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虞氏世族的学术影响和历史文化意义

余姚虞氏世族的学术影响和历史文化意义

余姚虞氏世族，其实并非只是官宦意义上的世家。据《裴注三国志》引《翻别传》云：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於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於军旅，习经於枹鼓之间，讲论於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这就是说，虞氏世族的名声确立，依靠的是家传经学，并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士大夫群体中奠定了相当高的学术地位。

在蔡靖泉先生编撰的《楚文化流变史》中，他提到“以虞翻之学为代表的吴国学术，因承汉末荆州学派的的学风而助长了以道统儒的玄风。”这就是说，虞翻作为大师级的学术人物，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当时的人民生活和学习习惯——这样的影响和改变，只有称得上“思想家和教育家”的伟人，通过毕生的努力才能做得到。

虞翻之后，有虞耸与虞昺继承了家传学说的衣钵；再后，又有虞潭，有虞喜、虞预。其中虞预的学术经历较为独特。

虞预（约280年—499年），为虞光虞国之后第七代、虞翻以后第四代虞氏后人。他所著述的《会稽典录》包含了大量虞氏世族的信息，甚至有族祖虞翻写给其弟的信件，为后世对余姚虞氏的考证、探索提供了相当有益的依据。虞预并编著了《晋书》（现已散佚）。他是虞氏家族中，有史以来唯一一个从事史志写作的人，他的《会稽典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虞氏家族，还为《三国志》等诸多历史典籍所引注。

虞喜虞预之后，不少旁支的虞氏后人，同样从事着文化活动，像南北时期的虞骞和虞羲，皆以诗文著称。

至隋末唐初，虞世基和虞世南一代，虞氏文化又一次得到发扬广大。《新唐书》载“帝（唐太宗）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世南之五绝，除道德之外，还包括博学、文词和书翰，因此得以悬画像于凌烟阁。

可考证的虞氏著作，几乎汗牛塞栋：虞翻，著有《周易注》九卷，《周易集林律历》一卷，《国语注》二十一卷，《论语注》十卷，《老子注》二卷，《太玄经注》十四卷，集三卷；虞耸，创有“穹天论”；虞喜，发现了“岁差”，并著有《安天论》、《毛诗释》、《尚书释问》等十余种；虞预，著有《晋书》四十四卷，《会稽典录》二十四卷，《诸虞传》十二卷，集十卷；虞炎，有集七卷；虞龢，著有《法书目录》六卷；虞羲，有集十一卷；虞通之，有集二十卷；虞世南，有集《北堂书钞》等三十卷，诗一卷。

余姚旧称“文献名邦”，自虞翻、虞耸、虞喜、虞预始，至初唐虞世南，占据了“文献”意义上的大半壁江山。旧有“一部余姚志，半部虞家史”的说法，其意义也在于此。故余姚之虞氏文化，实是成就了“文献名邦”称誉；上下历时五百余年的余姚虞氏文化，实是开导了“文献名邦”的最初源头。余姚虞氏，上承四先贤之子陵先生，下启四先贤之心学阳明先生，无愧于“江左学术世家”之名。昔郭沫若先生主编《中国史稿》，曾把余姚虞氏世族列为会稽虞、孔、贺三大家族之首，盖其上下历时五百年，如此长时间地维持着世族的学术传统，在国内亦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