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故事（四）

（四）

布拉格

离开布拉格的那天清晨，我坐在旅馆的窗台上发呆。窗下就是老城。鹅卵石铺砌的街道，冒着烁烁寒光。游人稀落。对面的房子颜色斑驳，屋顶上铺了红色的瓦片。天空，幽幽地泛着蓝光。

秋寒料峭，我将衣领收拢了一点。


过了若干年后，我还会记得这一天清晨？还能想起，这座房子，这片天空，还有天空下的鹅卵石街道是属于布拉格的吗？

如果此刻，我无法看见布拉格的真相，那么，若干年后，在回忆深处，它会自动浮现吗？


一只鸽子从窗前掠过，像一把匕首割断了我的思绪。于是，思想的枝杈迅速缩回来，回到原点。我转过头来，看见H已将我们用过的碗和刀叉洗好放在架子上，准备出门了。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温暖起来。为了这阴沉的布拉格里，还有个人和我同行，在我对着天空发呆的时候，无声无息地给我洗碗。

一个人旅行久了，已成习癖，事不分巨细都惯于独断统揽，这一趟出门，却在纷纷的摩擦里渐渐学会相互依赖。到了旅行的末段，我们之间几乎是宁静而美好了。

最后一天在布拉格了，我们要做什么呢？H问我，你还想去犹太人区买水晶吗?我想了想，说，算了吧，不买了，捷克水晶在深圳也有，原来都不感兴趣。他又说：那给妈妈买什么礼物？我说，那就买别的吧，到了巴黎再说。你想去哪里？我们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于是，我们就朝新城区的方向走，来到瓦茨拉夫广场。通向广场的大道两旁是所有大都市常见的商店。我们逆光而行，树杈的阴影一路陪伴。热闹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游客。

心血来潮地，我又问他，你最喜欢哪个城市？这个问题，我在维也纳问了、在布达佩斯也问了。

他嘿嘿地笑一声，回答：巴黎。依然在逃避我的问题。

有一个共识，我们都不忍说出口，但心里已默契：布拉格，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布拉格。这座城市那么美，让我们爱慕不已，相见竟如此寡淡。

忽然，我如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冲冲地对H说，唉，我总算知道布拉格为什么让我失望了。

他问，为什么？我向前努了努嘴，你看，满街的人，却看不到布拉格人。满街都是游客和为了游客而存在的人。无论是罗马、佛罗伦萨还是维也纳、布达佩斯，我们都可以明确地看到那些过自己日子的本地人。而在布拉格，看不到。这里，仿佛只有游人和商人，而商人，是没有国籍的。

不知不觉，我们已走到圣瓦茨拉夫雕像前--一个骑马的男人，波希米亚最早的国王。欧洲的国王都是马上得天下的，而他们深以为傲，凡有国王处必有马，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吗？

以这座雕像为中心，所辐射的两条大马路所组成的瓦茨拉夫广场就是H感兴趣的地方---1968年，苏联坦克开进这里，“布拉格之春”奏响。1989年，“丝绒革命”也在这里吹响号角。这个民族追求独立的每一次阵痛，这个广场都曾见证过。国王的雕像下，流过理想主义者的鲜血。

H说，布拉格之春事件里，曾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叫Jan Palach，他为了抗议苏联军队入侵，在这个广场自焚，因此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这个广场，是布拉格的历次革命的舞台。这里，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啊。

说完，他就跳上广场上的一个高台，把他的相机拿了出来。

站在车流滚滚绝尘而去的大马路旁，想起那个理想主义燃烧的年代，情不自禁地，我哼起了国际歌。我所知道的布拉格，是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的。《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作家在这两部小说里完成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真实地记录历史，在一个思想受到严密控制、到处都是秘密警察的年代里。

如果说，在罗马，我们追溯公元前，在维也纳寻求19世纪末，在巴黎念念不忘1789，那么在布拉格，我们最关注的，是1968。

理所当然的，离开瓦茨拉夫后，我们去了共产主义博物馆。只有去过这个博物馆后，我终于不再后悔来到这座美丽而苍白的城市。

从二战时期希特勒对捷克的占领开始讲起，一幅幅带文字说明的珍贵图片、海报、还有各种社会主义时期的常用品，把捷克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几十年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各方面都展示出来。

看到那些“工农兵充满力量”的宣传海报，让人唏嘘感慨。多么熟悉而又可笑可悲。专政统治所用的手段，其实，并没什么新意，却总是屡屡奏效。这一点，读了《法国革命史》更有体会。

博物馆里还复制了一个铁幕时代秘密警察审讯的密室。和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很是相似，也让我想起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博物馆不大，但细细看下来，也要两小时。除了各种图文、实物展示，还有一个纪录片播映室，重复播放1968年和1989年两次革命的相关录像。展览最后的一部分还复制了一段倒下前的柏林围墙和它的照片。墙上写满了人们的希望。

在这个博物馆里，我看到了Jan Palach的照片，风华正茂，外形俊朗，是所有母亲都渴望拥有的那种孩子。

（工农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