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湖行纪

白马湖行纪

 

白马湖边

 

如果白马湖像个葫芦，那我们最初到达的，便是那葫芦的入口处，一截五六米阔的河道。中间架着一座石桥，是一九九一年重修的，桥栏杆上铭刻有三字：春晖桥。字是经亨颐写的。若过桥，向南去，便是春晖中学。可惜我们是初秋来的，站在桥头，看不到春日之晖，而秋天的光线自云端流泄，撒在身上，暖意便起来了。原先落了十几天的雨，在我们抵达白马湖的那个早晨，就停下了。微风时有时无，有桂花和樟树叶的淡香。裸露的手臂，四周的浓郁潮湿的绿，觉得凉气逼人，但仍很舒适。

沿湖，多古木，想来都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植下的。树冠都茂密葱茏，只是粗大虬曲的主干，显得年迈极了。有几棵树的关节上，长着菌类植物，白白的，开得像雨伞。我们小时候，把这一类菌菇都统称为蛇雨伞。

我们只能看到白马湖的一角，在秋天的光线下起着微澜。如果不是远处水面上，许多绿色的雪碧塑料瓶排列着（水下可能是养鱼的鱼箱），我还真觉得自己回到了上个世纪初，来拜会这湖边幽居的四位先生，他们依次是弘一法师，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那是并排四个向南而筑的白墙黑瓦小院落，和沿湖的农居相比，无任何特别之处。只是它们的门边，都有一块铜牌钉着，以示过去主人的身份和学识。

小院和湖水，隔着一条白白的，由东向西的水泥路。偶尔有村民骑着摩托车，突突突地出来，从我们身边掠过。在我想来，他们是一些多么幸福的人，能和那样的四位大师，一起居住在寂静的白马湖边，或而能近朱者赤，从那些小院落里散发出的特殊气息里，得到一些文化和艺术的滋养。而我，只是偶尔来的，我只能读得更仔细些，体察得更深远些，用眼睛，用鼻子。

每到一个我认为是美好的地方，我尤其喜欢用鼻子去探测。我发现，即使有些事物消失了很多年，但仍有一些气味留了下来，那些独特的，幽淡的，深远的。而今天，当我站在春晖桥上时，已经觉察到了，并且是那样的强烈。我缓慢地转头，轻嗅，空气分子里所残留的他们的气息。因为我知道，这湖边的空气，他们也曾呼吸过。湖边的山色，他们也曾遥望过。湖边的小路，他们也来来回回地走过。尽管看见他们的人，都不在了，很多痕迹也已经消失了。但一定有什么东西，在今天还存在着，并且也和过去的他们一起存在过。一定有什么的。一定有。

 

晚晴山房

 

由西向东去，杨柳阴里，第一个院落便是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斋名源自李商隐“天意怜芳草，人间重晚晴”句。进院门，右侧是砖墙，沿墙种着些兰花，而左侧却是一个较为宽裕的院落，还有一棵古树，高十几米，二臂也抱不拢。院子内很多植物，在西南角，有瘦竹一丛。这些植物，都被古树的庞大树冠所笼罩着，因此叶子更碧绿，绿得幽暗。

山房是依着象山而筑的，离地平线约有一人多高。横三间，向南，向着白茫茫的白马湖。我上去时，门已开了，很静。这门，似乎是知道我要来，只为我开的一般，而主人才刚刚云游去。居中一间，应是会客室，像以前人家的客堂一般，一只八仙桌，左右两把太师椅。我在想，这些物事，或许是后人添增上去的，法师若会客，一只草蒲团足矣，大可不必如此正儿八经地危座，一付旧世界等级森严的气象。后来看介绍，果然。原来的晚晴山房，已在抗战时期，被日寇炸毁，现存的建筑，是1994年由弘一法师研究会重建的，并请了赵朴初、冰心题匾额。

最早知道弘一的法号，应该是八十年代。印象深刻起来，是学校里合唱的《送别》，时极优美的歌词和韵律，尤其很多人一起唱着，心旷神怡，精神辽远。才知道那歌词是一个叫李叔同的人写的，曲采自美国民谣。李叔同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出了家，法名演音，号弘一。之前，他已经做过好多年的居士，甚至在他三十七岁的时候，到虎跑试过断食，一种类似于道家“辟谷”的修炼方法。

