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口吃

　　1

重现江湖的弥安问我：你不觉得我比“收山”前更结巴么？

　　我连忙恭喜不迭——其一，结巴正是大师不群之显。远的不说，近世诸国学大师多是说话不利索的。究其原因，读经太狠所致。其二，结巴正见风雅之态。《世说新语*言语》载：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有此二条，还不要恭喜么？呵呵，我等正欲求结巴而不得呢。  

　　虽然这样恭喜着，但我却也不明白，口吃和读经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

　　把大师的口吃归咎于读经，我是最近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在电视上讲的。钱文忠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深受过一些大师期期艾艾的教诲，他的论断想来不会是妄语，当是有出处的。

　　强行推断下去，或许有这么几点原因：其一，读经即都文言，文言是书面语言，与日常口语完全是两码子事，文言读多了，口语反而不会说了；其二，再好的书，也是别人的语言，读得多了，反倒没有了自己说话的时间。鹦鹉学舌固然宛转动听，可几曾见过鹦鹉会自己说话？

　　这是我的臆测。科学家说，人的左脑前部有两个区域，一个控制言语运动的编码，一个控制编码的执行。正常人在说话时，先编码，再执行。口吃者正好相反，已经开始说话了，而言语计划还没有完成。有研究说，约有5％的儿童都会经历口吃现象，其中80％的儿童在成年后口吃现象会自动消失。按照这样的分析，编码与执行是随着人的发育逐渐协调的，读经过度，自然就制约了“编码”功能的发育。这与我刚才的臆断大抵相通。而且，读经毕竟是一种单项的言语行动，非是双向的言语交流。此点，或可为天下父母者戒。

　　忽然想起当下的读经热。琅琅书声中颇有一些尖锐的反对声音。然而反对者怎么就没有想起要祭起科学的大旗呢？大可以喊出“‘读经’日益、‘编码’日损”的口号，看那些父母还不忙不迭地将孩子从孟母堂一把拽回去。这样却也省却了棒杀的恶名。呵呵。

2

　　以前看过余杰的文章《口吃的人》，颇有些印象。余杰说自己的口吃源于襁褓之中的他与父亲隔着玻璃窗 “在死神阴影下的遥远的眺望”，“撕裂了我对外部世界完整性的认识”。这似乎显得有些矫情。襁褓之中的余杰便有能被撕裂的“认识”了，真实天生异才。但经过这一矫情，余杰便连口吃也显得深刻起来。

　　后来在清韵某写手的专栏里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大段的篇幅与余文惊人相似，只文字粗糙些，写作时间也在余杰出书之前。看不清这回谁抄袭谁了，这种事已无考证的必要。倘若加剧了余杰的口吃，罪莫大焉。

　　但余文有几句话很是精彩，尤其他写杨子云的口吃——“他一开口，便发现世界抛弃了他；他一落笔，便自觉地抛弃了世界。”文中几个关键词也有意味，虽然只是作者的引用——“深刻的潜在的口吃”、“被排斥感”、“无法言说的困境”。按这些句子和关键词来看，余杰显然把口吃已经升华了，他在文中提及鲁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这么说，我忽然觉着自己也似乎开始口吃起来，觉着周围的许多人也都开始口吃起来。按照科学的定义，口吃需要两个特征：其一，口吃者清楚地知道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想，我是知道的，我们是知道的，满大街游走的除了戴着空壳的也是知道的。其二，话语不自主的重复、拖长或停滞。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地说着吃喝拉撒、花边新闻，不就是重复么？我们把绕着弯子似的把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话泡成一堆的咿咿呀呀，不就是拖长么？我们说着说着，忽然沉默下来，不就是停滞么？

　　这么说，我真是一个“口吃的人”，我们集体口吃了。于是余杰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怎么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3

说，还是不说，这固然是个问题。

　　但，是说自己的话，还是说别人的话，更是个问题。

　　在很多场合，心底往上涌起的是自己的话，可到了嘴边，吐出来的却是别人的话，自己听着也觉陌生，甚至冰冷。

　　所谓别人的话，多是些现成的不需要经过脑子的话语，亦所谓“正确的废话”，这正确也止是政治上的正确。这样的说话，便成了一项体力活儿，于是大可以分出些精神来做一个听众。这样的感觉有些无可言说的怪，或者说，近乎元神出窍了。

