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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网名金川诗歌,原名张金川,独立诗人、独立作家、独立文学家、独立经济学家与独立思想家,党员,会计师,1963年生,曾是一家国营大型企业分厂经营厂长兼工会主席,多家私企财务主管、总监。保证探索思考的高度与清澈,主动离开一切组织制度。文学领域代表作《金川诗歌全集》,《走过心灵那一端》(长篇小说)、《现代诗歌的本质:现代意识》、《金川诗学集》,经济学代表作《人性与信息经济学》,新思维代表作《诗艺的图谱》(诗学理论)、《回望地球》(思想随笔)、《天界重铸》(玄幻体)等。...............

十元钱的故事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10-20 15:33:45 / 个人分类:金川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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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钱的故事



现在,我终于可以写这个故事了。我相信,故事也会随人一起成长。人成熟,故事也成熟了。或者一个故事成熟了,人也有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成熟的艺术。
我不止一次想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一经发生,我就知道必须写出来,就像这个故事逼迫着我,写,必须写。仿佛故事已经知道故事的重要性,很重要;但每次动了写的念头,甚至曾经写出来过,我发现,我并了解故事的全部,故事本身的重要性还没有向我敞开。


其实,故事很简单,就是十元钱的故事。
那是一九八零年冬天,我在区重点中学读高中,班主任老师委托我为他回我们村煤矿买一车生活用煤。那天老师格外热情,天不亮就为我做好油茶,叫我吃。师娘做的油茶别提多地道,远不是一个农村傻小子的惊讶可表达的。吃惯粗茶淡饭,吃这样精美的食物,就像猝然进入天堂的感觉。当然,这惊讶不是故事的主体。
那天,我顺利地完成任务,但没有交买煤款。按照老师的吩咐,把钱交给我父亲就行了,这是老师特意吩咐我的。那是一辆东风牌大货车,满满装了一车,老师让买四吨煤,司机说装平马槽是四吨,超过马槽满满的就五吨多了。煤运回学校,同学们卸车,老师让我休息,我当时的心情特舒服,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一周后,父亲托人捎来买煤的发票。发票收款金额三十元,按当时的煤价每吨八元,四吨煤应该收三十二元,因为老师只给了我三十元,那两元显然是依靠父亲做会计的权力给免掉了,当然多装一吨不要钱,就算优惠了。我满以为把发票给了老师,班主任老师会高兴的,却没有想到老师表情平淡,甚至说那发票他不需要,给父亲留着吧。
我记得是老师特意叮嘱我,要发票的。我立刻从中感到老师的话外之音,把这个情况写成一封信,连发票给我父亲捎回去。又过了一周,父亲又托人把发票捎给我,发票上的数字由三十元变成二十元,自然父亲还捎来十元钱。我把发票与十元钱交给老师,自然,老师眉开眼笑,别提多高兴了。十元钱,那是我们班主任老师一个月薪水的三分之一哪!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啊。多大的一笔数字啊!
