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崩地裂会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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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3-29 18: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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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与政府GDP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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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最近这些年来，中国房地产投机活动盛极一时，房地产泡沫一直在上升。根据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调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远超10%的国际警戒线。在不少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50%以上。同时，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房地产增值已经占到2009年全年GDP的6%，1/4的投资在房地产行业，50多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
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担忧房地产泡沫，有日本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造成银行倒闭，国民财富缩水，民间投资和经济全面萧条，导致日本失去的“十年”，即使是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日本经济还是没有走出阴影。中国的很多学者也早就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最近又有迪拜世界事件。
房地产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金箍咒，因为房地产的解体也很可能就是中国内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端倪。因此，有关方面一直不敢有丝毫松懈。在以往，尽管有关方面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出台的庞大的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同时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
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和政府无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沸点。
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中国在社会权利方面取得的进步不是很理想。社会权利如果不能实现，就没有社会凝聚力，稳定就没有基础。中国政府现在把民生问题放到政策的首要议程，这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民生问题或者中国社会所认同的民权如何实现？这也有待于很大的努力。
就解决人民的住房权来说，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调整政策思路。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把房地产视为单纯的经济政策领域，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这种政策思路要调整，要实现房地产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转型。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框架内进行的。
地窄人稠、土地资源十分紧张而经济高度发展的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在新加坡，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时新加坡社会性投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二，需要考虑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减少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造成中国房地产局面的因素很多。就土地而言，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限制土地的供应量，政府也搞寡头式垄断，利用卖地收入弥补地税不足。同时，政府所推行的“招拍挂”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很显然，各级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
也就是说，房地产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地方财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房地产是地方各级政府的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
在这样的GDP主义的驱动下，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是这个过程中的投机者。不管地方政府投机的动机（如地方财政考量）的理由如何，在制造房地产泡沫方面，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
要促成房地产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转型，必须提供给地方政府其他的动力机制。就是说，要改变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分配机制。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力上移到中央政府，但责任并没有相应转移。现在很多领域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给地方政府很多财政压力。同时，地方以GDP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建设。于是，卖地也就成为一个创收机制，或者第二财政。这是地方政府努力提高地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不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税权，要不中央政府把一些现在由地方政府担负的责任也收上来。没有这种调整，地方的土地财政动力还继续很大，而房地产价格还是会继续暴涨。
第三，大量增加政府的社会性投资。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最重要一方面就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个生产领域的投资激增，已经导致了很多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造成浪费和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社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消费社会也无从谈起。大量增大社会投资，尤其是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房的建设，不仅可以有助于解决一部分城市居民和新移民的住房问题，同时也能刺激消费，带动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第四，要控制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房地产。从去年开始，国有企业很快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一个主要角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家组织了大量的财政和金融力量来对付危机。绝大部分无疑流向了国有企业。这具有必然性。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一个强有力经济杠杆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杠杆，中国去年应付危机不会有这么有效。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负面效应。国有企业得到国家大规模的支持，扩张得很快。不仅本身造成了产能过剩，而且也在挤压非国有部门的空间，即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当国有企业的资本过度时，国有资本会走向任何地方。既然房地产那么有利可图，那么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可以进入呢？如何防止？政治和行政限制可以用，但不会很有效，因为这些方法是要通过政府本身而实施下去的。主要的还是要通过经济方法。政府要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在应付危机过程中，对国企的支持很重要，但现在危机已经过去，政府应当把支持的重点放在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集中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就业，如果中小企业不能复兴，那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很难。
