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的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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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15-07-03 23: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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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向来是人类的领导者，不论国家、民族、城邦和部落，也不论君主制、共和制或其它什么制，都是由政治家来协调整体利益、体现族群意志的。政治批评家则是与政治家和政治生活伴生的群体，由思想家、幕僚、社会贤达和专业知识分子组成。尽管他们的才能和智识千差万别，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档次：
一流政治家，是超越教义和主义的。作为最高领导者，必须提倡各教义系统间求同存异，互敬互谅。而主义不过是社会管理方法，每种方法都含有合理成分，表达了不同群体的物质欲求和精神诉求，都应当适度采纳。每种制度的形成，都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族群共生机制。所以，不论对内对外，都倾向采取和平互惠的政策。
二流政治家，在教义上倡导求同存异，彼此宽容，标榜信仰自由。在社会制度上，却有不容妥协的原则，强调主义的排他性和对立性，使世界和社会趋向分裂，冷战就是这种思维和政策的产物。但仍可以保证不同政体间和平对峙，遵守共同的公约，推动超政体的经济、文化和民间生活交流，不刻意制造敌意，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
三流政治家，对主义不是太苛求，却跳不出固有的教义立场，无形中将其它教义系统摆在了对立面。但不反对世俗领域的独立性，承认各教义系统共同遵守的世俗法则和普世价值，尤其是民间的财产私有权和经营权、思想和文化选择权、与外部世界的自由交流和迁移权，尊重不同政体的自主权。在政策上，对不同教义系统却有明显的亲疏之分。
四流政治家，对教义无明确倾向，却将主义当作了教义。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管理方法，一种工具，或器物。主义的教义化，是拜物教的一种形式，属原始思维。在此基础上，如果并不约束和妨碍世俗权利，以及思想文化的独立性和人身自由，尚不过分违背人性、阻碍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外部世界也有较大的兼容性。
五流政治家，不仅将主义当作教义，在教义上也有森严的原教旨特征。具体表现是，主义从政策到实践，都愈发极端和狭隘，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攻击性和毁灭性。教义也深刻地侵入世俗领域，在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商贸经营、社会交往、日常风俗等各方面干预人们的生活，与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已十分接近。
六流政治家，无所谓教义，无所谓主义，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一切也都可以废弃不用，一切都围绕着取得并巩固私家统治。丛林搏杀的最强者，真正的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偶尔的爱民也是出于笼络人心、维护统治的考虑。当然，如果一开始就如此，是得不到天下的，都要靠主义和教义喊得最凶起家。
政治家如此，政治批评家也如此。不论选择什么教义和主义，以六流的方式信奉，就是六流的。即使信奉的对象是二流的，信奉的水平仍是六流的。六流是什么概念？就是只要能出人头地，褒贬什么都可以。而且不择一切手段，不顾忌伤害任何人。什么口号都喊到极端，不给他人留余地，所谓政治流氓，大多是这类人。
五流批评家，具有高度的攻击性和理念洁癖。不顾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看什么都不顺眼，但自己崇尚的东西，却无法凭空实现。既苦恼了自己，又招别人讨厌，十分纠结。四流批评家，是狂热的主义信徒，以主义的准绳衡量社会和私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主义当作万能钥匙，主义一到，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三流批评家，相对较宽容。兄弟姐妹不论分布在哪里，都是一家人。但对其它教义系统和教义系统以外的人，就不那么亲善了，争执起来也难免引发“文明的冲突”。二流批评家，更超脱一些。不拘泥教义，但信奉主义，却保持在科学的限度内，虽然认为主义应当一统天下，却愿意承认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
一流批评家，不作任何先入为主的界定，不排除一切探索和实验，前提是人道与和平。尊重历史沿革的丰富性和未来发展的无限性，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路径。为人类认知和实践的充分舒展，保持最大的可能。实际上，无论上古的圣贤还是现代的思想大师，都是如此。只不过困于处境和心境，一般人很难超越自己。
可见，从六流到一流，包容的范围越来越大，排斥的范围越来越小；而从一流到六流，则是狭隘性、自私性、残暴性和危害性越来越大，造福的范围越来越小。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并非永远处于某个档次。一般情况下，随着经验和见识积累，档次逐步提高。但也有打天下时属于一流，得天下后属于六流的。可能由于本质蜕变，也可能由于情势使然。
另外，一些政治家，在国内受制度约束，能达到一、二流的水平。在国际上放开手脚，立刻掉下几个档次。弱小国家或异教徒，总要为他们的存在，付出生命和生活的代价，犹如古老而残酷的祭祀。还有一些政治家，在国际上兼容并蓄、纵横捭阖，呈一流状态，对国内的异见，却只能有限地容忍。不同的领域，档次不同。
一流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虽然包容范围是最大的，发挥的历史作用却不一定是最大的。正如扁鹊和他兄弟的传说，大兄防患于未然，二兄疗病于初起，唯有扁鹊，以“妙手回春”著称，人们便认为扁鹊的医术最高明。“小医医人，大医医国。”政治也是这个道理，人们往往更看重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角色。但是，如果社会总处于临危状态，恰恰说明政治家无能。
媒体政治时代，大兄和二兄的做派，更无人认可。那相当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违背锱铢必较的功利理性。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争相扮演扁鹊。即使天下无事，也要危言耸听，人为激化矛盾，争一时之宠。甚至拿公众的生命财产冒险，闹出莫大的动静，心急火燎地“创造历史”。可以说，媒体政治时代，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的档次，整体下降了。