从此,我在同学们之中的地位与威信,好像一下明亮了许多。能为老师办事,我感到我终于有社会地位了。这是一种无形的自豪感,成就感。可惜,我并不是一个爱炫耀自己的人,所以当时并没有理解这个成就感的重要性。当时并没有一种愿望,要讲述这个故事,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似乎这个故事只是种子,悄悄地播种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我的父亲已经身患绝症,他还不知道,是我们瞒着他,他一直当做胃病来治疗。我家兄弟姐妹四人,全靠父亲一人养家糊口,条件十分艰苦。父亲那年五十五岁,满头华发,就像六十岁多的老头。父亲的病情,加上我与我父亲关系一直不融洽,我当时的心情并没有因这个成就大为改观。父亲一心渴望我考上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光宗耀祖的喜悦一直是我身上的压力。我因为基础不好,当时的成绩并不好。
第二年,父亲明白他得了绝症,加上我高考不理想,他看见我就像看见仇人,至死都不愿意跟我说话。父亲去死,安葬父亲一周之后,我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我拿着入学通知书在父亲的坟前痛哭一场。事实太残忍。父亲至死带着他一生最大的遗憾离开。我痛哭的是残忍,不是哭父亲。
经过父亲的去世,我又到省城太原上学,直至参加工作。十元钱的故事似乎就过去了,消失了。
不,故事仿佛已经安排了自己的巧妙的机缘,似乎有自己的精彩之处。
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一天,我周末回家,与母亲闲聊村里的情况。母亲说,现在村里的会计不得了,干一年会计就能发财,能成万元户。
一个万元户可不简单哪!母亲抱怨父亲在世的时候,过于小心,不敢做一点出轨的事情,不会为自己谋利益。在母亲的眼中,会计贪污公款谋私利,自然是合情合理的,要不,为何人人都想掌权呢。当时,改革开放已经不可逆转,清洁廉政的风气已经成为非主流了。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那十元钱的事情。或者那十元钱的故事是自动跳出来的,也许是想故意反驳母亲,证明父亲也做过让儿子感到光彩与有成就感的事情?也许是想证明父亲那一代人,并不是处处廉洁的?
也许,现在我才明白,是故事自己要将自己讲完整,似乎故事害怕在我的心里留下另外一种面貌吧。
当是我脱口说,我就记得父亲做过一件大事,那年给我们班主任老师买煤,我父亲不就利用职权,为我们班主任老师节省了十元钱吗?!
我母亲听了我的话,突然冷笑说,那十元钱是咱家的,你父亲接到你捎回来的发票和信,既害怕影响你的学习,又没有好办法,一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是我说,把发票上的三改成二,咱家拿十元钱了送老师算了。
母亲的话,确切说,是母亲的冷笑,叫我五雷轰顶。不,确切说,是刀子剜心。或者更确切说,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感受,或者种种可怕的痛苦的复杂的感受都有。
自此,这个十元钱的故事,是的,不是结束,是刚刚萌芽,要长出故事的全貌。

母亲的冷笑,就像一把刀,刺得我很难受。母亲嘲笑父亲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型企业后勤处的会计,我经常利用职务之便,每次回家,能顺便给家里谋一些微不足道的私利。在母亲的眼里,我远比父亲有心机,有胆量,有能力。这是母亲在我面前嘲笑父亲,试图抬高我,取悦我的原因。母亲是个非常会迎合人的人。
但是,这使我更难受。母亲并不懂我内心的苦恼。正像许多老百姓,看到别人有权有势,那么风光光的,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一个腐败分子每腐败一次要费多少心机,甚至会为一次成功的腐败付出多少无穷无尽的担惊受怕。因为一个富翁周围,穷人太多。因为一个腐败分子周围,不能腐败的,无法腐败的人,还是大多数。大多数对少数是永远的威胁。
但是,我始终没有纠正母亲的错误。而是把母亲这个错误一直埋着,或者是错误一直自觉地埋在我心里,因为这是与这个十元钱的故事一体的东西的缘故吧。
那时,一九八四年,能否成功地谋私利已经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本事的标准。有本事的,胆子大的,善于利用政策空子,善于投机钻营的人,正在成为能人,富人。正像我后来的一位上司说过: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与制度是聪明人的朋友,是死心眼人的敌人。这个真理,在当时的中国,随着开放也已普遍盛行了。
其实,当时我以权谋私,是得到上司的默许的。上司可以公然以权谋私,才会对下属的以权谋私视而不见,下属的以权谋私才不至于是问题。因为更大的问题会掩盖更小的问题。小问题,就是在大问题面前被忽略的。我在大型企业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发现过一位廉洁的上司的手下会有不廉洁的下属。相反,不廉洁的下属的贪污腐化的行为里,都能找到这个,或者那个上司的言传身教。
当时,我的上司也知道我以权谋私,当然比他谋得少的多,那样他才可能对我视而不见。我指的上司,是有实权的上司。无实权的上司,充其量是个干活最多的,地位与名誉稍好的,实惠待遇相对稍高于普通老百姓的。无实权的上司,甚至会巴结我这样有实权的下属。
与母亲的闲聊,知道这十元钱的真实情况之后,我就写了关于这十元钱的故事。但是我写的是父亲那代人多么廉洁。我是在歌颂父亲的廉洁。不过,写起这个故事,我感到十分可笑。或者,是故事在提醒我,我写得十分可笑。我就觉得这不是这个故事真实面貌。这故事想要说的话,我在当时根本说不出来。
我当时确实关注腐败,关注廉洁。二十多岁,刚走出学校大门,热血青年么!而用父亲这样的办法,能消除腐败吗?世界上有几个人能这样做?或者,哪个平民老百姓不是天天付出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老百姓被类似我这样掌握实权的人,利用法律的许可,天天盘剥着,腐败不是日益加重吗?
