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五世纪前馀姚县考略之四

五、人口与户数

 

《汉书》卷二十八：会稽郡（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属江都。属扬州），户二十二万三千三十八，口百三十万二千六百四。县二十六。

《後汉书》志第二十二：会稽郡（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阴。雒阳东三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二万三千九十，口四十八万一千一百九十六。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鄮。乌伤。诸暨。馀暨。太末。上虞。剡。馀姚。句章。鄞。章安，故治，闽越地，光武更名。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东部，侯国。

《晋书》地理志下：会稽郡秦置。统县十，户三万。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上虞，有仇亭，舜避丹朱于此地。余姚，有句余山在南。句章。鄞，有鮚埼亭。鄮。始宁。剡。永兴。诸暨。

《宋书》州郡志：会稽太守，秦立，治吴。汉顺帝永建四年，分会稽为吴郡，会稽移治山阴。领县十，户五万二千二百二十八，口三十四万八千一十四。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陆同。山阴令，汉旧县。永兴令，汉旧余暨县，吴更名。上虞令，汉旧县。余姚令，汉旧县。剡令，汉旧县。诸暨令，汉旧县。始宁令，何承天志，汉末分上虞立。贺《续会稽记》云：“顺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乡立。”《续汉志》无。《晋太康三年地志》有。句章令，汉旧县。鄮令，汉旧县。鄞令，汉旧县。

《通典》（唐）：會稽郡户八萬八千三百三十六。口五十二萬九千一百七十四。

《元和郡縣志》：會稽郡開元户十萬七千六百四十五，元和户二萬六百八十五。

 

    案上述史料，西汉时会稽郡下辖二十六县，平均每县8578户、50101口；东汉时下辖十四县，平均每县8792户、34371口；晋时下辖十县，平均每县3000户（若按每户5人计，仅15000口）；南朝宋时下辖十县，平均每县5223户、34801口。

    据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的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而西蒙在1977年发表的《人口增长经济学》更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从东汉初，至东晋，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迁入，各县的人口数量理应是不断递增的——这可以从另一面的生产力加速，社会财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世族从仕人数大幅递增上可以看出来。但按各代志书所载郡县人口数量，却是在逐年递减，至晋时为最低谷。

晋时，平均每县户数，下降到西汉时的三分之一。按《晋书•卷四十三》载：山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盖为江左世族藏匿黑市户口现象十分普遍，致使国家统计数据严重失准。——而这种藏匿黑市户口的偷盗税行为，可能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至晋代为最盛。

    另，因郡治人口要略多于各县市的人口户数，所以，上述平均数只能大致反映余姚县在各个朝代的人口户数（甚至远远不能达到实际的人口数量）。

 

六、几次迁徙浪潮带来发展机会

 

    最早的一次迁徙，当在大禹定都会稽期间，造成人口和财富的迁入，并带来了崭新的农业观念。《吴越春秋》载：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十道志》云会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氏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因传国政，休养万民，国号曰夏后……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於越，号曰无余。

《越绝书》载：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小大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教民鸟田……兴鸟田之利。——鸟田，即岛田，是海水退去后形成的滩涂，大禹教民以开垦，以增加土地资源和农业收入。

秦始皇帝时，曾强徙“有罪适吏民”。《越绝书》载：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口障，而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发会稽适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此为强徙故大越（山阴及所辖）民众迁涉至余杭、伊攻及鄣（今安吉一带），而复徙中原“有罪适吏民”至大越，以防浙江以南的闽中百越部，此点辛德勇先生在《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也有所论及。

西汉武帝时，迁移关东贫民至会稽（《会稽方志集成•会稽方志的编纂与地域社会》）。像齐国临淄郑氏一支，又因西汉武帝“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时，将三子移居会稽郡，“遂因家焉”。（《后汉书•郑弘传》）

西汉末年、王莽新政及东汉初年的这一段时间，政局变更，中原频发战乱，包括影响整个北方地区的绿林赤眉起义，造成了极为庞大的迁徙浪潮。像余姚严光、虞意等家族，都是在这一段时间迁居余姚的。《后汉书•任延传》载：更始元年以（任）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

随后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又导致了北方世族大量南迁。史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会稽郡中诸多大姓，大都为当时迁来。

 

东汉以前的江左定居者，可称之为土著原住民，以区别于永嘉之乱后迁徙的新开拓者。西晋永嘉后，北方豪门陆续迁入，更加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得整个地域的文明程度大幅提高。凡现诸于本地史志的中古人物，现在都可考证是从黄河流域迁徙而来。这就让人猜想，在汉朝之前，会稽郡土著原住民的生产力和文化教育程度，是否要远远地落后于中原文化？汉朝之前的余姚县，究竟是怎样一付面貌呢？是否是《吴越春秋》所载，太伯、仲雍自逐荆蛮时所看到的“断发纹身”呢？会稽郡内，曾有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究竟是什么时候被遗弃（衰败）的？

