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虞氏世族之式微

余姚虞氏世族之式微

    余姚虞氏，东吴末期至东晋，为鼎盛；至宋齐梁，为鼎盛走向没落的过程；经梁简文帝时的侯景之乱，已近萧条。虞氏之兴，当源于历代的官宦积累，以及当时朝廷的优抚政策。而虞氏之衰，原因却更为复杂：首先是宋齐梁时代对南方世族政策的改变；其次是魏晋南北朝的屡次战乱（像晋时孙恩，和梁时侯景张彪陈宝应等）；最后是世族本身的腐化。其中直接破坏，当数战乱为最甚。

    南北朝的战乱和政权更迭，也是南方世族和北方世族之间的战争，亦是以战功起家的新兴世家对旧官宦世族的战争。除去南陈之陈霸先，其余宋之刘裕、齐之萧道成和萧衍，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江南人（非长江以南世族）。这些并非起身世族豪门的帝王，在两晋时代，长期受到世族豪门的欺压和歧视，并且看到了因世族主宰的中正选拔制度而靠成的从仕不公平。因而，在日后开始从经济和政治入手，对南方世族进行了针对性打击（包括限止世族利用黑户口敛财）。

世族权势的过于膨胀，遂致飞扬跋扈，甚至凌驾于行政官员之上，让百姓哀声载道，让朝廷和官员难以容忍。《晋书》中，曾载庾翼在写给其兄庾冰的一封信：山遐为馀姚长，为官出豪强所藏二千户，而众共驱之，令遐不得安席。由于世族豪门对朝政及地方政权的干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地方政权和朝廷利益，这就引起了大量正直的、或是危及到自身利益的朝廷大臣的不满。——即造成了日后“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绳以峻法”；刘裕诛虞亮；沈瑀苛刻地对待余姚地方豪族等历史事件。

朝廷政策对世族的影响，毕竟是缓慢和有限的，或者说只能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起到扼制和削弱的作用，并不能快速和大量地消灭豪门生存根基、分散地方世族的影响——这一切，只有靠战争才能做得到。自东晋孙恩起义，直至梁侯景之乱，在这几百年时间内，江南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而江南各大世族在战争机器的多次蹂躏之下，无一例外地遭受了灭顶之灾。

孙恩起义时间始于公元399年十月。《晋书》载，400年五月：孙恩破会稽，杀内史谢琰。后又破高雅之于余姚，死者十七八。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元兴元年，孙恩寇临海，人众饿死，散亡殆尽。无论战争大小，无论这一场战争是否与世族自身有无关联，它仍然直接影响着世族的经济利益。尤其是这一场剿灭孙恩农民军起义的战争，其中较大的几场战役都是在余姚境内展开的——在余姚马渚一片较为开阔的平原上，晋将高雅芝与孙恩部队展开一次十分血腥的战争——高雅芝大败，兵力损失达七八成。后来，孙恩的起义部队在公元402年时，虽被刘牢之驱逐至海上，以失败告终，但当时余姚境内已是千疮百孔。甚至，有些家族在战争还没有发生时，就已经开始了迁移活动，以避开战争危害，保存家族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虞世南在《唐大龙泉寺碑》中，提及“梁室板荡，大盗潜移，四海沸腾，九彝交乱”，其中“梁室板荡”，即是梁简文帝时的侯景之乱，此场战乱对江南造成的损害，从根本上摧毁了余姚虞氏世族的物质基础。

《唐大龙泉寺碑》云：龙泉寺者，晋咸康二年县民王阳及虞宏实等之所建立……值梁室板荡，大盗潜移，四海沸腾，九彝交乱。其壮骑之所凭陵。戎马之所辚轹，燎原薙草，邑无遗噍。玉堂金穴，馀构莫存，甲第高门，尺椽皆尽。浙河之左，尤锺其弊。於时禹川殷阜，举袂成帷，云栋绣棂，雕甍绮阁，皆夷漫涤荡，万不一存。润屋为墟，曝骸如莽。家靡馀爨，路无行迹。

