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真的不一样，是一场生死保卫战。”话音未落，王建新一甩手，拉开车门，直奔首都机场
本刊记者/陈良飞 特约记者/鲍志恒
“这次真的不一样，是一场生死保卫战。”话音未落，王建新一甩手，拉开车门，直奔首都机场。他要赶回山西，继续跟当地煤矿管理部门周旋。
现年60岁的王建新是一个煤老板。在山西，他拥有三座煤矿，两座年产21万吨，另一座年产30万吨，总计产能72亿吨。
共和国诞生后20天，王建新出生于临汾洪洞大槐树下，父亲是当地的小学国文教师。母亲在之后的饥荒岁月里病故。由于从小受到父亲的严厉教育，他比一般孩子显得更加早熟。在当地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家乡做了一名初中教师，继续父亲的“教书育人”的理想，相对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坚强胆大的的性格加上土生土长的成长环境，帮助他最终实现了从当地成了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到财富迅速积累的煤矿老板的成功“转型”。
今年5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规定“将严格煤炭行业准入门槛，今后全省新建矿井规模不得低于120万吨/年。兼并重组的矿井规模达到90万吨/年，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以实现“至2010年底，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目前的2200个减少至100个左右”的总目标。
一时间，王与其他山西煤老板一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是引人侧目。
“绝不放弃煤炭行业”
30岁以前，王建新还是一名初中语文教师，整天和他的学生待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后，他的身份起了变化，成了当地的一名乡镇干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的身份再次改变，成了当时一家年产不过10万吨的小煤矿主，“起先是查安全生产，后来做了管煤矿工业的副镇长，管着管着，镇上的小矿就管到自己手上了”。
对于自己“下海”做煤老板的这一段经历，王建新似乎更愿意淡化。在他看来，也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20多年的煤老板生涯，王建新显然习惯了小煤矿政策的反复无常，“这些年，变来变去，一会儿是停产一会儿复产”，停产的原因除了煤矿事故频发、有关部门隔三差五要求整顿之外，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综合管理的政策取向。
停产期间，煤老板们经常要参加地方安排的政策文件学习，还要积极配合新出台的各项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政策，更新配套设施，“一个月要搭进去十几万”。
2005年，山西再推产煤改革，要求加快技术改造，小煤矿的核定产能提高至年15万吨。当年年底，煤炭的社会库存达到1.4亿吨，为近年来的新高。第二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对小煤矿再发“追杀令”。
在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人退出了煤炭行业，剩下的煤老板们则成功利用政策反复带来的市场机会，屡次侥幸逃生。王建新就是其中之一。
“远的不说，就说2007年，临汾不少民营小矿几乎没怎么生产过。真活不下去了，所以蒲县两个15万吨的矿才落到了我手里。”说起这段经历，王建新一脸的幸福，想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
令他庆幸的是，到2008年初，能源供应普遍紧张，煤炭严重紧缺，市场价格猛涨，国有大矿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该年5月，国家发改委紧急下达小煤矿尽快复产的通知，在经过复工、整改、验收、复产等一整套程序之后，煤价又开始回落。
“跟以往一样，这次我不退出，也不做国有矿的股东，只要山西还允许民营矿存在，我就绝不放弃煤炭行业。”王建新说，这些年来，“收购到手和卖掉的小矿都不少，但哪一次我都没退出”。
就这样，在国家关停政策压力下，迈过了6万吨、9万吨、15万吨多道生死坎，现如今，王建新旗下的三个矿加起来虽然达到了72万吨的产能，但离单井90万吨、企业规模300万吨的门槛还相差甚远。
王打算将两座年产21万吨的小矿提高到90万吨，一座年产30万吨的矿提高至150万吨，为此他要增加上亿元的设备投资和手续费。
今年8月底，王建新提前退掉了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宽敞气派办公室，还砍掉了不少长期投资项目，连带前期的投资成本，这一折腾，“至少赔进去一千万”。
在北京的业务最“鼎盛”时期，他旗下的项目公司办公地点，遍布北京南三环至北五环的各个角落，包括新中关大厦A座两层加起来超过250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
“谁说煤老板只在乎钱”
