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三则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1-20 08:36:29 / 个人分类:随笔
读史笔记三则
一、酴醾弄和杜义弄
现在的杜义弄,以前叫酴醾弄。酴醾之名,有以下两种说法:
一种是植物名,也作“荼蘼”,或是“酴醚”,蔷薇科植物,落叶小灌木,攀缘茎,茎上有钩状刺,羽状复叶,小叶椭圆,花白色,有香气,夏季盛放。因荼蘼过后,再无花开,古人认为荼蘼花开之时是一年花季的终结,故有“荼蘼开尽再无花”的说法。张邦基《愚庄漫录》九记载:“酴醾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种花大而棘长条而紫心者为酴醚。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为木香。”《花镜》则言:“荼蘼花有三种,大朵千瓣,色白而香,每一颖著三叶如品字。青跗红萼,及大放,则纯白。有蜜色者,不及黄蔷薇,枝梗多刺而香。又有红者,俗呼番荼蘼,亦不香。”袁中郎《花祟》有“酴醿宜沉水”句,注释曰:“酴醿,也作荼蘼、荼糜等,蔷薇科落叶小灌木,确于暮春时开花,有香气。”《清异录》记:“荼蘼曰白蔓郎,以开白花也。”在王象晋(王士祯之祖父)所著的《群芳谱》内也有“酴醾花”一条:荼蘼,花名,又作酴醾,以其色似酴醾酒而得名……色黄如酒,固加酉字作“酴醿”,亦有称独步春、百宜枝、雪梅墩。现在,它还有佛见笑、琼绶带、白蔓君等其它叫法。
另一种是古酒名。一种经几次复酿而成的甜米酒,也称重酿酒。宋朱翼中《北山酒经》载有“酴醾曲”及酴醾酒的制法;明孔迩述《云蕉馆纪谈》载“蜀人多以酴釄花作酒,未得其妙,又以竹叶、竹蜜贮筠管中合酿之,十余日开来,香闻一室,味极甘美,气更清凉,至今蜀人传其法,号‘开襟酒’。”在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酴醾酒的是杨雄之《蜀都赋》:“霭酱酴清”。有注:“酴清,酴醾酒。”据说汉晋之际的酴清酒是一种酒液较清、色泽鲜亮的米酒,因其酒色类似酴醾花而得名。《岁时广记》卷一五引《王立之诗话》云:“酴醾,本酒名也,以花颜色侣之,故取以为名。”《说略》卷二八亦云:“酴醾……仍因花以名酒耳。”在唐朝饮酴醾酒,是件十分体面的事,《景龙文馆记》载“唐制,召侍臣、学士食樱桃,饮酴醾酒。”此酒入诗颇多,有杨万里《走笔谢张功父送酴醾》“碎挼玉花泛春酒,一饮一石更五斗。”宋时梅尧臣有“簇簇霜苞密,层层玉叶同。谁将作美酒,醉月看生东。”黄庭坚《观主薄家酴醾》“风流彻骨成春酒,梦寐宜人入枕囊。”后来,人们又使用酴醾花作为香料,配制美酒,同样称之为酴醾酒。《太平寰宇记》载:“酴醾花,成都出,有三种,一名白玉碗,一名出炉银,一名云南红,香色甚美,蜀人取以造酒。”《云谷杂记》卷四亦载:“今花之芳烈者皆可酿酒,如木犀、酴醾之类是也。”因此,重酿的米酒,和用酴醾花作香料酿制的酒,是两种不同的酴醾酒。前者形容于色,后者使用其香。
最初使用酴醾弄这个名称时,不知是因为弄内产酴醾酒,还是因夹道都是酴醾花的缘故,沧海桑田,拆迁无算,本来取名之意已不可考。在官方的记录中,酴醾弄改成杜义弄,是解放后的事。因方言中,“酴醾”和“杜义”音近,而“杜义”一词少笔划,易于书写(这一点和黄家埠镇的“鹦山”后改为“杏山”相似),所以弃“酴醾”而用“杜义”(几近弃善扬恶)。可是,酴醾怎么能改成杜义呢?酴醾之花,雪白喷香,色香俱美,为自然的一样美好事物;而杜义者,却是杜绝道义,狼肝狗肺。当初我闻有弄堂名杜义者,十分奇怪。现今知其嬗变,心稍释然——官方总是无知的代名词,不怪他们了。