再至九十年代初，我读佛经，自然地遭遇到“弘一”——这个近代律宗大师的名号。当我知道，他曾驻锡慈溪五磊寺一年，开律宗道场，宣扬律宗教义。便又跑去五磊寺，去寻他的遗踪。但什么也没看到，除了偏堂的一幅炭笔画，五磊寺似乎一点也不把弘一法师放在心上，甚至连借着他的名号做生意的想法都没有。这让我感到奇怪。尔后读书才知，当时弘一法师和该寺主持，因对开律宗道场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瓜葛，于是法师转折几番，去了福建泉州。也许是原来的五磊主持在传下衣钵的同时，把这些瓜葛一股脑儿传给了现今的五磊主持，于是才会做的如此让人遗憾。

五磊寺，那是最最无味的一次出游。因我对法师的无比崇仰，从而加剧了对此寺院的坏印象。而这一次，却是对我以前访五磊寺的沮丧，作了个大大的补偿。尽管，这房子是九十年代重修起来的，但资料非常齐全，且没有收取任何参观费用。

屋高不暗。站在堂前，看湖里风波，看右侧的春晖中学新旧相夹的建筑，看左侧丰、朱、夏三个小院，鼻端竟闻到一些香来，有淡淡的檀味。这些香，或许来自于过往，法师的片刻小住。但即便只是片刻，也值得我体味再三，绕柱三匝而不肯离去。现在，屋里极安静，只有室外的植物在秋风里瑟瑟地响着，像有人行走。一种感觉，似乎他只是出去一小会儿，马上就会回来。忽然记得一首诗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但我不是王维，你没有童子，山间没有深厚的云朵，所以没人来告诉我，你去了哪里。

我离开时，轻轻地拉拢了院门，虚掩着，似乎是我过会儿还要再来，碰一碰运气。

 

小杨柳屋

 

晚晴山房的东首，并列着丰子恺，朱自清和夏丏尊。因为丰子恺是弘一的弟子，所以他的房子就和弘一毗邻着。但他们三个的房子，一律都建在平地上，以示和山房的区别，无论是学识，还是影响力。据说朱自清很穷，孩子又多，中间的三间小屋是向夏丏尊租用的。夏是上虞松厦人。

我很早知道，丰子恺在他的桐乡石门湾，有个缘缘堂。但这个院落，他命名之小杨柳屋，有些奇怪，或者是门前的湖沿，种了很多小杨柳吧。但现在，小杨柳都不小了，有二三尺的腰围，枝叶密密地下垂，像一些陈旧的云朵，积压在秋天的水边。而小杨柳屋呢，没有杨柳。屋里，有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在。大点的是女孩子，正在桌上练钢笔字。小点的才四五岁，趴在一个脸盆边，翘着屁股玩水，把头发弄得很湿特亮，像是抹上了很多啫哩水，他看见我，抬头做了个鬼脸。我忽然想起丰先生的一幅画的孩子来，画的是他最喜欢的小女儿瞻瞻，虚骑在两把蒲扇做成的自行车上。标题似乎是《瞻瞻底脚踏车》。

他们是谁呢？为什么在里面？想着，看到桌上，摊着的一本学习簿，用来游客的签名，翻了翻，也签了个。写的时候，旁边的小女孩看着，我猜，她应该不是在看我姓甚名谁，她只是看我的字，写得好不好。她在写一个“呗”字，写了很多，有五六行了。我没问她，为什么要写这个字，而不是其他。呗，有意义吗？但她的“呗”，已经写得很好了，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看我签完字，仍低下头去，写她的“呗”去了。这时，有一只黄毛发的狗熟门熟路地进来，轻轻地倚在小男孩的脚下，懒懒的样子，像是还没有从夏日的酷暑里缓过神来。难道丰先生也养过狗吗？我没有在他的漫画里看到过。

走入里间，墙上很多丰子恺的资料，及他的漫画。有一张照片，是在上海陕西南路的长乐村拍摄的，典型的娃娃脸，白胡子，一付很好玩的样子。我想起我的祖父在世时，住在陕西北路西首、《收获》杂志社北首的四明村。想起1954年，丰子恺搬进了陕西南路39弄。想起1984年的夏天，祖父领着我在陕西北路的一家小书店里，给我挑了本《丰子恺漫画集》，让我学画。或许，他认为丰子恺的画是最好的，所以才让我学。但他很少说起丰子恺这个人，也许是他不甚了解，更不知道他曾经住在路的那一端。但我看到那本画册时，丰先生已经过世十年了。待我再看到丰先生在长乐村的照片时，那本祖父送我的画册，早已在屡次的搬家中遗失了。待我想起那本丢失的画册时，而我的祖父，在前年夏天就去世了。

