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桥到最良桥

北宋宣和二年，即公元1120年，距离施宿编撰《会稽志》约八十余年。睦贼，即方腊起义军——因方腊为安徽睦州青溪人，故赵宋朝廷称义军为睦贼。方腊起义之事，载在《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七：

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不旬日聚众至数万，破杀将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杀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庐、富阳诸县，进逼杭州。郡守弃城走，州即陷……兰溪灵山贼朱言吴邦、剡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合党应之，东南大震……徽宗始大惊，亟遣童贯、谭稹为宣抚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以东，且谕（童）贯使作诏罢应奉局。三年正月，（方）腊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军至，合击贼，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还据杭。二月，贯、稹前锋至清河堰，水陆并进，腊复焚官舍、府库、民居，乃宵遁。诸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相继至，尽复所失城。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四年三月，余党悉平。

读《宋史》可知，方腊起义时间为宣和二年十月；至十一月，陷（安徽）青溪县城；十二月陷（安徽）睦、歙两州（陷歙州，在十二月二十日）；再陷浙江衢州、新城、桐庐、富阳，并进一步取得了省城杭州——方腊陷杭州，在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随后的宣和三年正月，方腊又让方七佛引兵攻打秀州（今嘉兴），时童贯率十五万兵马南下支援秀州，方七佛兵败，复还据杭州城。——方腊攻打越州（绍兴）的时间，应在宣和三年正月之后，即是他派遣方七佛攻秀州之时，当时他想“尽下东南郡县”，遂分兵并进。但由于兵力分散，各先遣分队在攻打东南各郡县时，屡屡碰壁，遇到了很多麻烦——就像攻打余姚县城的这一场小战役，遭遇了败绩。

越帅刘述古，即越州知府刘述古。我记得与唐朝韩愈同时代也有一个叫刘述古的人，以文学著称。但在史志中，北宋朝代（尤其在宣和年间）似乎并没有“刘述古”的越州知府。据《宋史》，当时的越州知府应是刘韐。刘韐（1067-1127），字仲偃，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哲宗元佑九年（1094）进士。调丰城尉、陇城令。迁陕西转运使，擢集贤殿修撰。宋徽宗宣和初年，提举崇福宫，起知越州。据《宋史》本传载：

（刘）韐求东归，拜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起知越州，鉴湖为民侵耕，官因收其租，岁二万斛。政和间，涸以为田，衍至六倍，隶中宫应奉，租太重而督索严，多逃去。前勒邻伍取偿，民告病，韐请而蠲之。方腊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请行。韐曰：“吾为郡守，当与城存亡。”不为动，益厉战守备。寇至城下，击败之。

另，据《大宋宣和遗事》载：宣和三年，（方腊）陷剡县，知县末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刘韐败之。近代编撰的《绍兴县志》，亦记载方腊攻越州时间，为“宋宣和三年(1121)二月，方腊军数万人围攻越州，知州刘韐调兵筑城固守，方腊军被刘军击退；四月，方腊在青溪战败被俘。（据《嘉泰会稽志》）”——根据以上佐证，可以肯定：方腊犯余姚境的时间，是宋宣和三年；当时的越帅，不是刘述古，而是刘韐。

那么，《余姚县志》里的刘述古，是从何而来呢？阅《剡录》（宋，高似孙纂），才发现有“刘述古”的记录：宋宣和三年，方腊平，改剡县为嵊县，知越州刘述古言剡有兵火象，欲以嵊名县，诏从之。高似孙编纂《剡录》的时间，是宋嘉定七年，即公元1214年，比之施宿的嘉泰《会稽志》还要晚十余年。“改剡为嵊”的典故也许符合历史，但“知越州刘述古”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康熙《余姚县志》对于刘述古的称法，也许是从《剡录》里照搬过来的。

再读《宋史》本传的后一段文字才恍然大悟：寇至城下，击败之。拜述古殿直学士，召为河北、河东宣抚参谋官。原来，刘韐是因为平寇之功，被拜述古殿学士，而被后人称作刘述古的。

刘韐，是大宋朝的有名将才，其在越州做知府、平定境内叛乱时，韩世忠还在童贯手下做一名小校，而岳飞还在汤阴农村碌碌无为——一直要到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韐募敢战士，（岳）飞应募。岳飞是作为“敢战士”被招募的，而岳飞也幸得刘韐赏识，既而重用，屡立战功，一步步登上将帅之位的。在余姚南门的那一次战役，刘大人用百许人战胜方腊的数千人部队，如果确凿，那么无疑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用一百多人，去战胜数千人，赶得得上斯巴达克的三百勇士了。

但是，刘大人有没有到过余姚，有没有带领百余人去应战方腊的数千虎狼之师，还是个大问题呢。原因有二：一、堂堂的越州知府刘大人，不可能只有百余人的兵力，也不可能用百余人的兵力出城应战，他可以用他的职权，在余姚县征得更多的临时兵勇；二、越帅刘大人为何不留在绍兴，而要来余姚县呢？绍兴的战事同样紧迫，而绍兴作为府郡，要比余姚县城重要的得多。据《会稽志》，刘大人在固守绍兴的战事中，成功地击退了方腊的义军，难道当时刘大人又分身来到了余姚，又击退了进犯余姚的方腊部队？或是率领余姚军民击退方腊部队的还另有其人？

但这一场发生在余姚最良江边的战事应是确凿的，余姚官兵击退了方腊部队也是确凿的。施宿曾任余姚知县，后任越州知府，他的《会稽志》距离“方腊犯境”的年代并不遥远，他对于“战场桥”的记录，无疑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可是，施宿并没有在《会稽志》中提到越帅刘述古，更没有提到以百余人克敌数千人的事。所以说，康熙《余姚县志》中对这一战事的叙述，是综合了《嘉泰会稽志》、《剡录》、《读史方舆纪要》及本地民间传说的内容。

明代史元熙在重修战场桥后，写过一个《修战场桥纪略》：邑南城而南一里许，曰战场桥，循桥而南，达于四明。而道光年间知名的桥梁建筑师叶樊，在重修战场桥后，更名之善良桥（似乎是叶樊为了与城东的善政桥——即黄山桥——相对称，把重修后的战场桥更名为善良桥）。据近代出版的《余姚市志》载：最良桥，原名战场桥，在县南2公里，跨最良江。宋时已建，后几经毁建，并讹称为转粮桥。清道光年间（1821-1850）大修，改1孔为3孔，更名善良桥，后讹为最良桥。1954年建造余梁公路时，改为公路桥，宽5米，石拱，混凝土桥面。

从战场桥到转粮桥，是一个讹称的过程；从善良桥到最良桥，也是一个讹称的过程。在民间口头传播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地名、山水之名、桥塔屋宅名称与史志不符的现象。有时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