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虞氏世族定居点分析

余姚虞氏世族定居点分析

我在一些文史资料中发现，余姚虞氏的最初定居点都被认定在城南罗壁山。这些观点所依据的可能就是光绪《余姚县志》“遗迹篇”所载：虞国墅。在罗壁山，汉虞季鸿之别墅也。至晋而郗愔卜居之，有郗家池。谢灵云山居赋所云郗氏奥是也。

季鸿，即虞国字。罗壁山，据《县志》，在县南十八里。按《县志》所言，罗壁山为虞国别墅，当在虞国卸官归乡后经营——既是别墅，那么别墅之外应另有居宅。

据《水经注》：（姚）江水又东迳绪山南。虞翻尝登此山四望，诫子孙可居江北，世有禄位，居江南则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继代兴，时在江南者，辄多沦替，仲翔之言为有徵矣。江水又迳官仓，仓即日南太守虞国旧宅，号曰西虞，以其兄光居县东故也，是地即其双雁送故处。

案《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生卒年代（？—527年），和虞悰（435年—499年）基本接近。时郦氏居北魏，而虞氏居江左陈朝，在通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郦氏在《水经注》中并没有书及他所在那个年代的虞氏状况。而郦氏在没有亲历江南水系的情况下，他撰写《水经注》所依据的资料从何处而来呢？——他甚至把虞国和虞光的居住点，精确到东虞、西虞。我想，郦氏之《水经注》关于虞氏世族定居的东虞西虞情况，以及姚江沿岸历史文化状况，应是由江南的方志、史志相佐而成，其中可能就包括现已散佚缺失的《会稽典录》。

根据郦道元所提供文字，可以确定虞国虞光的最初居宅——应在余姚故县城的东西两侧——虞国在城西，故称西虞；虞光在城东，故称东虞。这可排除（虞光和虞国时代）虞氏一开始就定居在江南（罗壁山）的说法。虞翻登龙泉山时，曾“诫子孙可居江北”，却不是肯定其子孙当时都居住在江南——虞翻之语抑或是对子孙的一种警告，对从高祖虞国在罗壁山畔构筑别墅造成“辄多沦替”后果的忠告，或许虞翻的意思仅仅是让他们日后不要搬迁到江南去。

自虞光虞国始，虞光一支显赫无比，而虞国一支却杳无音讯，这似乎也印证着虞翻“居江北”的谶语。至了郦道元的年代，差不多距离虞翻已有三百年时间了，郦氏所言“住江北者，相继代兴，时在江南者，辄多沦替，仲翔之言为有征矣。”应是就郦氏年代的虞氏状况而言，或是虞翻之后的虞潭虞喜虞预之辈而言。

无论光绪《余姚县志》还是《水经注》，有两个关键词应被特别注意：一是绪山南，一是官仓。绪山南之概念极为广阔，它既包括绪山南首、临江的狭小空间（但构筑居宅已绰绰有余），也包括江南。官仓的说法，郦氏应是根据手头的参考文献提出，这些文献当不属于虞国年代，亦不属于郦氏所处年代。虞国生活在东汉末年，那时还没有县城和官仓的说法——余姚县城最早建筑于三国朱然（亦即虞翻年代），此时虞国一支，已于百年之前从绪山南的居宅搬迁至城南十八里的罗壁山别墅了。

按郦道元所载，官仓东，即是吴将朱然所筑余姚古城。当时的古城范围极小，还没有把绪山包括进去，远远小于明清时县城，只是一个处理军政事务的据点堡垒而已。古时军政机构重粮草安全甚于其它，须防御盗匪或敌对势力，故官仓位址靠近古城堡垒，以利于营救和保护，合于古时战备之道——若官仓设江南，无论日常经营还是救急保护，皆须渡江为之，朱然不可能不知其中弊端。官仓既在江北，官仓前身的虞国旧宅当然也在江北了。

余姚县旧有虞宦街，我想最早的东虞西虞，可以按照虞宦街之东西，大致划分。在虞宦街以西者，称西虞；在虞宦街以东者，称东虞。西虞地理位置局促，不能纵向发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族经营的规模；而东虞地域宽阔，无此烦忧。我以为虞国之搬迁，也许是出于家族扩张原因。

据《县志》载：（虞国墅）至晋而郗愔卜居之，有郗家池。谢灵云山居赋所云郗氏奥是也。这就是说虞国一支，搬迁至罗壁山虞国墅定居后，并没有居住太长时间。郗愔（公元313年至384年），字方回，高平金乡人，东晋时任临海太守。晋简文辅政时，领冠军将军会稽内史。简文帝即位后，加镇军将军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我想郗愔卜居虞国墅，应在其任会稽内史至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的那一段时间里。按虞国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初，距郗愔有二百余年（差不多虞啸父的年代）——故可认定，虞国一支在罗壁山的定居时间至多在二百五十年左右。

所以说，最初的虞国和虞光，他们都定居在江北。虞国在龙泉山南，而虞光在旧虞宦街东。日后，虞国一支在城南罗壁山畔构筑别墅后，再举族搬迁。虞翻携子孙登龙泉山时，虞国旧宅已被用作三国时代的官仓，虞翻针对虞国一支多沦替的状况，警告子孙不得搬迁至江南去，若发展空间受阻，或可向姚江以北发展——这就造成了虞翻之后，因战乱和家族经营原因，向东北方向逐渐迁移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