并非动静闹得越大，就越接近一流。比如希特勒，按上述分类，应在五、六流之间。但那个历史时期，他发挥的作用，绝不比战胜他的人小。这就如同，当一个人发疯时，好几个正常人才能按住他，却并未抬高他的档次。总的来说，还是一流的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影响更深远。就像外围的大气层，人们尽享庇护之功，却容易忽略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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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
发布于2015-07-06 14: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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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兄防患于未然，二兄疗病于初起。” 如果闹革命了，那么大兄二兄这批自由主义者免不了是第一批倒下的。人心有时追求戏剧性，悲剧浪漫主义，即便涉及严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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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
发布于2015-07-06 1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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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 的帖子
自由主义者是冲在最前面露脸邀宠的，大兄和二兄是理性务实的角色，通常是被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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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
发布于2015-07-09 1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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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取自早期人文主义的诗性，近代以来有所跑偏，个人以为跑偏的原因恰恰是实证理性的（过度）参与（导致过度浪漫过度象征化）。那是否可以一反到底说政治文化里若原先没有这诗性更好？若偏重理性务实，那么对当代政治文化越发实证主义倾向如何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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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
发布于2015-07-09 12: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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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 的帖子
自由主义诗性，是人类精神活力和行为活力的源泉。近代以来的跑偏，我认为不是过度实证理性参与的结果，而是在人类的双重属性即个体和群体及总体当中，过于侧重个体自由，无视群体协同，那恰恰是群体自由最大化的保障，以免形成个体自由之间的冲突和相互抵消。即使在中国这种个体自由不充分的地方，群体协同也是需要强调的。而实际上，这部分内容通常都被归于极权而加以敌视和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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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
发布于2015-07-10 10: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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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5# 的帖子
双重属性我说不来，既然是属性那便是先天的而非历史的，那是似乎可以说每个时代都存在同样严重的问题，难道我们侧重于当下或许仅仅是历史视距的原因。
您说的群体协同，我从我们时代的视点回望去，看到有契约的协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协同（就是那种小集团式的协同或当它加之于社会时被归于极权的那种协同），以及20世纪才开始兴说的市民社会的协同。我想最后一种时间上离我们最近，也是正在进行时，是不是您意向中的协同？
但我不敢去评说，我觉得难以跨越人性（也就是您上下文意思中的个体自由含义，这是在用历史的过程去跨越人的先验属性，这本身就是诗）；而在此岸，去对更大范围内的市民社会抱有信心，特别是在现代主义焦虑呈现出来之后（我大概指的是那种例如说马尔库塞式的物极权社会，我找不出更简明的表达），我只想设问一句：如何到达呢？
其实在主贴中已经提到了一流二流政治家的做法，也是一种阶梯划分式的建立在协同、互惠、契约等等上的基于共同利益的朝向。那么，能否我再加一条“零流政治家”？他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简而言之，提倡自省，通吗？我自己都笑了，不切实际，归根到底我们在说现实的实现，现实既然是物质属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用思辨上的极致去赋予现实问题。
由此而言群体协同，问题不在于多大程度上，因为回过头我白话的契约形式、集团形式、市民社会形式都是抽象的，无内容的。对此，问题已不在于如何去保障某种协同（法律？自律？），而在于形式上凭什么，凭什么你要与我协同？凭你我协同能最大程度保障你我自由？那是不是我们之外还有一个引起你我协同的对象使得我们达成共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共同认识的基础吗？
（股票大涨，心情小好，多废点话，不要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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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
发布于2015-07-10 15: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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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 的帖子
绝对的个体自由，是对强者的放任。以股市为例，几个月时间，新增2000多万散户，每个散户都是绝对自由的。但散户的特点，就是心太慌，手太勤，动作太一致。大庄家加以简单利用，往返拉动，就形成历史罕见的强烈共振。散户的钱，三下两下就被吞掉了。对散户来说，他们的自由就是相互抵消的。没有代表共存意志的机构来护盘，难免一跌到底，你就不会心情小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