我感到父亲是可怜的,可悲的。他的廉洁,甚至不能称之为廉洁,是对腐败的屈膝,是纵容腐败,是比腐败更可恶的行为。
当然,这不仅仅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而是,我那时已经深入到腐败的根部,我自己想廉洁,已经无法保持廉洁了。无法保持廉价,又渴望回到廉价的初始的美丽,但又回不去。这是多么痛苦啊!明明知道那个美丽存在,可就是得不到了。
在我的单位,一个小小的饭口的服务员以权谋私的手法就有许多种,何况我是一位大会计呢。每当我以权谋私一次,我就想到父亲与这十元钱。我知道,这十元钱背后还有故事。
我一个人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经常回忆,思考。睡着不着是痛苦的,痛苦的时候才睡不着。我想起母亲说,父亲在那个晚上也睡不着。
如果父亲活着,我一定会问父亲,爹,你那晚上在想什么?被什么折磨自己呢?
可是,痛苦的是,我无法面对面问父亲,而我想问。不,是故事逼迫我必须问,必须搞清楚,这十元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相信那十元钱是我父亲掏了自家的腰包。因为我是会计,我突然想起来,当时给老师开具的发票有改动过的痕迹,当时不懂得那改动是不容许的。现在,我知道,发票是法律依据,不能有任何涂抹改动。而且阿拉伯数字三改二,很容易。是的,当时的发票甚至就没有写大写。
那张发票,我终于想起来了,本来是不给老师开具的,可是老师一再催促。是父亲明白了老师的催要发票的意图,才迫不得已开具发票的。我甚至明白,父亲在交煤款的时候,肯定已经代老师垫付了二元钱。四吨煤,每吨八元,四八三十二,老师当时只给我拿了三十元。
我确信无疑,这就是那十元钱故事的又一部分。甚至,母亲都不知道,我父亲已经为老师从自己家口袋里掏过一次腰包了。二元钱,在当时也是一笔大数字啊。
父亲的全部的心机,都用在了苦自己的份上。无怪乎他早早就头发花白,身患绝症,早早去世呢。
准确点说,父亲在我幼年的心目中是高大的。他读过许多书,他的藏书也哺育过我。父亲在家族中因主事公道,家族的长辈都服从他,每当我们家族有事情,父亲就是坐头把交椅的人。我自然钦佩父亲了。一位别人都钦佩父亲,儿子能不钦佩吗?
但是,随着我长大,我有独立的思想之后,我与父亲就开始冲突起来,甚至父亲就不喜欢我,要不是我考上全区重点高中,父亲一直会把对我的厌恶与憎恨带入坟墓。因此,在冲突中,我发觉,父亲获得知识,并没有有效地在他的身上发挥作用,并没有帮助他改变他的命运,甚至父亲顽固、狭隘已经严重阻碍我人生的分享了。一个人不善于改变自己的命运,阻碍自己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会无形阻碍与他密切相关的亲人。
这是多么严重的纠结啊。因为在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很少与他一起分享过一件事件,很少在同一件事情面前,认真地梳理过彼此的、儿子的、父亲的,各种的人生,思想,情感,痛苦,快乐。当然,这根源在我,因为我在那个时候,还不具备跟父亲探讨这些的能力与可能。
而这因为这十元钱的故事,跟父亲探讨一次已成为一种可能。因为我长大了,有这种能力与必要,与亲人心贴心地交谈一次。尤其是给予我骨血,并且我的体内荡漾着他的骨血的父亲,我们彼此身上有一致的痛苦,但是又有对痛苦不一致的理解与处理方法。
至少,那时我有了一些基本的技巧。但是,我的技巧太有限,似乎无法洞悉到十元钱的故事深沉的内涵,无法洞察这个故事更宏大的昭示?