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向国有企业，尤其依赖于行政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直接提取利润。国有企业属于全体社会，按理说应该有助于分配的公平性。但现在至少在事实上不是。当国有企业亏损时，国家就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但当国有企业盈利时，国企主管则不必向国家上交利润。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国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一个重要根源。近年来，因为社会的抱怨增多，国企开始上交一些利润，但比例非常的低，最多不超过10%。国家必须向国企征收更多的利润。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需要大量的财力，而国有垄断企业上交的利润就可以用于社会改革。
第五，私人投机也是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怎么办？有两块。一块是外国投机。对外国的投机必须加以限制。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过分开放，在完全没满足本国国民要求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全面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这里的风险极大。另外一块是国内民间资本。民间资本组成“炒房团”大量投资房地产，这里除了房地产政策导向和高利润以外，还跟民间资本在中国所受的种种限制有关。一方面要规制房地产过度投机行为，一方面也要为民间资本形成提供必要的制度护航。正因为很多领域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而当今的金融体系又存在许多缺陷，民间资本才纷纷组成“热钱”，走向房地产领域。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等等。但很显然，光从房地产市场本身入手，这些年的经验已经表明，任何政策都不会很有效。上述这些更为宏观面的制度改革，希望有助于营造一个健全的房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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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錌
发布于2010-03-29 19: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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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那个时间表，按时间表推断2011年楼市崩盘。刚好那样的话，至少我家就有房子住了。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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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0-03-29 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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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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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3-29 1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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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的帖子
能否链接一下日程表的具体内容
好令大家心里有个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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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3-29 20: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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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增加土地收入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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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ydhs
地方政府要想把土地卖个好价钱，一般来说方法有如下7种。
其中有很多策划和高人指点。
1. 饥饿疗法。袖子里藏着100块肉，众开发商饿了好久，嗷嗷待哺，于是一块一块地慢慢扔，于是众开发商不计成本的哄抢。这是土地开发环节最常用也最原始的办法。
2.修地铁。本来这条公路2边的土地不值钱。来，规划下，于是本来已经不低的土地，价格立刻翻番。政府赚的眉开眼笑，至于地铁吗，若干年后交给你们。
3.市政规划。本来不毛之地，取政府为了把这块土地卖个好价钱。于是乎，推出个什么一流商业区，或者行政预留地之类的噱头，甚至花很少的钱，装模作样的来了规划研讨会。比如北京通州运河区就是。
4.某个成熟地段，来个东扩或者西扩。南扩之类的。周围地价，立刻大涨。
5.引进一个大型的国际性公司或者机关。引入时代价很低，甚至贴钱的，不过不要紧，这里损失的只是小钱。大钱呢从堤外补。
6.最卑劣的是什么呢，和某个开发商事先达成秘密协议，让其高价拿地，提升该区域土地升值预期。事后，或者暗中以低价返还或者协议划拨一份土地等方式，降低合谋者的成本。更甚者，利用自己直接控制的地产公司，高价拍地。反正只是钱从自家人口袋里转了一下，什么也不损失。但这么一操作，整个区域的低价的上涨就非常可观了。
7.其他，各级地方政府的近乎疯狂的“托市”政策，房价不是会不会跌的问题而是让不让跌的问题！购房退税、够房入户、保障住房停滞、降低首负、降低贷款利率、银行极度宽松近乎放纵的房贷政策、取消限外令、取消“90/70”工程、降低营业税时间（5年改为2年，还是差额的、此税就是针对投机客）、没有依法征收房地产交易20%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明确规定）等等，最明显的是08年下半年各地大着民生和鼓励自住的旗号，展开了一场“你追我敢”的楼市托市裸秀大赛（有的地方迫不及待地“半夜鸡叫”，连夜出台托市政策，惟恐落后；第二是由于银行极度宽松的房地产信贷（包括个人贷款和开发贷款）政策；当然这都是08年底09年初时候的时了，这时候，他们一改以前一直嚷嚷的调控口号和隔靴搔痒式的调控风格，立刻真刀真枪地托起了市。甚至连夜奋战，调控房价时为什么不这么勤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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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3-31 11: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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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楼市已成为一种社会剥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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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鹏森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对楼市的关注是中国社会关注的最大焦点。但是，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楼市问题，必须要对楼市的性质和本质作更为深入的分析，形成科学的房改理念，才能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二次房改政策。