在三国时代，孙策孙权偏居江南一隅，苦心经营，当地的手工业和农业已有了相当发展。

在东晋迁都建康之前，司马睿已开始经营江南，收拢了一大群望族名门为朝廷羽翼，无论是土著望族还是永嘉之后的北方世族，都成为日后东晋皇朝的中坚力量。当时的会稽郡，已成为政府的主要赋税之地，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之称（司马睿对会稽太守刘恢语，事见《晋书》）。东晋时期，因东晋王朝受到来自北方军事势力的冲击，使迁居的北方世族和本地土著世族团结在一起，维护着地域的政治经济整体利益。

东晋咸和四年时（公元329年），因苏峻之乱，首都建康宫阙尽毁，一度“三吴之豪，请都会稽”（《通鉴》），此举虽未被现实，但在刘宋孝建元年，朝廷把东扬州的治所放在了会稽。所以，终六朝一代，会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仅次于首都建康而已。

三国时代就开始的繁荣，一直延续到了南陈侯景之乱。会稽一郡，如此长时间地维持着政治经济的景气程度，主要原因是从东汉初年、西晋永嘉的迁涉浪潮，大量北方世族和平民的迁入江左平原，不仅带来了财富，还带来了劳动力和更为先进的农业技术、文化学术和商贾意识。

 

七、一些事件

 

《晉書》：（隆安五年）十月。妖賊大破髙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

《晋书》卷十：隆安四年冬十一月，宁朔将军高雅之及孙恩战于余姚，王师败绩。

《晉書》：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参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冦刑浦。害謝琰。四年五月。孫恩破會稽。殺内史謝琰。後又破髙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七月太和太后李氏崩。元興元年。孫恩寇臨海。人衆餓死。散亡殆盡。

《晉書》：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幾内外之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嵗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会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晋书》卷八十：《扬州刺史殷浩遗王羲之书》云：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为法不一，牵制者众，思简而易从，便足以保守成业。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

 

《宋書》卷三十一：晋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冲弱不親萬機内外之政。委之將相。此僭踰之罰。故連歳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眀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会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民有相鬻。

《宋書》卷一百：隆安三年。恩於会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時在会稽。恩以為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為劉牢之所破。

 

《梁书》卷五十二：山阴人吕文度有宠于齐武帝，于余姚立邸，颇纵横。宪之至郡，即表除之。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六：孝武帝大明中。孔靈符為丹陽尹。山陽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

 

《太平御览》：異苑曰。餘姚縣倉封閉甚宻。而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龟所食。即斷毁龟口。於是無復虧減。

——《太平御览》另载有官府粮仓事：餘姚伍賤。字士微。父為倉監。失去官糓簿領。自辛至扵死。賤為執竿檢校相當。由是見異。號為神童。

《太平御览》：劉敬叔異苑曰。餘姚縣倉封印完全。而開之覺大損耗。后伺之。乃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龟所食。即宻令毁龟口。於是不復損耗。

《太平御览》：梁書曰。天監七年。会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餘姚縣掘地得劒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劒一口。文漫若雌雄。

 

历史中的孙恩事件，是公元五世纪之前，会稽郡内发生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东晋朝廷屡次派兵剿杀，互有胜败，其中几次战事就发生在余姚县境内。先是晋将高雅芝败于孙恩，后刘牢之又与之战，孙恩终败。刘遂屯兵城西北打石山，后人名之“胜归山”。

就整个会稽郡来说，秦代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从来就是安定耕耘、偏安一隅的会稽郡，仅仅在东汉熹平元年时，邻县句章发生过许昌起事，许自称“阳明皇帝”，但很快被平息下去。无论是东汉初年的绿林赤眉农民起义，还是三国时期的魏蜀吴混战、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都没有给会稽郡带来太大的影响。当北方世族避乱南迁后，共同的偏安一方心理，使南方土著贵族和北方士人共居一地，安居乐业，构筑起稳定繁荣的地域社会结构。

 

十、结束语

 

公元五世纪之前的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世族统治的年代，但这些世族并非只是东汉或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世族之酝孕，可追溯到西汉，甚至西汉以前。