我记得当时我写出这个十元钱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就嘲笑我:我对廉洁,腐败的理解甚至就是皮毛,就是曲解,就是一知半解。
当时,我感觉到,这个故事没有办法拿出去叫人看。或者,每想到拿这样的故事叫人看,就像在自取其辱。
哦,自取其辱?为什么?


不,我不是在挖掘我家的损失。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隐隐存在着屈辱的感觉。是一种巨大的屈辱。
我家条件不好,当时父亲生病需要钱。十元钱确实是一笔大数字。父亲完全可以不给老师这十元钱。但是,他为什么要给?这里有我不清楚的根源。
我记得,在给老师买煤之前,因为我想家想得太厉害,那天正好生病回家,想乘此机会退学,父亲训斥了我,并在我病好之后亲自送我返校。父亲与我的班主任老师见过一面。事后,父亲亲口对我说,班主任老师非常关心我,想给我补补课。父亲当时的表情很得意,很自信,脸上有笑容。那是很难得,很少见的笑容。仿佛他以为他是可以主宰世界的大人物似的。对,就是那感觉。
这次父亲与我的班主任老师会面,一定初步达成一个类似交易的协议?或者,父亲一定给老师许了什么诺。比如答应帮老师做点什么事情。
那时,我根本不懂得因为养家糊口,成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交易。老师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我父亲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他是为了光宗耀祖。这一点我太明白了。
作为一位农民知识分子,我父亲是全村数一数二的人物,因为全村再没有第二个人懂得借贷记账,懂得编制资金平衡表。我父亲一辈子就是我们村的会计。这地位一直到他去世前二年,才发生动摇。
父亲确实渴望我考上大学。我考上全区重点之后,全村人都羡慕父亲,父亲也觉得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有文化的人。这种虚荣心的满足,就是父亲身上绝无仅有的伟大梦想。这就是许多老百姓的一生的为数不多的伟大梦想。
我知道父亲为这个梦想,会掏自己腰包的,甚至不吃药不治病,只要实现这个梦醒,死也心甘,死也瞑目。
不,那晚上父亲睡不着,一定还有更小的隐情。我只是老师与父亲之间的一个媒介。我甚至能感觉到两者之间在我身上传递着微小的晦涩的意图。
班主任老师要发票,其实是在故意要挟父亲。父亲在为他在班主任老师面前曾经的许诺一旦自食其言就觉得无颜面对老师。我想,父亲一定在老师面前故意卖弄过自己的本事。我想,那是一个农民知识分子的一时抬高自己的冲动吧。虚荣啊,面子啊,都会照成这结局。
其实父亲根本就给老师办不了这个事情。也许他就是吹牛,他就不该吹牛。但是他吹了,事后老师才产生让我去买煤的想法。这样,父亲就陷入自己位自己设计的圈套之中。父亲那晚上睡不着,就像一头猎物跳进陷阱。
我相信,这是十元钱故事的一部分。我了解父亲,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他儿子,是他的骨血。一点都不假。
我记得父亲临终,突然把我叫到身边。当时姐姐说,父亲叫我。我差点激动死。我以为父亲至死不想见我了。我激动地不断叫爹。我讨好父亲。我甚至不觉得我是矫情,甚至不觉得羞耻,一直叫爹,只为讨好他,感激他,而不是害怕他去死之后,再叫不应他。父亲当时听出我的讨好,也厌恶我,但是仅仅制止我,没有训斥我。人之将死,其心也善。父亲善意地制止我,因为他要说话。
父亲为他一生没有积蓄做了自我检讨,并赞许我懂事有志气,也许他也是讨好我?不确定。他叮嘱我在他去世之后照顾好两个弟弟。
我答应了父亲。甚至肯定地叫父亲放心。当时我一点都不悲伤,除了有一点可怜父亲之外,只觉得自己很自豪,而不觉得这自豪残忍卑鄙。
父亲去世,我一诺千金,尽管自己条件不好,还是帮助弟弟成家立业,主要分担了赡养母亲的责任。面子啊!其实,我不管弟弟们,弟弟们也会长大、成家的,无非面子么,希望留下一个好名声,看,人家这位做哥哥的,多么有责任心。
