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砍树，后来洪水来了，我们才知道树不能再砍了，那现在这些灾难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断河、我们‘赶树种’、我们污染水，我们还怪老天爷。”——汪永晨
汪永晨，1996年创办“绿家园志愿者”民间环保组织，1999年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并将所获奖金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了“绿家园教育基金”。2000年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使者”。2001年，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保护突出贡献者”。2006年发起媒体人共同参与“江河十年行”活动。她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的创始人之一。
连日来，西南地区旱情持续蔓延，整个中国在紧急动员抗旱救灾的同时，也在反思天灾背后的生态问题，日前，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投书媒体，发表《西南旱灾，背后有没有“人祸”因素？》的评论文章，引起广泛关注。昨天，汪永晨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东方早报：有人说，西南旱灾是六分问天四分怨人，您怎么理解？
汪永晨：我并不想谈这次大旱是天灾还是人祸，我更想谈谈西南的生态问题。
这些年来，云南的生态系统，四川的生态系统，包括贵州的生态系统都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从06年到现在，四年间我们眼看着这些河流一条条枯竭。它的枯竭不是大旱的天灾造成的，而完全是人为的阻隔、拦坝造成的。像怒江，虽然干流上没有建坝，但是所有的支流上全都建了坝。这些小江小河都被拦截，哪还有水去给大江？金沙江，上游一库八堤，水都拦在了上游，下游的河床都是裸露的。你想想，河床是裸露的，地下水是什么状况？
东方早报：您认为西南旱情的加剧，跟这些年来西部某些生态脆弱的地区的盲目开发有关？
汪永晨：对，一个是过度的开发，一个是无序的开发。
广西历史上没有这么大的旱，可以去查历史资料。但是前年，广西从到南宁到桂林，这一路上两边全是种的桉树。这种桉树，第一是外来物种，它对本地的物种有排他性。再就是我文章中说的，它是“抽水机”。它是一个速生的树种，能在两三年时间内成材，然后被砍掉去造纸。它要吸收大量的水分和肥料。
大自然自然形成的“配方”——一平方米里有几十种上百种的物种，现在变成只有这一种，所以科学家管这个叫“森林沙漠”。这种沙漠造成的生态的破坏现在不是一片两片了，在云南、广西都是大面积的。可是为什么现在出了问题了，没有人站出来说话。
东方早报：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呼吁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您觉得做得不够？
汪永晨：我认为很多人缺乏对自然的了解，我们对西部的生态不够了解。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关注怒江。中科院植物所的李博生教授就非常着急三江并流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调查，没有做过。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家底”，你就全给破坏了。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大灾来了，我们就说是天灾。我们过去砍树，后来洪水来了，我们才知道树不能再砍了，那现在这些灾难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断河、我们赶树种、我们也污染水，我们还怪老天爷。
东方早报：您提到过一个例子，过多水电站造成了对水资源的“挟持”，也使造成西南大面积干旱的诱因。水电站的建成对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没有正面的作用吗？
汪永晨：水电站，或者笼统地说“水库”，具有防洪、灌溉、发电的功能。但是防洪、灌溉没有利润，只有发电有巨大的利润。所以许多水库现在承担的只是一个职能——发电。
发电要蓄水，那旱期的时候，灌溉怎么保证？都江堰已经使用了2260年了，不能满足灌溉需要了，所以说要修紫坪库，加大灌溉。但是什么时候灌溉，权力掌握在水电公司的手里，不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现在应该问问，水究竟是谁的？是利益集团的还是所有人民的？
东方早报：有人说，旱灾说明我们的水利设施不够？
汪永晨：有人说水利设施不够，还要大修水库，实际上是“真正用于灌溉的水库不够”。
东方早报：我们除了应急救灾，还应该有哪些长远的考虑？
汪永晨：应该重新认识西部，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规划环评。这次大旱先不说它是天灾还是人祸，在大旱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对西部的认知有多少？虽然现在不喊“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口号了，但是急于要发展的心态使得我们只看到了眼前，没有看到长远。
东方早报：怎么去找大旱背后的人为因素？
汪永晨：一是种树、一是建坝，一是污染，应该从这三方面去找原因。我认为科学家应该拿出他们的研究。国家每年的研究经费不少，为什么没有科学家站出来，去说这些年这些地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对这次旱灾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我们这些记者在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