对于中国价格不断上涨的楼市，人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楼市泡沫的分析上，争论的问题常常是有没有泡沫？泡沫有多大？除了少数开发商及其代言人，绝大多数论者都承认，当前中国的楼市存在着泡沫。其实，这已经不需要多少经济学专门知识，而是仅凭常识都能判断的事。在我看来，当前的中国楼市已经不仅仅有泡沫的问题，它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和一种社会剥夺机制。
要理解中国楼市背后的社会结构，必须要对中国楼市是如何形成的机制作一个简要分析。中国改革以前的住房政策是一种福利政策，20世纪90年代，住房开始商品化、市场化。但是，在初期，这种政策并未立即引起楼价的急剧飚升，一些地方甚至采取了诸多优惠政策，如低价促销、购房退税、买房解决户口或蓝印户口等等。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房价突然象脱缰野马，一路狂奔。推动中国楼市直线上升的背后推手都有谁呢？
中国房市泡沫的推手
首先是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要解决分税制后的地方财税收入，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正好顺便适应反腐需要，土地从划拨转向拍卖。但拍卖的真正目的不是预防腐败而是挣钱，因此必须想办法推高拍卖行情，于是广邀天下投资家，甚至不惜用自家人高价虚假竞标，以推动土地升值。于是，一个个地王诞生，房价的基准也因此不断抬高。正如全国政协委员秦晓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所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是房价高企的主要责任者，也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所在。中国指数研究院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累加额为1万8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2212亿新元），比2008年增长140%。
其次是开发商。中国城市开发商在早期主要是通过贿赂低价获得土地盈利，此时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国有资产流失。但很快他们就转变了盈利模式，在竞标背景下，开发商虽然仍然不乏贿赂行为，但盈利的主要空间还是在市场，此时，开发商发现把自己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更划算。虽然开发商有各种盈利途径，但最主要也是最简单的途径就是通过捂盘惜售，特别是捂地开发最有效。上海某开发商将世博会附近地块捂拖了9年，房价从每平米4000—5000元上涨到6万元，更有开发商甚至将土地和房屋捂了十几年，致使价格上涨了数十倍。
再次是以“炒房团”为代表的富裕阶层。他们在政府和开发商已经推高的房价上“再加一把火”，在真正的商品房消费者向上再剥一层皮。曾几何时，“炒房团”像“黑旋风”，刮到哪里，楼市都是一片昏天黑地，百姓叫苦不迭。此外，每个城市都还有一支不是炒房团的炒房大军，他们主要是原居民，在福利分房时代分到了自己的住房，然后坐地加入炒房族，利用“市场机会”获得自己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拥有特权的官员，通过各种途径可以获得优惠价格或优秀房源，加入炒房队伍的行列。
最后还要提一下那些拆迁户，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既没有特权也没有金钱，但他们可以做“钉子户”，通过不断要价提高拆迁成本。据上海市长介绍，上海土地出让金73%用于动迁，其余建基础设施配套。更有南方某市，拆迁竟然造就出十几位亿万富翁。这说明，中国城市原居民中，确实有一部分人通过拆迁进入富翁行列。而高额拆迁成本最终当然要进入房价之中。
剥夺机制形成的因素
这样，中国的楼市就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剥夺机制：一种由政府、开发商和富人之间的利益联盟，对最终住房消费者的无情剥夺。这种剥夺不仅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富裕群体对中低收入者的剥夺，同时也是上代人对下代人、原住民对新移民的一种社会剥夺。
这种社会剥夺机制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在中国，住房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民生需求。这种民生需求在下列因素影响下，显得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住房问题都不相同。第一，中国的人口众多。13亿人口使得中国的住房潜在市场几乎具有无限扩张性。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地广人稀，可以通过多建住房改变供求关系以抑制房价，而在中国13亿人口的国度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已经从18%上升到47%，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要增加一个百分点，在中国未来基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还将有几亿人要转移到城市居住，从而把中国13亿人口中潜在的住房需求转变为现实的住房需求。
第三，中国的居住文化与社会心理，对拥有属于自己产权的住房具有特别强烈的愿望，中国任何一个正常的城市家庭，都不可能像欧美国家居民那样在住房问题上得过且过。因此，在制定中国城市住房政策时，必须充分注意到以个人主义为文化背景的西方社会，与以家庭主义为背景的中国社会在住房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巨大文化差异和社会心理差异。
第四，中国政府提供的住房缺失。中国在改革前的住房福利化时代形成了巨大的城市住房欠债，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后，又忽视了政府的相应责任，导致中国城市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租屋和廉租房的严重短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住房需求具有极大的刚性特征，开发商们正是看到这种刚性特征，使得他们在与购房小民的博弈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中国城镇住房体制改革的根本失误，就是没有考虑到上述因素的特殊性，简单地照搬外国的做法，从完全福利化转向完全市场化，把中国的楼市建成类似于股市的投资和投机市场。
然而，楼市不同于股市，后者是有钱人的投资和投机行为，而前者是所有想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的人都必然被迫卷入的过程。在股市上，人们可能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决定进入和退出，对于穷人来说，可以选择远离股市；但在楼市中，穷人不仅无法回避，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必然地成为被无情剥夺的对象。可以说，在中国，炒作楼市，有如荒年炒粮，具有明显的口中夺食味道。因此，在中国，只有政府出面干预，制定强有力的政策，才能使中国楼市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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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
发布于2010-03-31 13: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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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中国的楼市就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剥夺机制：一种由政府、开发商和富人之间的利益联盟，对最终住房消费者的无情剥夺。这种剥夺不仅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富裕群体对中低收入者的剥夺，同时也是上代人对下代人、原住民对新移民的一种社会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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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3-31 18: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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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如何“偷走”中国的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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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arrons