当然,父亲是维护自己的面子的。他自己就是帮助他弟弟妹妹盖起新房,可他自己却一直居住紧张。当然,他本可以在我的老师面前不要面子,可是他做不到。
这一点,我与父亲有巨大的区别。当面子给我带来痛苦,我完全可以抛弃面子。父亲不行。因为他内心没有支撑他独立地做人的东西。也许他不是屈从于我的老师的腐败,是屈从于自己许下的诺言。
我记得给老师买煤,并给老师退款之后,第二年我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换了班主任。有一次回家,父亲得知这个情况,才对我说,你的原来的班主任,那人不怎么样。
父亲很少对我发表他的看法,不是万不得已他不会对我说这个话。我明白,他在我的老师面前,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忍受了屈辱。老师骗了他。他又有苦难言。
我相信,这是这个故事在说明,这个屈辱是故事的一部分。
男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特殊存在,会为改天换地的重大历史使命担当,也会为在女人看来不值一提的细节,比如面子来担当,因此而彻夜难眠。女人,因为在细节上敢于驰骋纵横,敢破敢立,所以女人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远远优胜于男人。
我母亲嘲笑,鄙视我父亲的原因也源于此。


但是,这个故事包含的屈辱,远不是我父亲个人性格原因造成的这点屈辱。不,我在第一次写出这个十元钱故事,又被故事否定之后,故事之后的隐藏的内涵才慢慢展开。
父亲那晚上睡不着,其痛苦的范围更大。他一生很少遭遇这种个人利益与社会矛盾的冲突。
在现在看,给老师送礼再正常不过了。记得,我女儿为了实习的问题,为了去一个好一点的实习单位,要给分配实习单位的老师送礼,征求我的意见。我让女儿自己拿主意,因为这是她的事情。因为这就是现实,老师口口声声在学生面前厌恶腐败,可是自己该腐败照样腐败。腐败已经成为日常事项,甚至是生存的主要内容了。无论腐败,还是反腐败,都与人们的生存日益相关,密切相关。我当然不赞成给我女儿的老师送礼。但这是我的观点,我不能用我的观点来阻止我女儿。
我不赞成送礼,宁肯我女儿随便去一个单位实习,即使这样会影响她得前途,即使她一生平平淡淡,但过得幸福快乐。我在我女儿身上,没有寄托我的梦想,我没有我父亲那种光宗耀祖的梦想。我只有尊重我女儿,支持她按照自己意愿设计她自己人生。这是我父亲做不到的。但我做到了。
因此,当我面临着处理我女儿给老师送礼的问题的时候,我很轻松。即使拿一千元送给老师,那也是我女儿的事情,尽管钱是家长拿,但是承担这个痛苦的过程是我女儿,这个腐败的事情是女儿去完成的。我必须给他说清楚我的观点,这跟我无关。我与我女儿在这件事情上,是彼此独立的,平等的关系。
而我父亲做不到这一点。他不会征求我的意见。当时他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绝对不会同意给老师送那十元钱,我宁肯退学。可是,也许父亲知道这一点,知道他儿子是个倔强的小子,所以才故意瞒着我。他担心的,还是他光宗耀祖的梦想。
而现在来看,这不是我父亲一个人的屈辱,是整个时代每个家长的屈辱。现在的家长,为了让子女去一个好学校,找一位好班主任,调一个好班,找一个好座位,得到老师的一点偏爱,让孩子做个小组长等等,不惜利用自己的权利之便,处处腐败,不腐败就办不成事情。
而我父亲的那个时代绝对不是这样。至少在父亲遭遇这个十元钱的故事之前,不是这样的。
为此,我明白父亲那一夜难以入眠的痛苦。那是一个巨大变故的开始。
父亲是无能为力的。他看着自己信仰彻底垮台了,而且直接威胁他,他不得不做出抉择啊。我了解父亲当时的痛苦。这不仅仅是十元钱的问题,而是关乎他当时的处境,他的病。
这个痛苦源于他的病,但他的病源于他去世两年前的人事变故。那年,巨大的社会变革开始,父亲感觉到他所赖以生存的时代终结。