　　那些原先涌上的自己的话，倘若因此归于寂灭，于是便只剩下别人的话在口齿间进进出出，通行无阻，便有所谓剧谈了。倘若这内底偏生不肯平息，继而掀起波澜，溢出喉咙，于是在三寸舌上，在两派利齿间，自己的话与别人的话便展开一场混战起来，这混战的结果必然是舌沉齿钝，而交战的双方谁也不得斩关而出，只不时地迸出些自己的话或者别人的话的断体残肢而已。

　　故，依我看来，口吃原就是一种冲突，自己的话和别人的话之间的冲突。口吃的前提，是得有自己的话，而且想努力地表达自己的话。因为有别人的话的障碍，遂形成口吃。若没有了自己的话，这口吃是断不会发生的。比如，口吃的人在读唐诗时忽然就不口吃了，在唱歌时也忽然就不口吃了。再有，我们几曾见过主席台上衮衮诸公端起稿子作报告时期期艾艾过。

4

　　历史对文人总是特别厚爱。不管什么缺点，到了文人身上，总是会发出一些别样的光泽。比如，某大师晚年邋遢，常用衣袖揩鼻涕、口水，日子久了，衣袖上一篇黑亮。传说者皆以为笑谈，而我在写这些字时却得忍住一阵阵的反胃。邓艾的口吃，到了《世说新语》里，更是成了“凤兮凤兮”的风雅。

　　这样的厚爱原也无可厚非。因为历史本就是文人写就的。太祖说，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创造历史的并不能记录历史，历史的话语权从来掌握在文人的手里，历史的善恶美丑都在文人的一寸霜毫之下。所以，我看历史，如看一部文人的审美情趣史。

　　文人的审美情趣，似乎更趋向于一种病态的美，或者说残缺的美。比如女人，是要楚楚可怜的。西施的捧心之痛，在文人眼里偏摇曳出了万种风情。虽然在乡村野夫眼里，或许更钟情于东施一些。我的印象里，幼时乡里人家娶媳妇，好看与否并不重要，而是要身子好，能生孩子。当然，在文人看来，这样的审美到底要贴上 “粗俗”的标签的。

　　千百年来，历史的审美主体一直是男人，准确地说，是男人中的文人。文人的审美情趣，如果要简单概括的话，我以为莫过于一个“怜”字。文人看女人，是怜他，要带着一丝痛感的；文人看男人，便是看自己，是自怜。最典型的如沈郎腰瘦之典故。读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字里行间满是自怜自恋的味道。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文学，从骨子里讲，都是阴柔的。这么说，并无意否定男人特有的阳刚。我的判断，在文人看来，阳刚是气，阴柔为美。邹忌与城北徐公比美，比的却也是容貌的美丽。

　　文人得以自恃的无非是“才”。与“怜他”不同，文人的“自怜”，更多的还是怜才。男人有才，如女人有貌；才子身上的一些毛病，便如西施的捧心之痛，在文人自己的笔下，自然成为一种别样的风雅。于是便有附庸风雅者，没病也要整出点病来。所以，若恶毒一点来看，文人的“捧心之痛”固然有许多是无可奈何的真痛，却有许多只“效颦”而已。这些效颦甚而可以成为一些人特立独行的招牌。比如若看见有人一边念念有词一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宽衣解带，便知这是某某诗人的大驾了。

　　扯远了，还回到口吃上来，有两个颇有趣的故事，正可互相参看。一个是从以堕落自许的韩石山先生的博客上看到的。韩公参加一个本不想参加的会议，不知怎么动了邪念，装起结巴来。有位老先生不管问他什么，他都是吭哧吭哧老半天说不成个样子。第二天听朋友说，这位老先生过后把他夸了又夸，说韩某人文章写的那么好，而说话那么不利索，真了不起啊。韩公于是慨叹：有缺点比衬着，优点才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再一个是关于已故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近日购得蒋寅先生的《金陵生小言》，其中卷一《儒林外传》载：哲学家冯友兰亦口吃，1948年自美国归，于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讲演，首次听者达四五百人，第二周减至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剩四五人听讲，以其口才不堪卒听也。

　　韩石山佯狂作态，偏得美誉。冯友兰是书生本色，反陷入尴尬境地。但这却也不掩其大师的光辉。我想，蒋寅先生在摇动妙笔时，嘴角的笑意定是善意的，是由心底敬意溢出的。

　　当然，这样的风雅注定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是一小撮人的孤芳自赏，可远观而不可近闻。若时光逆流，央视慕名请冯友兰上百家讲坛，怕经不了几讲，收视率就要无限接近于零了。岂不把那些舌绽莲花、口吐珠玉之辈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