二、唐若瀛其人
昨晚翻光绪《余姚县志》读,突然想起唐若瀛这个人。唐若瀛编修的乾隆《余姚县志》还没有最后完工,他就要离开余姚,赴杭州去做知府老爷了,那是个省市级的官职,比知县大人的级别高了不知多少。走之前,他为乾隆县志作了个序,文曰“余姚为文献名邦,藏书家多蓄异本,嗜古者殚见洽闻,堪咨诹询。”于是,这样一个“名邦”的名头流传下来了。作为一个将要离任的知县大人,唐之赞语可能有些水份——反正使用形容词不用花钱,落得做个好人。唐在余姚的业绩,除了在邵晋涵配合下编修了余姚县志,还捐俸修葺了候坍塌了三十余丈的候清门城墙。捐俸的意思,就是捐出自己的工资(俸禄)。唐若瀛是陕西三原人,三原即是白鹿原(就是陈忠实小说的那个地方)、孟候原和丰原。
上半年读《啸亭杂录》,有“唐若瀛”一条,当时记得戏谑成份颇多,勾画出一个与余姚县志序言撰写人身份完全不同的人。想再找《啸亭杂录》来看,竟找不到,楼上跑三次,楼下又搜索了三次,都没有。后来在硬盘一角,找到当时敲下备份的几句话:往日京官积习,皆以裘马声色为娱,所入俸糈,不充溪壑之费,故多逋券山积,难以度日。有户部郎唐若瀛者,素尚奢华,兼以樗蒲之费,动至千百,家日穷乏。外擢开化太守,债主日伺于门,旅进数十,座为之满。公无以逃逋,乃置大笼,声言为某大员送唐花,公坐其中,以纸封蔽,命健奴担之出,至僻所始易车马以行,京中传为笑柄云。文中说唐兄好排扬,一个“张包舅公,前吃后空”的典型角色,每月所发的一点俸禄,完全支付不了日常开销,只好借债度日。当他将要“外擢”去做开化太守时,估计借钱给他的人都得知了风声,都挤到他家里讨债,最后搞得家里都挤不下。唐兄没有办法出门赴任,只得铤而走险,让下人编了个大竹笼,自己钻将进去,再用灯笼纸糊了个严实,对外声称是给某某大员送一大篮鲜花。出门至偏僻处,再破笼而出,换了马匹乘坐。——还好,讨债之人比较文明,可能也是信任这位唐兄的人品,没有怀疑健奴抬着的这个竹笼子里,躲着一个堂堂的开化太守。
唐兄之排场,可能是在京为官的缘故,除了节头节门请客送礼,有点事儿还得上下打点,开支当然就大了。唐兄的债务最后有没有还清,我不知晓,但相信他的这些债务,和他以后“外擢开化太守”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点儿小债,相信唐兄不多时就能摆平。
三、山川坛和于家大墓
1、山川坛
山川坛,用来祭祀山林、川泽、丘陵之神,以祈丰年,古代吉礼的一种。因山川距离遥远,故又称“望山川”。《尚书之舜典》:“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左传之宣公三年》:“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而却步,郊之属也。”《周礼之春官大宗伯》:“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通典之礼六》:“周制,四坎坛祭四方;以血祭祭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川泽……乐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祀山川。”
山川坛,通常又祭风雨雷电四神,所以又被称作“风雨雷电山川坛”。像北京的先农坛,就是由明永乐年间的山川坛演变而来的,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北京外城建成后,才被圈入城内,皇帝每年都要到坛上行“耕藉礼”。一年里的春秋两季,政府部门官员都会全体出动,去祭扫风云、雷雨、山川之神,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有时逢州府之气候久旱,地方政府首脑必趋坛祭雨,在此仪式上,政府首脑混杂着一个巫师的身份,又扮演着民间百姓代言人的角色。