从2000年到现在，消费需求占中国GDP的比例直线下降。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现象？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要搞清消费需求的问题，首先要绕一个圈，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说起。
过去30年中国GDP中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部分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开始，这个比例逐渐低于100%，也就是说GDP中的资本形成总额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到了最近几年，全社会每投入100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形成80多元的投资GDP。而且，从2000年开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中投资部分的差额逐渐扩大。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差额从2004年起由负转正，2007年达到了2.58万亿，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12万亿。这个差额是怎么来的？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支出法GDP统计方式，固定资产投资中土地、旧设备、旧建筑物的交易由于不是生产性的，要从中除去。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没有包括的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高于建筑成本的增加值，50万元以下的城乡居民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库存变动都要加上，从而最终形成GDP中投资部分。
土地、旧设备、旧建筑物的交易是减少项，其他的为增加项。在所有的增加项中，只有库存变动有可能为负值，其他项目一般都为正值。而且根据历史数据，中国的库存变动在过去几十年里只有2009年为负值，大约为-0.28万亿。
GDP中投资部分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说明减少项的数额超过增加项的数额。也就是说全国卖地、卖旧设备、卖旧建筑的总金额，超过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高于建筑成本的增加值，50万元以下的城乡居民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库存变动的总合。
而卖地的收入计入政府收入，从而促进政府消费。这就部分解释了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百分比逐渐增加的事实。
但是，居民购买二手房的消费是不会体现在消费或者投资中的。但这部分的消费却是实实在在，而且数额并不小。另一方面，居民购房的消费如果是新房，会计入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高于建筑成本的增加值，从而进入GDP中投资部分。但是，现在看来，这部分增加值远远比不上全国卖地、卖旧设备、卖旧建筑的总金额。
因此，房地产对内需的影响非常大。房价上涨，地价上涨，政府收入上涨，促进政府消费，提高政府消费比例，压低居民消费比例。房价上涨，二手房价格上涨，居民购买二手房的消费没有进入GDP的计算。但这部分消费数额不小，而且确确实实抑制了其他消费。所以，房地产从某种意义上说抑制了中国的消费，“偷走”了中国的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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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4-07 20: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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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建筑与天价房市的中国式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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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敬伟
据英文《中国日报》4月6日报道：每年中国消耗全球一半的钢铁和水泥用于建筑业，产生了巨大建筑废物，现在政府号召房地产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仇保兴，住建部副部长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30年。（4月6日《中国日报》）
费尽千辛万苦，耗光家底荷包，背负沉重债务，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而房证上赫然印着的产权期限不过70年。如果不巧是商住楼，产权期限也只有4、50年。没有想到，中国建筑寿命，只有30年的平均寿命，短的不过25年。这就意味着，一套房子，只够一代人勉强居住，传给儿子的时候，所谓的不动产就变成了“楼歪歪”、“楼脆脆”，甚至就是一堆建筑垃圾。
更讽刺的是，这些短命的建筑，可不是什么便宜货，而是天价的奢侈品。而这，才是中国人面临的最大悲剧。房市乱象，已是众所周知，内中的酸甜苦辣，不仅普罗大众点滴在心，难疏心中郁闷；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也是焦虑万分，想方设法也难以沉淀房市泡沫，遏止虚升的房价。关于中国房价与收入的关系，曾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个城市居民需要花掉近22年的工资(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套房。如果说，这套房能够稳稳当当地传给儿子、孙子，为子孙后代做嫁衣也是值得的。悲戚的是，22年不吃不喝买来的房子，只能住上3-8年（25-30年的寿命计），岂不是一生的辛劳换来的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再算第二笔帐。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09年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状况分析报告》，2009年全国住宅平均价格为4474元/平方米，同比上涨了25.1%。照此计算，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全国平均要花费44.74万元，按房子平均寿命30年计，平均每人每年投入到房子上近1.5万元。如果这个人是30岁买房，每月投入工作收入一半（2009年全国城镇职工月收入2500元左右），到他60岁退休的时候，反而又成了无房户。因为，他耗尽巨资购买的房子按照质量已经寿终正寝，即使房子没倒没歪，也变成了苟延残喘的危房。如果说一个人奋斗了一辈子，别说给子孙后代留下些许资产，连万年安居都成了幻梦，这样的人生又何谈幸福安乐？
问题是，这笔账算得还是平均帐。在收入差距悬殊语境下，平均收入本身就是远离民生实际的虚拟数字。因此，虚拟的平均收入逻辑下的平均房价，只能演绎出下面的故事：能够买的起房的阶层，其购房价值越高，被短命价值消耗的财产性收入也就越多；勉强买得起房的人们，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失乐园的支离破碎的幻梦；望房兴叹的低收入无房户，则被游离于中国房市的博弈之外。这部分群体，看似和中国房市的兴衰成败无关，但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成为市场的看客，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中国房市的乱象、房价的高企和房子的短命，不仅对普罗大众而言是悲哀的，而且也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严重损害。更重要的是，中国房市的紊乱，导致每年新增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每平方米就会产生500～600吨建筑垃圾。可见，短命建筑造成的损害是多元的---民生成本、经济失衡、环保代价。可见，中国房市不单单是房价高企和市场紊乱问题，还牵涉到制度层面是否完善和决策执行是否协调。
面对英国建筑132年的平均寿命和美国的74年，平均30年的中国短命建筑不啻一个让国人羞赧万分的讽刺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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