《梁书•卷五十六》载：景又遣仪同于子悦、张大黑率兵入吴，吴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悦等既至，破掠吴中，多自调发，逼掠子女，毒虐百姓，吴人莫不怨愤。

《陈书•卷二十六》载：梁末，侯景寇乱，京邑大饥，饿死者十八九。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风行雨散，东播西流，京邑丘墟，奸蓬萧瑟。

颜之推《观我生赋》载：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余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南史·侯景传》载：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魏书•卷九十八》载：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

《南史•陈宝应传》载：侯景之乱，晋安太守、宾化侯萧云以郡让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宝应典兵。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豊沃。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馀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

（同上引）时朝廷下诏：（宝应）剽掠四民，阖境资财，尽室封夺，凡厥苍头，皆略黔首。蝥贼相扇，叶契连踪，乃复逾超瀛冥，寇扰浃口，侵轶岭峤，掩袭述城，缚掠吏民，焚烧官寺，此而可纵，孰不可容？

侯景之乱发生在公元548后至552年，是北方贵族军阀归依江南朝廷之后，发生的一次极为血腥的叛乱，叛乱中造成了大量对世族和平民的屠杀、掠夺行为，恐怖情绪由北向南地漫延到原本富饶平静的三吴和会稽一带，使浙东世族和居民向更南方的福建等地迁徙，就连那些刚从建康、三吴到会稽避难的人士，也马不停蹄地向岭南方向迁移。伴随侯景之乱而來的，是浙东大饥荒，又以会稽郡最为严重，死者十之七八。当时会稽下辖余姚上虞两县，一片狼籍，“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梁紀》载，武帝太清三年，“于是三吴尽没于景，公侯在会稽者，俱南渡岭。”有战乱其间，这种对世族的摧毁手段，还存在有目的、有计划的大肆掠夺：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馀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这种掠夺已非局限在财物上，还包括人口。

因累年饥荒，世族成员的大量伤亡，大规模的迁移活动（现可考证的虞氏世族迁移点，有慈溪，宁波，诸暨山区等），余姚虞氏世族至隋初，已分崩离析。虞翻登龙泉山时所说的“可居江北”，亦已成覆巢之卵——江北江南，同样是不安全的。当时余姚萧条，就是虞世南在碑文所说：“大盗潜移，四海沸腾，九彝交乱。其壮骑之所凭陵。戎马之所辚轹，燎原薙草，邑无遗噍。玉堂金穴，馀构莫存，甲第高门，尺椽皆尽。”

余姚自虞光虞国始，至东吴、两晋时，财富积累已达到相当规模。但家族的财富增长速度并没有和家传学说的发扬光大成正比。至萧梁王朝的虞悰一代时，虞氏世族“治家富殖，奴婢无游手，虽在南土，而会稽海味无不毕致……悰家富于财而善为滋味。”这种“会稽海味无不毕致”的奢侈生活，是世族内部开始的腐败和溃烂。而一旦战乱爆发，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被掠夺殆尽，树倒猢狲散的噩梦就真正开始了。这也是为什么余姚虞氏世族，到了虞悰这一代，就杳无音讯，并与后来的虞权虞荔虞寄一脉出现脱节的原因。

其实，虞氏一族，至唐初虞世南之后，已极少出现在余姚的江南或江北。像虞世基和虞世南的父亲那样，这些被分散开来定居在祖国各地的虞氏后人，在迁移初期，还留有死后归葬故地余姚的习惯。所以，他们会因服丧需要，回余姚居留一段时间。余姚县，对像虞世基或虞世南这样已长期背井离乡的虞氏后人而言，只是他们填写履历表时才会想起的一个词——他们对故地余姚的概念，已停留在虞翻虞耸虞喜虞预这几个有名的族祖名字，停留在《水经注》中的了了数语。祖籍余姚，就虞氏后人而言，最后必定是一个相对抽象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