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一度由政府出面,推行一套新简化字。不仅下达了红头文件,重要报刊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消除公众的抵触情绪,文中披露了江青的一句话:“如果采用这套字,我就成文盲了”。当时整个社会充斥着对四人帮的仇恨,新简化字的推行者,显然想搭乘政治这辆无往不利的铁血战车。那时我在医院工作,清楚地记得一些医生的反应:“这不是拿大帽子压人吗?还是老一套!”
几乎所有报纸都发布了整版的新旧简化字对照表,大家闲来便当作与己无关的事情加以评说,其中最难接受的要算“家”这个字,宝盖下换成一个“人”,与“穴”有点像,似乎想强调其间的联系。但结构单薄难看,犹如“细脖子大脑袋”,给人一种不安稳感。在传达文件的大会上,医院领导却对此大加赞赏,“屋顶下明明住的是人嘛,以前却放着一头猪,那不成猪圈了吗?”
尽管采取了类似文革的高压政策,新简化字还是没能推行起来,只有一些书法家在报纸上刊登作品,以示响应,估计也是被有关部门当作政治任务派上门的。一位字体清瘦的书法家,还专门写了“家”这个字,更显得难看,是不是越担心就越往那上面靠?若由刘炳森厚重的隶书来写,兴许会好一些。这件事虎头蛇尾地嚷嚷一阵就没动静了,大家心里觉得奇怪,原来政府的号令也是可以撂荒的。
当时是“敬爱的华主席”主持中央工作,身兼党、政、军三大要职,即使权力最集中的毛泽东时期,也没到这个地步。除推行新简化字外,还把长安街旁的大树砍了,栽上小树苗,作为改朝换代的标志。开会前集体起立唱“东方红”,改成唱“胶城的山,胶城的水……”等等。新简化字的夭折,同他没过几年就退下去有关。据说退的原因,是“搞个人崇拜”。现在长安街旁的杨树又高耸入云了,后人谁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栽的。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汉字作为一种象形和会意的文字系统,对培养幼儿的空间想象力和直觉能力是有益的。诚然,在培养逻辑能力方面,可能拼音文字见长,但也没必要让汉字本身向字母演化。那还不如学日文呢,或采用章太炎的纽文韵文注音符号,那已经将汉字最大限度字母化了。拼音文字的原理,是通过少数字母的排列组合,形成无限多的发音,表征宇宙万物;象形文字则相反,通过较少的发音和无限多的图像,表征宇宙万物。
由此形成汉语的最大特点,就是同音字多,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字发同一个音。用图象来区分,是必要的补充;用拼音字母来区分,就是不可能的了。比如“语”这个字,用拼音表征,就是yu。在现有系统中,听到这个读音,可以追问是哪个字,然后确定它的意思;在拼音系统中,追问yu是哪个字,写出来还是yu,意思仍无法确定。可见,如果实行汉字的拼音化,不仅文字系统要作废,语音系统也要作废,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都会受波及。
汉语曾是覆盖东亚地区的主要语种,也是联合国使用的六大语种之一。许多日本人和韩国人,至今可以用汉字同中国人交流。台湾更不用说,“同文同种”是比疆土流变更重要的统一依据。强行发明一套陌生的拼音文字,除了给自己找别扭,也给“汉文化圈”找别扭,给整个世界找别扭。冲销既有的认同,加大交易成本,同时也将自己塑造成隔绝历史的“外国人”,有悖基本的文化理性和生存理性。
追究汉字变革的理由,主要来自一些权威人物的只言片语。将中国落后归罪象形文字,是比较容易产生的臆想。因为欧美的拼音文字,是从象形文字演变来的,没完成这种演变,好像就没完成现代化转型。似乎把象形文字中包裹的意识形态,用拼音文字重新记述一遍,就可以祛除病根了。实际上,哪怕是未简化的繁体字,也并未妨碍国人传达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难道不是使用繁体字的汉语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更发达一些吗?
