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回忆

   ——读崔西明长篇纪实文学《在日本，大写中国》  

    战争的结束是由回忆开始的。

    确切地说，崔西明先生的《在日本大写中国》也是一部关于战争的回忆，只是，这“战争”不仅来自被侵略国度，还来自侵略者本土。

    1945年6月30日，被日寇掳掠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的近千名中国军人、农民、工人、商人，因不堪忍受日本法西斯监工的残酷虐待与奴役，在劳工大队长、原国民军上尉连长耿谆带领下，开劳工于异国武装起义之先河，举行了震惊世界的“花冈暴动”。由于他们远离祖国，孤立无援，暴动最终被弹压了，但以耿谆为代表的中国劳工，却以自己顽强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在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故事的主人公耿谆是位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在著名的洛阳战役中，他身负重伤，不幸被俘，被挟迫至东瀛作了劳工。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依然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同日本军国政府所豢养的鹰犬进行了巧妙而坚决的斗争。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为挽救和保护其他同胞，一人承担起“暴动”责任，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与英雄气概……崔西明先生的《在日本大写中国》，就是根据这一史实而写的一部纪实文学，是他奉献给中国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一部生动而真实的教材。

    崔西明先生是个严肃的作家，无论小说、散文或纪实文学，他都写得相当投入，可以说呕心沥血。正是这种对文学宗教般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才使之有别于一般作家而傲然兀立于世纪之初的今天。诚然，在《在日本大写中国》这部纪实作品中，他不是为了给读者叙述一个有趣的故事，而是倾注了他满腔的爱和恨的，当他写到花冈义举时，不仅刻画了劳工的英勇与机智，也描写了敌人的残忍与狡诈，从而表现了他对战争，对黑暗，对邪恶势力的憎恶与谴责。

    “战争是一种古老的思想习惯，一种古老的思想状态，一种古老的政治手段，就像人的牺牲和人的奴役已经成为历史陈迹那样，战争以后也一定会成为历史陈迹。”（赫尔曼•沃克《战争的回忆•前言》）是的，我们坚信：英勇无畏的人类精神一定能胜任结束战争这一漫长而艰巨的任务。然而，当战争的阴霾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依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依然被某些政府、组织和个人作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思想习惯”、“心理状态”和“政治手段”而存在的今天，善良的人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如果把战争喻作一朵罪恶之花，那么，这朵花至今仍然是威胁人类生存的诅咒，而要摆脱这个诅咒，必须了解它最初怎样落在人类头上，以及人类怎样为之做出牺牲，就像崔西明先生在《在日本大写中国》中描述的：“噩梦常常在战争的当事者受害者和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枕边徘徊，在朝霞满天的早晨醒来的人们，既有新的一天的喜悦，也有噩梦的余悸的伴随……” 而对那些饱受过非人待遇非人折磨的华工们及其家人、遗属来说，战争的创伤尚未愈合，光顾他们枕边的，不仅仅是噩梦的余悸，还有未了的心愿——他们在精神上肉体上所蒙受的巨大损失和伤害，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尽管这笔血债是永远也补偿不尽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花冈暴动”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花冈精神”不应也不能为亿万炎黄子孙所遗忘。这是中华民族的精髓，是在日华工用鲜血和生命铸造的一尊不朽丰碑。而这正是崔西明先生撰写此书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目的。因此，我们不应把《在日本大写中国》单纯地看成是一部历史备忘录，如是，就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日本民族是一个“怪胎”，“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都比不过玄奘。”（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然而，正是这个既无“固有的文明”也无“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出现的民族，六十多年前却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战争，给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罪恶之大，罄竹难书。对此，崔西明先生《在日本大写中国》的许多篇章里，分别作了大胆独到、淋漓尽致的剖析——尽管某些观点不无偏颇——让读者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法西斯道路的历史渊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与平民（期望和平、安宁和幸福）的愿望相反，政治家（伪善者、当权者）的欲望都是权利，扩张和战争……这种对权力的追求，对领土扩张的野心，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战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这里，作者把侵略者的本性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同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侵略战争不但给被侵略民族带来灾难，而且还给发动战争的民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侵略者）永远也搞不清楚的是：他们永远是自己灾难的制造者，永远是自己的掘墓人，他们最疯狂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末日的丧钟敲响的时候。”这是定数,是历史的必然，是侵略者无法逃脱的厄运。

    与许多反映抗战题材的作品不同，崔西明先生在撰写《在日本大写中国》的时候，没有一味的渲染与控诉，而是站在历史与哲学的角度，在客观叙述的同时，不时发出几声“警世”、“喻世”和“醒世”的“通言”、“明言”与“恒言”，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然而，就在作者对《在日本大写中国》作最后的审订时，他突然从新闻媒体获悉，日本政府的不少要员，又要到日本战犯的栖息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他不无愤慨地连连质问：“难道他们忘记了是谁把战火强加到别国人民头上的吗？难道他们忘记了是谁把日本人民同样推入灭顶之灾的战火中去的吗？他们参拜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他们想重新祭起那些战争狂人的幽灵让他们重新复活、再一次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推入战火中的深渊吗？”但愿这正义的质问能唤醒那些“健忘者”沉睡的良知！

    值此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崔西明把他的笔延伸到六十年前那个名叫花冈町中山寮的食人魔窟，用大量确凿而鲜为人知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军国政府的累累罪恶，旨在希望人们能认识战争的残酷，珍视和平的生活，特别因为作者是以纪实的手法再现的那段特殊的历史，其作品除具备一定的欣赏与审美价值外，尚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崔西明的行动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最渺小的作家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而最有力量的法庭却无能为力。”

    泰山“为古圣贤登临喻道之处，历史名儒硕士履履踵接，故自孔子《邱陵歌》而下佳篇钜制，美不胜收。”（《泰山述记》卷七•诗上）崔西明，山东新泰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任职于山东省泰安市文联。他历十二年寒窗，十二年兵营，十二年政涯，后惑于少年时代对文学的憧憬，“半路出家”，大器晚成。近几年，他沾礼乐之遗风，得山川之灵气，先后在《解放军文艺》、《光明日报》、《山东文学》《人民文学》、《京周刊》等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百余万字的作品，并相继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阴阳眼》、《剖白》、《失重》和长篇小说《在河之洲》、《蝶殇》《官殇》等；他的散文《醉月酒》在《青春》杂志发表后，被收入海内外华人作品选《华人月光谣》，并被编入《1991年散文年鉴》。作为泰山人，我很为这位同行和老乡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感到欣慰。

《在日本大写中国》是崔西明艺术道路上的一个新尝试，一个新收获，希望作者不要浅尝辄止，在未竟的日子里，力争写出更多无愧于泰山、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佳篇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