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现实的一面镜子

       ——浅析石玉奎长篇小说《地平线》

我未必是长篇小说《地平线》的第一位读者，但肯定是它最早的读者之一。一年前，当青年作家石玉奎将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的打印稿置于我案头时，我分明从他的目光里读到了期待与信任。这是朋友间的心有灵犀，也是作者与读者神交的纽带。孤芳自赏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是“芳”，就招“蜂”惹“蝶”，就引人入胜，纵然关紧门窗也无济于事，除非作者有意作秀或故弄玄虚。而石玉奎一出道就是那种敢于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作家，其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早在他几年前发表的《走失》、《救济》和《仕途坦荡》等中篇小说中便有所反映，他写作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供自己赏玩或自我陶醉。

 然而，《地平线》并不是一部容易让人读懂的小说，至少说我个人感觉是这样。这也是我不止一遍读过这部作品并对其中的许多章节烂熟于心仍只字未写甚至只字未提的原因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寄寓了太多的弦外之音和象征意义，就像《地平线》这个看似普通的标题（书名）一样，若单纯从字面上去感受和理解实在是太有限也太片面了。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不错，《地平线》的主人公也是个 “狂人”，是个“疯子”，是个“精神病患者”，同时也是个尼采似的“超人”，而且叙述方式（手段）也基本一致，是“狂人”的自白，是“疯子”的呓语，是“精神病患者”的语无伦次，是“超人”的异想天开，不同的是前者在数千年的“仁义道德”书上最终发现了“吃人”二字，是封建礼教的殉难者，后者则在宦海沉浮中觉悟到“玩政治没有后台不行，没有真正保护你、敢为你出力的后台更不行”，是现行官场的牺牲品。与前者相比，后者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同样作为“另类”，他较前者有更多的被迫与无奈，但又不乏咎由自取的成份——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作者，都无法拯救他的灵魂，这也许是作者当初在塑造这个艺术形象时所未曾料到的。

 这又让我想起了《红与黑》中那个出身寒微、才华横溢而又野心勃勃的主人公于连。《地平线》的主人公和司汤达笔下这个人物形象的出身、阅历有几分吻合，甚至结局也颇为相似，都是因“意外”失手而落马，不同的是一个被送上断头台，一个被关进了疯人院。在强大的有时被某个人或某些人操纵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竟然显得那么渺茫和苍白无力。

 但《地平线》的主人公和于连毕竟不是一类人，也不可能是一类人，因为他们所处的国家、时代和环境（包括社会制度）迥异，所追求和信奉的也大相径庭。和许多我接触过的出身尴尬、经历坎坷的民营企业家和农村基层干部一样，《地平线》的主人公也曾经是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青年，并且为这个志向和抱负付出和牺牲过很多，然而，在他们“春风得意”之际，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很快变质或堕落，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马失前蹄，一落千丈。是这个世界诱惑太多，还是他们自身修养不够？答案似乎没那么简单。我个人认为，他们“迷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的改变使其自身潜伏着的许多“恶”的东西得以滋生、疯长乃至蔓延，进而丧失了固有的“崇高”，丧失了坚定的宗教般的信念与追求，而没有了“崇高”，没有了坚定的宗教般的信念作支撑，在众多的诱惑面前，找不到“北”便成为一种必然，至于他们有无一个强有力的“后台”，或在生活上工作上事业上是否“得意”是另一回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连封建社会的很多士大夫都能做到这点，今天我们许多口口声声叫嚷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党员、干部为什么做不到呢？这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问题，《地平线》的作者石玉奎在写作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作家与出版商和文化市场一次又一次成功密谋的今天写出这样一部不合“时尚”的洋洋十余万字的作品，提出这样一个不合“时尚”的也断然不会给作者带来任何“好处”的问题，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也完成了他的使命。

 作为生活中的“这一个”，《地平线》的主人公原本是一个“对仕途看得很淡”的书生，充其量是个不无情调的小公务员，然而一旦“不经意踏入仕途”，他“随遇而安的平常心”没有了，而“不得不按照仕途的游戏规则去玩”，并且“希望自己走得越远越好”，因为他“需要满足，需要成就感，需要虚荣和炫耀”。在他看来，权力或许仅仅是一种虚荣，能满足人的欲望和自尊；或许是维系人类社会特殊关系的一根锁链，连接着支撑国家机器的枝枝蔓蔓，也衍生着诸多权力笼罩下的黑暗与邪恶。他坚信“权力就是一个变种，一个潘多拉盒子的变种，它让人疯狂，让人窒息，也让人变得惨无人道”。尽管他认为自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但又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矛盾体，一个社会的畸形儿，一个具有多种脸谱、多种性格的混合物”，当他“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要别人做一个谦谦君子的时候”，他的“心里却在想着一些肮脏的勾当，比如贪污受贿，比如美色少女”，他的“生命似乎一分为二，一半是善，一半是恶，一半是工作强人，一半是道德侏儒，血管里流动的血，一半是红，一半是黑，或者已经全部都是黑的，”他“感到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这种激烈的冲突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最终终于迷失了自己，“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我。”事实上，此时的他已沦为一个地道的魔鬼，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无论他怎样自我标榜、剖白和开脱，而正是这种魔鬼和政治流氓，才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如果他有一个真正保护他、敢为他出力的强大“后台”，他很有可能还在官场里厮混，甚至飞黄腾达，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然而作者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没有认识的“自觉”，至少在我看来他对他的主人公多少是有些同情的，甚至是不无惋惜的。

 《地平线》的主人公确实有许多值得同情和惋惜之处。他的“疯”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他不是无意间步入仕途，或步入仕途后走得不是太远，因为他曾经的确是一个好人，无论是否用社会公用的标准去衡量，他甚至可能成为一个颇有前途的作家，因为那时他已发表过不少作品，小有影响且小有名气，然而“生活是一张不可更改的草图”，当他在官场争斗中越陷越深，既得利益和对未来更大“成功”的虚拟使他产生了希特勒式的狂妄自大，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超人”，“比尼采还尼采”，而把周围的人都看成“弱智儿童”，“是一群随便可以放牧的羊”。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他“放牧”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放牧”他，而且“放牧”他的，也许是一只或几只披着人皮的狼。他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个棋子，正像别人曾经是他手中的棋子一样，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弃之如敝屣。以“被吃”结束了“吃人”的历史，对他未必不是一种再生，一种涅槃，在他追忆似水年华的“疯”后，竟部分地恢复了人性，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想象着那地平线之后的瑰丽与奇妙，想象着地平线后定然有一个陶渊明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处处闪躲射着自然的光芒”，他“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在一棵千年古树之下，吮吸着自然的灵光，昼夜不舍地与花草飞虫交谈”，无忧无虑地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原始而纯朴的生活”。然而，生活的草图一经画就，无论美丑都难以更改，苦海有边，回头无岸，何况这样的世外桃源并不存在，长长的地平线只是一个美丽的风景，是永远也抵达不了的幻梦，他只有借卡隆的快船超度到生命的彼岸，此外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归宿。

《地平线》不是一部容易让人读懂的作品，其中许多有关宗教、爱情、哲学、文学的章节都和官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都暗示着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是构成这部优秀作品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限于篇幅，此不赘言。

 像一面正视现实的镜子，《地平线》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活生生的“官场现形图”，看到了这个世界某个侧面的阴暗与丑恶，但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从中却看不到些许亮色，因为我们总不能随主人公“到另一个世界”，寻求“命运中一直渴望拥有的地平线及其存在的实际意义”，这不过是一种逃避，也只能是一种逃避。这是作者的困惑，也是读者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