这是很多事物在消失，而我才刚刚发现。而等到我发现时，一切都消失了。

在西厢房的前一间，是卧室。内有一旧式小木床，窄窄的，床上摊着一草席。在这湖边，白日里，尚风大而空旷，感觉挺凉了，更不用说夜间。或许该置换成垫被褥子了吧。墙角，有一旧式梳妆台，镜子锃亮，两边是四个小梳妆抽屉。我都抽开来，看，空的。丰先生家里的物事，他都带走了。他只留了下一些影像，在墙上悬空着。

西厢房的后一间，是灶间。砌着一个旧式的灶台，还有火缸，但没有烟囱没有风箱。都是新的，还没有粘过人间烟火。我不知道，如果丰先生在时，他是如何使用这个灶的，而且是用什么柴火来煮饭烧菜。没烟囱，那是要把白胡子熏成黑胡子的，而没风箱就要靠嘴去吹，难免把白胡子都烧糊掉。在灶间徘徊，尽管没生过烟火，我却闻到一些人间的烟火味。这也许从丰先生的漫画里散发出来的，朴实，笨拙，真切，智慧。

开了灶间门，有一小小的后院，四周围着竹篱笆。又很安静了，一两只鸟响在远处的枝叶间。——或许只有它们，从来不曾消失啊。

 

朱自清旧居

 

唯有朱自清，没有斋号。匾上只提着“朱自清旧居”五字。

原来，是当时朱自清过于清贫，没有经济实力在这白马湖边买地建房，而是向当时在春晖中学任国文教员兼出版部主任的夏丏尊租用了一个横三间的小院落。夏丏尊是本地松厦人，上代经商，父亲是秀才，因此无论是在家底还是经济方面，应该都比朱先生的条件要来得好些。所以他的房子也造得多一些，能给来自于扬州的朱先生提供一个舒意的生活环境。

其实朱先生算不得江苏人，他原籍在绍兴。因此在上虞春晖，也算是个本土人。但我从朱先生最初的那几张照片中，看不出他有南方人的相貌：粗眉，大眼，圆脸，有些虎头虎脑的意思。偏偏是这北相的朱先生，写出了如此细腻，如此精制的《荷塘月色》。据说，他写《荷塘月色》的大部分生活积累，来自于春晖的一年。而我过一会儿也会看到，春晖中学里荷叶池，簇拥着的田田荷叶。但我是不喜欢他的文字的，除了《背影》。像我后来读到《白马湖》里那一段大幅的经典描写：

 

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黑色，由这边慢慢地隆起，到那边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长。我最爱桥上的栏干，那变形的纹的栏干；我在车站门口早就看见了，我爱它的玲珑！桥之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干哩。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

 

以前，我非常不喜欢朱先生写的类似文字。我觉得，一个男人的写作，不应该来得如此细腻，如此精制。这种不喜欢和隐约的厌恶感，只是近年来略有所减缓。

看墙上资料介绍，朱先生有严重的胃病，是病死的。而同去的友人说，他是饿死的，因为不愿意去领取美国人的救济粮。而我也看到，后期的照片里，朱先生渐瘦，脸也长了，腮帮子削进去了，颧骨也突出来了。这是慢性病的症状，这是贫穷、清苦的生活吞噬了他的健康，这是过于傲人的骨气吞噬了他的健康。读着墙上的照片资料，竟读到了一些苦涩的气息，散发在舌根底，长远而不绝。

朱先生在白马湖教书、生活的时间，仅仅是自1924年至1925年的一年间，从1925年8月开始，他即在清华大学从业，直至病逝。但他写下的关于春晖，关于白马湖的文字，却是非常之多。《春晖的一月》，写于1924年3月，在他抵达春晖后的一月之后。而最后的《白马湖》，写成于1929年7月，被刊载在当时的《清华周刊》，那时，他离开春晖中学已有三年之久了。

同去的友人，也许对朱先生有着和我完全不同的崇敬之心，当我在堂前的太师椅里坐着时，他也坐下，让另一位朋友拍照留了个纪念。在我和他之间，是朱自清先生的遗容，清瘦，严肃，眼中的凝视非常深远。

在朱先生的门外，就是他文中的“小马路”，不过是铺上了水泥，白而干净，细细长长地在湖边环绕。但已经看不到他文里所写的那种景像了——“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小马路的两边，除了杨柳，还是杨柳，有时也夹杂种着几棵皂角树，地上散落着滚圆的青果。我拿脚搓一下，就蹦出来一只黑褐色的“肥皂滚滚”来。这是朱先生所没有写到过的。