周代的世卿制度，到了战国年代，由于商人阶层的兴起，和各国实行经济变法，贵族阶级已至穷途末路。秦国的身份，一度是尴尬的，他们没有显赫的发家历史，因西戎身份而被诸候不屑，后始皇帝蠃政一统天下，可算是寒门出身的边鄙西戎，吞并了贵族统治的中原“上大国”。 始皇帝时期，曾罢侯置守，设郡立县，削弱了王侯权力，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其用意，盖是让豪富家庭失却存在的根本。西汉刘邦亦是如此，这个毫无社会地位的、带有浪子色彩的村级干部，战胜了六国余孽，统一区宇。汉削弱豪族举措，有“三选七迁”之说。就西汉开国之统治者身份来说，《廿二史札记》云“布衣将相之局”。但旧贵族的消灭，必定会有一大批新贵族取而代之——西汉时期的外戚之家与任子制度，至西汉末时已让世族政治已俱雏形，并为东汉及六朝提供了渊源和基础。

东汉政权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就是西汉末年旧政权的复活和延伸。改革者王莽因操之过急，被驱逐下台，由那些支持光武帝复辟的大富豪、大宗族、大世姓重新掌握了政权。

案蒙思明先生《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云：“世族发展途径不外下列三种：第一是凭藉经济势力，第二是凭借政治势力，第三是累世学术之家”。在公元五世纪之前，余姚县所产生的人物，几乎都是世族豪门出身，并且集中在东汉至六朝这一段时间内，深俱蒙先生所说的各种世族形成特征。

日本汉史学家内藤湖南曾对六朝时期的世族制度作过剖析：这一时代中国的贵族并不是作为制度由天子赐给领土和人民的，而是作为地方名望家由其家庭自然延续下来的。当然，这也有出过几代官吏的原因。——那么这些地方名望家是如何取得这种优待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在地方取得名望的呢？

我想，这些地方名望家的权威应来自于传统门第，而门第又是通过家族中的历代官吏来完成的。余姚虞氏一族，自虞国虞光始，至虞翻为第五代，代有官宦，虞翻之后又有十数代从仕经历，这就形成了地方上的“望族”——望族一词，需要历史沉淀，需要文化和财富的沉淀。

六朝贵族起源于历代官宦家族，而六朝的九品官人法和中正选拔制度，使得这些官宦家族的成员，能够通过其在地方上的名望，又一次进入官界。这就使地方望族，通过这些有利于世族成长的政治制度，得到良性循环，日益庞大。《南史》云“县大姓虞氏千余家”，便是个极好的例证。

谷川道雄曾把望族的基本因素，定义为“豪侠的人格（即能济世赈民）、大片土地、奴客”三者构成，但他们在各种场合还具备其它各样的能力。即是谷川道雄所说的“认识世界的力量”，也就是“知（智）”。作为一个望族出身的士大夫，他还须具有玄、儒、文、史等素养，并且能精通天文、术数等秘学。这些带着神秘色彩的能力，在不安定时期，也是预见和规避祝福的能力。望族，是有知识的人，这些知识将带给他们仕途、财富和影响力，他们身上的“知”和“德”，在宗族和乡党中间形成领导力量。三国时候的虞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具备上述各种素养的士大夫。

在晋永嘉之乱之前，迁徙余姚后形成的望族，可以名之土著望族。而永嘉之乱后，由长江以北迁徙而来，定居下来的北方望族，即是新兴望族。尽管后者的迁徙和定居，与当时土著望族可能产生一些矛盾，但后者的到来（包括东晋朝廷定都建康），无疑在政治格局上起到了稳定作用。而且，在北方望族财富和人口加入的情况下，对江南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谷川道雄在《六朝时代与地域社会》一文中也这样认为：江南政权的成立普遍被认为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在文化方面，由于北方感性和知性在江南美丽、温和的风光洗涤之下，从北来和当地的人士中创造出了优秀作品。

大量北方非望族的平民人口的迁入，给土著望族带来了大量劳动力，这些望族集团于是有充足的劳动力在人烟松散的南方山间、平原和海涂进行大规模的垦荒、耕作活动。这些劳动力无疑促进了土著望族形成他们的望族物质基础，即是相当数量的人口、土地、财富。

晋之后，南朝刘宋皇朝成立，寒贱出生的刘裕对汉晋以来的世族制度和世族实体进行了削弱，导致统治权逐渐向中央靠拢。日后的隋文帝时代，废除了乡官制度和中正选拔制，更是加速了南方望族的消失——望族失去了他们依赖的政治土壤。还有一点，就是望族和朝廷的过从密切，造成其脱离乡里、迁居大都市的现象，后果是望族们在日渐失去政治土壤的同时，又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宗族基础。类似于六朝后的虞氏，为避兵乱而分散迁涉，又因皇权恩宠而迁居国内大都会，而让乡党关系疏远，宗族力量削弱，最后导致唐朝之后，虞氏式微的局面——其实，余姚虞氏的消失现象，也适用于当时余姚县内居住的其它世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