早于2007年初，王建新就在北京友谊宾馆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处，“这地方位置好，名字响亮，迎来送往都很方便”，那时候他还只是参股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一年后，王就习惯了北京、太原、临汾三地生活。每周都要来北京两次，住一个晚上，后来干脆在北京买了两套房，一套给想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一套留给自己。在北京的业务也扩张到教育、影视传媒、民间工艺、保健养生酒等“陌生”领域。
当过教师的王建新一直有某种“文化情结”，来北京后，虽然“好听的故事很多”，但他最终打动他的故事还是跟教育、文化产业相关。
“王总算是比较有眼光的煤老板，虽然不熟悉北京的商业环境，但是具有成功的企业家所拥有的商业直觉。”后来成为王建新北京办事处主任的何贤升几乎参与了所有在北京的投资项目的决策。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太原飞往北京的飞机上，认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表演背诵新华字典的记忆“神功”发明人，谈及记忆力开发对于改变教育现状特别是青少年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当时不露声色的王建新一到机场，“就直接把人领到了办事处，谈了三个小时。”何贤升回忆，几天后，这个“天才儿童教育研究所”就改名为“建新记忆教育集团”了。
随后，中小学生艺术教育、国内高校学生出国留学教育都成为他的投资项目，而且“要么不投资，投资就控股”。
2008年底，其投资拍摄的第二部电视剧《炎岭人家》以山西某县矿工生活为叙事主题，描写了三代矿工的人生追求、情感纠葛和社会责任。虽然剧中的“炎岭矿”是国有煤矿，但它的背景、故事“都让我感到很熟悉”，在使矿上人家生活更加幸福的所有努力中，也有“煤老板发挥的作用”。
“如果不是赶上去年奥运，在北京的几场戏耽搁了，这部戏也许已经在央视播出了。”王建新说，“谁说煤老板只在乎钱，我们也有自己的事业。”
跟挖煤带来的现金收益相比，显然北京的文化产业投资风险更大，经营周期更长，收效更缓慢。
2008年9月，几个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海归”通过关系，找到王建新，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国外高校大量教学资源闲置，北京奥运后国外留学市场对中国留学生更加青睐的故事，希望他投资留学中介业务。
规划中的留学中介公司前期投资1100万，两年内收回成本，结果2009年国外大学春季开学之前，美国来了两所州立大学的招生代表，英国几乎没人来，装修一新的新中关大厦15层，一直空置了半年，除了大厦保洁和前台，几乎没有人影。
其他项目也陆续遇到的经营问题，终于让王建新觉得“有些项目投资不够冷静”。不过，王建新坚持认为，现在退出一些项目，绝不是因为对这些遇到暂时困难的事情丧失信心，而是基于改变粗放式管理模式而进行的必要的战略收缩。
“有些事，还是要干下去，但现在我首先要保证继续开矿。”归根到底，“我还是一个煤老板”。
“他们要的就是采矿权”
8月中旬，正是山西各县区纷纷上报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北京友谊宾馆王建新的办事处忙得“四脚朝天”。最多的一天“接到王总二十个电话”，55岁的何贤升说他几乎一天只睡5个小时——与合作单位沟通，收缩北京的业务，裁撤办公室，清理财务，“有点手忙脚乱。”最紧张的时候，上午宣布裁撤部门，辞退员工，下午办公室就清理完毕，交给物业。许多员工来不及反应，就莫名其妙的下了岗,“许多人打电话要个说法，还有威胁要赔偿，否则就打官司的，善后工作很麻烦。”尽管如此，何贤升说他能理解王建新的决定，毕竟是煤矿生意成就了王建新的今天，也成就了他在北京的事业。而且，北京的文化产业做起来也不是一夕之间就能见效的。
这个对所有人都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它的决策人眼里，显然是为形势所迫的无奈决定。王建新抱怨，这些年，煤矿政策的反复无常，使得煤老板们在夹缝中生存，为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做了许多事，却要终生“背负道德的十字架，”在舆论一片挞伐声中黯然退出历史的舞台。
“煤老板也需要正名，”王建新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代，煤老板的发迹是资源型社会发展的产物，和其他所有的社会经济群体一样，在某种不同的程度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原罪”，但那是个“社会的问题”。
财政税收按时缴纳从不拖欠，地方公共建设时常出资“帮忙”，投资造福后代的文化教育行业乃至地震过后积极捐款，包括投资拍摄反映矿工生活和煤矿人人生追求的“主旋律”电视剧，王建新试图以自己的经历告诉记者，煤老板“不比别人高尚，也不比别人伤天害理”。
“所以我觉得不甘心，挖煤挖了20年，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王建新激动起来，“不说我那些矿的估价（低）了，就这样整合进国有矿，矿工和设备怎么办？”这一刻，王建新显然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和他矿上工人的命运绑在一起。在他眼里，虽然整合重组“大煤矿经济”的“高调”唱了很多次，但没有一次“做的如此决绝”。
“煤老板不是邪恶的代名词，不是为富不仁的形象代表，”王建新说，“国有矿也不是天然的社会正义倡导者和慈善家，说到底，这就是一次利益的重组，他们要的只是我们手中的采矿权。”
（新世纪周刊 2009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