在光绪余姚县志的地图上,山川坛位于在南门口,战场桥北岸。战场桥因宋宣和二年时(1120 年,宋徽宗时期)镇压农民起义的一次战事而命名,道光间改建,名善良桥,即是如今的最良桥。光绪志载:山川坛,即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南城南门外百步(浙江通志),旧在治南一里西南隅,嘉靖三十四(1555年)年迁南门外,四围各一十五丈。旁注乾隆志引万历旧志:嘉靖志洪武元年诏郡县祀山川,明年以风雷雨师合为一坛,六年以风云雷雨山川之神合为一坛以祭,寻以城隍合祭之坛,制崇二尺五寸,方广二丈五尺,四围各一十五丈出陛,惟午陛五级,子卯酉皆三级燎坛,在坛围东南余制,并视社稷之坛而不用石,主出入,以南门神厨宰牲斋房库房汲水池亦皆如之,祭器牲弊则加社稷一坛云。
光绪县治图上山川坛的位置,如今在最良桥以北余姚酒楼西侧的位置。
2、于家大墓
某日读县志,发现“于家大墓”一条:于家大墓在治西南隅,山川坛(郊庙宫殿,用以祭祀山川之神,也作县官祈雨之用)右(东),于肃愍谦祖墓也。肃愍之先家余姚,后徙杭籍钱塘。正统(正统元年为1436年)始除余姚籍。
于肃愍者,即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于谦率师二十二万,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当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于肃愍忠义一生,对明王朝有勤王之功,也经历了不少磨难。于谦在北京西四牌楼被处死时(若干年后,袁崇焕也是在这个地方被凌迟处死),已年届六十。这个结局,正如他在少年时曾写下的《石灰吟》一诗: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家大墓在山川坛之右,似乎就是现在的最良桥北岸之东侧。但山川坛是在明嘉靖年间(1555年以后)时迁来南门的,而于谦一家迁籍时的正统年间(1436年为正统元年),当时山川坛还在“治南一里西南隅”,即现在的江南新城东区,至南雷南路这一片区域内。于家大墓者,即于家的家族墓葬区。大墓一词,也许有墓体高大之意,也许是墓主数量众多之意,或是两者结合。
查明万历余姚县志,亦有于家大墓一条:在治西南隅山川坛之右,于肃愍公祖墓也。肃愍之先家余姚,父老犹能指识其处。囗自姚徙杭,姚之里正岁科督之厉甚,不能囗囗籍于钱塘,正统初始除余姚之籍,自是以姚囗讯而墓尚存焉(上文中“囗”为缺字)。
明万历距于谦临刑时的弘治二年,约一百二、三十年,时间不远,此说应可信。况万历间尚有父老能指识其处(大墓),万历志中虽没有说明于谦一家的故居所在及徙杭时间,但凭于谦在余姚老家的里正“岁科督之厉甚”这一条,可以判断他们徙迁杭州后,并没有立马把户口迁过去,所以惹得当时的户籍片警和税收官员很不高兴。于谦一家,正式把户口迁去杭州的时间是在“正统初”,约1440年左右,是时于谦已年近不惑。
《石灰吟》,似乎是于谦之命运诗谶,冥冥中引领他走向忠义爱国的“要留清白在人间”,走向西四牌楼的“粉身碎骨全不惜”。而于家大墓,在“治西南山川坛之右”早就荡然无存了,它仅存一点信息,也被时间的荒草淹没在泛黄缺字的史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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