上世纪前半叶,汉语的拼音化,曾由苏联专家主持过一段。面对中国普罗大众90%以上的文盲,用拉丁字母将不同地区的紊乱语音,整理出13个系统,由中共担纲在民间推广,可谓用心良苦。那种努力,明显带有教育、发动和统领无产阶级革命的企图。四九年建国后,这笔遗产被继承下来,实现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全面统一,同时也是对秦帝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革命性效法。
与焚毁典籍、拆除古建筑和批判封建文化并行,简化字洋溢着共产主义国际化和民粹化的意识形态热忱。改革初的尝试,不失为孱弱的、一厢情愿的模仿。五十年代的汉字简化称得上成功,是由于参照了意会的机理和造型的美感。七十年代末再次简化,参照系已发生改变,完全不在乎文化蕴涵,只考虑“广大工农兵喜闻乐见”。造型大都简陋生硬,犹如车间工具和厂房宿舍一般,实用即可。
即使其中有少量杰作,也派不上用场了。后来的几代领导人,对此不再感兴趣。汉字改革停留在五十年代的范本上,没有什么不妥。英文也有大量字母过多和不合拼读规律的单词,不改革也没有人说什么,因为有更重要的事可做。何况要达到培养逻辑能力和便于书写的目的,直接借用英文和其它拼音文字也未尝不可,各领域的大师都是学贯中西的。中国已经是实际上的双语国家,英语教育比汉语教育更受重视,只不过没有列入宪法而已。
中国儿童的学习负担比欧美儿童沉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既要掌握一套古老的象形文字,又要掌握一套外来的拼音文字。中国儿童的智商比世界儿童的平均智商高10个百分点,可能就与高强度的双重训练和文字本身的时空纵深感有关。曾有学者对汉字逐个加以分析,认为汉字远非表达思想的符号介质这样简单,每个字都是自然、社会、历史和内心信息高度聚合的“文化模块”。但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是把汉字神秘化了,当作一门科学未免牵强。
汉字作为一门艺术却较少有争议,甚至有人将书法奉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形式。因为汉字介乎具象和抽象之间,似画非画,既含自然的构造力,又含精神的超越力,既是时间的线,又是空间的形,在自由挥洒间,将艺术法则和宇宙万象酣畅淋漓地呈现出来。因而字是最直接、最单纯又是最玄妙的艺术。一个人资质如何,字往往最见根本。尤其是草书,以字形为跳板,在即与舍之间,实现性灵的极致升华,岂是一般的状写可以比拟?古来珍品,寥落难寻。
电脑刚兴起时,立即有人提出汉字末日论,因为整个西方的电脑系统,都建立在拼音字母平台上。结果没多久,汉字平台出现了,汉藏语系各分支的平台都相应出现。目前汉字与拼音文字的程序开发已达到同步,在语音程序开发上,发音少得多的汉语更占便宜。声音和图像,是语言的两大基本要素,在科学上完全是对等的,侧重于哪一边,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对悠久的历史准备,均应深怀感激。
如今中国进入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发展时期,像一颗爆炸的宇宙新星一样急剧膨胀,它喷发出来的物质,都带着汉字标记。反而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汉语列入教学课程,改革汉字的声音很久没有听到了。因为再也无法把国家的盛衰同文字的简化与否联在一起。谁有实力谁的一切就都是好的,这是势利的工商业社会的最高法则。民粹化的狂热诉求,也因过度放纵而尽显颓势,失去“重打鼓另开张”的市场。
正如“黑暗的中世纪”与高度现代化的欧美国家,使用的是同一套拼音文字一样。汉字的诸多功能,也不是中国取得近期的发展以后才有的。压抑最富于创造力的群体,科技文化和社会经济就沦落;尊重这个群体,使其成为创造性劳动的受益者,科技文化和社会经济就突飞猛进,与文字何干?文革前,中国在许多领域与发达国家只有几年、十几年的差距,文革将差距拉大到几十年。文革后急起直追,差距重新缩小,有些领域已经领先。
如果这个态势保持下去,掌握汉语,也将是西方科学家获悉前沿动态和完善思想认知的辅助手段。贬低汉语,就只是出于偏见和个人才能的局限了。若论文字承载的历史分量,恐怕没有哪种文字能和汉字相比。我们有理由珍重这一伟大传统,让它通过我们的手、我们的口、我们的头脑和心灵得到光大。不仅汉字语言,还有汉字艺术、汉字文学和广义的汉字文化,我们有义务将它传递给后人,告诉他们汉字曾经带给我们的光荣,和必将带给我们的未来!
写于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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