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虞喜

大隐虞喜

《晋书•虞喜传》载：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

据上文，意谓虞喜与虞潭同族。 “之族”的意思，似有同辈嫌疑。虞喜父虞察，为虞耸族子，即虞察与虞潭同辈，而虞喜虞预即为虞潭族子。

据本传，诸葛恢临郡时间，在诸葛恢任会稽太守时，即公元316至318年间。屈者，令之屈服也，即是强迫虞喜任功曹一职。这也是虞喜一生里，唯一一次在政府部门工作。——因是被迫任职，所以没有丝毫的工作快乐，甚至让身心遭受创伤，为其日后隐入山林、屡召不就埋下了基石。在虞喜被迫征用前，他已有过几次征召不应的经历。

《晋书•虞喜传》载“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这应在晋元帝司马睿初镇江左之前（即公元307年以前）。孝廉与秀才，都是由郡县中正官考察后推荐，算不上真正的政府官职，但却是从仕的必然起步，或可视之第一阶梯。

第三次是会稽郡司徒征召，亦不从。

公元307年，司马睿意欲经营江南，收拢大批因避战乱而流落到南方的智士文人，出生江左豪族的虞喜当然也在此列。当时司马睿向朝廷上疏推荐虞喜，晋怀帝即位后，“公车征拜博士，不就。”这是第四次。

《宝庆四明志》云：大隐山，县南三十里。夏侯曾《先地志》云：大隐山口南入天台北峰，为四明东足，乃谢康乐炼药之所也。晋虞喜三召不就，遁迹此山，因以为名。志云“三召不至”，“三”字固是虚数，并非真正三次。虞喜避居大隐，当在诸葛恢在大兴初年（公元318年）因服丧去官后，虞喜才有机会摆脱这个无奈的公务员身份，回到了老家余姚——也许经过这么一次被迫致仕的遭遇，他觉余姚县城也不甚安全，就开始考察县城周边的山野林间。虞喜的隐居，盖在四召不就、一次屈就之后。

第五次，是“太宁中（公元324年左右），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

第六次，是遭拒后的晋明帝仍觉不甘，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这一次，虞喜委婉地使用了“病假条”手法。

第七次，出现在《晋书•卷七》中：咸和七年四月，（公元332年）以束帛征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随后，咸和末年（公元334年），“（帝）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这是一次没有出发的征召，因为朝廷政局动荡而没有实施，可称为“被夭折的第八次”。

一年后，即咸康初年（公元335年），夭折的第八次终于得到了实施——上任后的晋元帝司马睿征召虞喜为散骑常侍。《晋书•虞喜传》载：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思恢遐烈，旌舆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疏奏，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搜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又不起。

第九次，在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六月壬午，新登基的晋康帝司马岳也想试试这块难啃的骨头（或许是想打破屡召不就的极限纪录吧），“又以束帛徵处士寻阳翟汤、会稽虞喜。”束帛者，就是皇帝派臣子提着礼物去请，亦请不动。

大隐虞喜，成就了余姚大隐这个地名，也成就了现今大隐的历史和文化沉积。据大隐虞氏后人宝纪先生言，虞喜葬于大隐，并有虞公庙遗迹，在学士桥村境内后洋岙，现已废。

我想，若是当年诸葛恢（诸葛亮从兄诸葛诞之孙）不用暴力或强权，有他族祖诸葛亮的十分之一智慧，或许就能让虞喜心甘情愿地走上仕途（这样，就没有大隐这个地名了）；若是诸葛恢也如其它九次那样，征召而无所得，虞喜日后也许不会那么坚决地拒绝仕途，更不会跑到城南三十里的山林去读书和著述。

但是，诸葛恢的“屈（虞喜）务功曹”，很难分清是好事或坏事——诸葛恢若把虞喜争取过来，让他踏踏实实地为政府工作，或许就没有日后的大学者虞喜了，大隐镇也要塌下去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