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或应改称公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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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2015-06-10 09: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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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办媒体，比文化人办媒体，理应更懂得策略。以命令和威胁的方式管理媒体，只能令受众反感，使本来就不景气的官媒更加遭冷落。高明的政治家，巧妙地和民众打成一片，把尽可能多的人往自己一边拉。专横的政客，唯恐官民的裂痕不够深，可劲儿把民众向外推。每无事生非地咋呼一次，就丢失一大块民心。
不久前，中央刚对网络媒体做出开明的姿态。现在却由地方出面，做出强硬的管制姿态。也不知以哪个为准，怎样才叫不和中央唱反调？难道已经实行联邦制，地方也成中央了？从民间看，起码是有些看不清的。官媒的确可以抑制低俗，弘扬正能量。但令民众对政局稳定生疑，令政府和民众关系生隙的，属于正能量吗？
改革三十多年来，经济和科学文化含量较高的领域，官员与时俱进地现代化了。对被管理者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平等开明。聪明人对聪明人讲话，不必装，更强横不得。否则不仅达不到管理效果，还自取其辱。从地区分布也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和文化越发达，管理者越像职员，有服务意识，反之仍是一副官老爷做派。
只要资源配置悬差过大，就会滋生强横的丑态，连强横者自己都不察觉。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教育领域。教师与学生的知识资源太不成比例，于是家长作风盛行。甚至面对成人社会，也习惯性地居高临下，弄些拾人牙慧的书面知识到处“启蒙”。官员顶多敢说，反我就是反党。教师却敢说，反我就是反人类。
可见，有些资源配置的悬差，是一种自我错觉。社会主义实践初期，极少数知识分子，面对极大多数文盲。强行灌输和命令，是不得已的，否则成不了事。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大面积扫除了文盲，但所有人都被体制管着，想得到生活资料，就必须服从命令。改革后，绝大多数人都自谋生路了，头脑也磨练得十分精明。
这种情况下，还在那发号施令，显得多么可笑。报刊可以不买，电视电台可以换频道，只要不喜欢，一概拒绝。“真理部”早就从庙堂，搬到江湖上去了。尽管掌握真理的新代表，比旧官员还容不得异己，追随者毕竟愿打愿挨。老真理部已经明显处于下风，却碍于面子和架子，拒不接受现实，强横一刻是一刻。
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六十项重大成果，亚洲只有一项，即《论持久战》；国共内战期间最有号召力的文章，是《论联合政府》。看一看那时的智识和姿态，不得天下才怪。主要是辨明所处的地位，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得天下后逐渐走进死胡同，则是变得不讲道理，打击一切可以打击的人。
缅怀“光荣传统”，是否能焕发那时的智识、胸襟和诚意，靠摆事实讲道理赢得民心，而不是靠明里暗里的恫吓维持统治。事实上，高层已经做足开明姿态，下层却不时拆一下台，好像不是一伙的。本来各领域的现代化，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无限扩充的容量。意识形态的短板，却使容量不断流失。
究其原因，一是极左思潮的“遗毒”，二是对局面失控的担忧。极左思潮不仅对中国民众，对执政党自身也祸害极大。从AB团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数不胜数。执政党和军队的精英，死于极左势力作孽的，也比死在战场上的多得多。但这一恐怖的幽灵，始终未得到清算。
对局面失控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误判。原苏东集团瓦解，主要是民众对人身依附的不满，对财产私有和经营自主的渴望。政治家把这些对民众来说，更直接、更私人、更密切相关的需求，同选举混淆在一起了。中国则像“分洪”一样，把这部分需求提前释放出来。使绝大部分民众，成为市场经济的自由参与者。
前苏东体制下，“推墙”推的是最压抑人性和束缚生产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徒有虚名的公共财产。现代中国，“推墙”推的是最具普世意义的市场体系，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众私有财产。到底是维护现实的力量大，还是摧毁现实的力量大？到底维护现实更符合社会正义，还是摧毁现实更符合社会正义？或更得人心？
既然绝大多数民众，是和平建设和正常生活的维护者，出现一些异议有什么可紧张的，何必把民众当作对立面来申斥和恫吓。而且绝大部分异议是出于纠错的善意，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好处的。上一次抽不冷地否定“普世价值”，这一次抽不冷地追究“砸锅”，唯恐世人不认为中国仍处于“共产专制”之下。
在其它领域，懒政不过是无所作为。在宣传领域，懒政则是以无所作为的方式大有作为。也就是像改革初那样，看到舆论有些乱，就立刻刹车。给喜欢闹腾的人亮底线，也让刚刚松快的人心再紧缩一下。然而，考察一下政策效果。除少数人高兴外，多数人只是越来越感到厌恶和失望，境外“敌对势力”也获得更多的认可。
中国经济越过高速增长的峰值，进入下行曲线，面临严峻挑战。其中来自意识形态的挑战，也许比其它方面大。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长处，是由官方组建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拓宽空间。短处则是受意识形态限制，高消费产业难以成长起来。那在国民经济特别是服务业中，所占份额是相当大的。
即使在常态的经济和社会层面，意识形态也存在建设的难点。一是不承认中产阶级在现代文明中的主体地位；二是对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剥削阶级”，在本质上是否定的。倚重体力劳动者的理论体系，政治和人道的色彩更重一些。对经济和社会文化进步，难免有妨碍作用。这些都需要依据实践，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
1986年，几位科学家提出一项863计划，强力推进高科技研究，30年下来，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复杂性丝毫不亚于高科技的社会科学，却无大改观。几乎是拿陈旧简陋的教条，当作宗教来信奉。也许社会科学领域，也应该制定一项863计划，运用各种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把中国的实践阐释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讲，宣传部或许应当改称公关部。把立足点从旧式的灌输、提防、制约甚至恫吓民众，转移到启发、服务和融洽社会各界关系上面来，细致入微地研究民众心理。像给民众限定词语一样，给相关管理人员限定词语。以免其它领域众多人员付出大量心血赢得的民心，被意识形态一个小失误颠覆，实在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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