随着我年岁的增长，除去那些我不大喜欢的荷塘和月色之类的文字，我是越来越喜欢他写的《背影》了。因为一些事物，因为时间而在我身上得到了应证。而他所写下的那个脚穿着臃肿、有小恙、踽踽而行的父亲，何尝不是天下人的父亲？何尝不是我的父亲？

 

平屋

 

“……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夏丏尊《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先生是白马湖畔最早的定居者。这是他卖掉了在松厦的祖宅之后，在这里盖起的几间小屋。院门上一匾，上书“平屋”。确是平屋，此乡此地早有平屋与楼屋之分。但夏先生取一“平”字，肯定还有其平凡、平淡、平和之意。

一九二三年的时候，夏丏尊三十七岁，似我这般年龄。但他们的“白马湖四友”中另外三位，朱光潜二十六岁，丰子恺和朱自清都只有二十五岁，几乎比夏先生小着一辈。但当时的两朱一丰，却成就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三位先驱，这岂是现在大学本科毕业才两三年的年轻人所能比？他们离开京师和省会城市，来到了一个交通不甚发达的山水之间，甘愿在此简陋的环境中生活，边教书，边潜心学习，做学问。在他们的“四友”时期，夏丏尊里翻译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朱光潜完成了他的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丰子恺则是画出了他的漫画处女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平屋，夏夫人一直居住到了八十年代，并在小屋里去逝为止。夏夫人，也就是朱自清在他的《白马湖》里那个“烹调极好的丏翁夫人”，每回总是每“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很难想象，这个群贤荟萃的平屋之下，是怎么样的一种热闹场景。尽管，这湖边的廖廖几间小屋，于这辽阔的白马湖来说，是寂寞的。但是，对于当时更为荒芜和寂寞的中国近代文化，却是一窝正要热烈发芽的种子。

进平屋，院子里的一紫薇，据说是夏先生当年手植的。那时，夏先生常常邀请隔壁的朱自清，到这棵紫薇花下喝酒，聊天。于如此穷乡僻壤，他们最大的享受莫过于这些了。

屋子里铺着地板，漆着红漆。这是平屋和其他三处房屋不同的地方。独特处，还在于它的灶间，内置着一口水井。打开井盖，水还盈盈的，泛着光。这应该是在夏先生造这房子之前，预先挖好的。我想象着，当时的丏翁夫人，在此井打水，洗菜做饭，忙忙碌碌。灶台下吱吱地燃烧着棉花杆和稻草秸，锅里炒着几碗小菜。而夏先生，和朱先生们，坐在那个小小的院落里，紫薇旁，正谈天，把酒言欢。朱自清曾这样说：“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

我得承认，我在光顾平屋之前，对夏先生是不了解的。只在他人的著作中，看到过他的姓名。甚至不知道，他是我的邻县上虞人。甚至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在上虞工作了近一年之后，在我去过他的故乡松厦之后，对他也不甚明了。但我在往后的阅读之中，越来越多地发现了他的名字。

如今眼前的照片上，这个老农人般朴实的人，和我简略印象中的那个大教育家、文学家是联系不起来的。他似乎是我经常在河埠头看到的那个洗着脚梗的老农民，或者是我在山路碰到的扛着一捆鲜毛竹的山人，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泥土气。他眯细着眼，看我，和善地笑。这真是一个踏实和信赖的人，一个值得交托的人，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人格魅力的人。因此才能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间，汇聚到那么多的国内文化翘楚，来到这白马湖畔，从事教育或者研究。才能让这湖畔的春晖中学，顿时成为一个能和“北南开”齐名的国内知名学堂。

在西厢房的后间，是丏翁的书房。丏翁在《白马湖之冬》里写道：“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小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可眼前，小后轩仅存了一张书桌，靠里是一只空空的书橱。不过是纸糊的窗换成了玻璃，能看到屋后的院地，和院地尽头的小山。也许只有这一些还没有变吧，丏翁就那样坐在寒冷的长夜，用他的爱，翻译着《爱的教育》，偶尔抬头望一下，月色下“惨白如水门汀”一样的泥地，而身后的湖水，澎湃着，家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

空无的堂前，秋天的光辉洒在石板上。那棵活了八十多年，听过弘一法师、丰子凯、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们谈文论艺的紫薇树，此刻在秋风中微微地摇晃，一点没有凋谢下去的意思。或许是它吸收了太多的文化精气，从而长成一棵树精了，这也未免可知。从资料中得悉，丏翁在沪去逝后，归葬象山。象山者，就是平屋之后的小山。但这一排屋子太静了，静得找不到一个可以相问的人。想问问这丏翁手植的紫薇，或许知道，但它又开不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