动荡中，储满财宝和特权的“欲望银行”轰然倒塌，紧接着又在一个庄严的一时中更加隆重、更加变本加厉地重新张开它的贪婪的嘴巴和肚子。每隔若干年，这样的烧杀抢掠就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一次。也就是说，每隔若干年，中国大地上就会重演一次具有历时意义但决无历史意义的“欲望银行”的聚散。所谓“欲望银行”的聚散，不过是“特权银行”更名易主而已。有人将此理解为革命，这是对革命最大的误会和歪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宣传机器所鼓吹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这种错误的革命理念的延伸。他们不再把人们的家人杀光，但是要你必须在观念上主动地将自己的家人杀光，割断自己的血缘牵挂，让自己成为最单调最冷硬的机器。谁在这方面做得出色，就把谁树立为模范。如果没有这样的出色者，那就假造一些这样的人，用作全社会的模范。渐渐地，渐渐渐渐地，社会会成为灭绝人性的社会，文化会成为扼杀人性的文化，人会成为没有人性的非人。

　　鲁迅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同样地，革命不是要把人变成机器，而是要让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富于人性，更加有情有义。中国人必须认真学习这样的常识。

　　令人庆幸的是，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懂这样的常识。比如那些用宣传的方式鼓动别人六亲不认的人，他们自己其实是有情有义、专认六亲的，这年头升官发财的人，哪个不是与王公大臣沾亲带故的人？单是这一点事实，其可分析性就像人性本身一样丰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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