父亲去世前两年,村里更换领导班子,年轻的一代掌权之后,父亲的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与年轻人的开放作风发生剧烈冲突。有一天晚上,父亲回家很晚,回家后就大病一场。事后,我知道,父亲被无端辱骂被无端羞辱被强迫离开工作岗位。这个巨大的打击之后,不就他就发现自己胃部不舒服。
其实父亲是何等精明的人,他早已知道自己得的是绝症。父亲是多才多艺的人,而且精通医理,他在我们面前故意装作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其实还是在稳定我的情绪。他一直害怕他的病情影响我的学业。也许,只要我考上大学,已经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与力量了。可是父亲不知道,我初中的基础很不好,进入重点高中,根本跟不上进度。这不是我依靠个人努力能改变的,当时又没有补课制度。当时如果能像现在,到处是补课老师,那就好办了。而父亲只能看着我干着急。
而给老师买煤之后,老师并没有为我补课。也许,因为老师的失信,所以父亲才对我的班主任产生厌恶。但是为时已晚。
此时的父亲,面临一个全面崩溃的局面。当他下决心委曲求全的时候,他活下去的希望就熄灭了。信仰崩溃了,人活着的意义丧失了。


每个成熟的故事,在成熟的时候,五官就会齐全,仿佛故事自己会说话,会看到自己的全貌,会听到自己的内在的声音。
这就是这个故事一直影响我,追随我,一直到现在,不得不将整个面貌呈现的缘故。在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这个故事无时不在影响我。几乎每当涉及到一些重大抉择,重大的问题,我就会想起这十元钱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洞悉了父亲一生的思想,一生的酸甜苦辣。这个故事为我清晰地呈现了一个人生的坐标,我得以拿我自己与这个坐标做比较,作参照,随时纠正我的人生重大抉择中的错误。
在我懂事之前,这个故事是把我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唯一的一次,可供彼此独立地平等地,在一起共同探讨彼此思想观点的平台。通过无数次反思,探求,十元钱故事渐渐富有了不同凡响的内涵。这个内涵把我的一生的许多的内涵也不知不觉包含进去。
每当我做出一个重大决策,我都会想起父亲那晚上的沉重的抉择。我不是自作多情,是这个故事里具有我必须吸取的经验教训。
我记得一九九六年,我曾经为分到房子,去给纪委书记送礼。在送礼之前,我是一个人,送礼之后,我发现我是另外一个人。我变了。不是变得更好,更坏,而是变得更真实,更懂得一个人如何维护自己生命本身的纯粹,而又如何顺应不可阻挡的腐败大潮的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去获得自己应得的那份份额。庆幸的是,后来不再分房子,只要有钱就可以买房子了,再不用为房子去送礼了。更庆幸的是我只有一个女儿,不必要像父亲那样为五个子女去张罗,去不断地为各种事情送礼,去腐败。父亲养育五个子女的过程,就是把他早早折磨至死的过程。我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没有生育更多的孩子。
我没有父亲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思想,我不需要这个套索。这是我与我父亲思想上最大的区别。而我与我父亲最大的区别在于,我觉得这样做好,就去做,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我在四十岁的时候离开工作岗位,开始做我自己意愿做的事情,按照我自己的喜欢的模式去生活。我不需要一次次去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算计,互相盘剥,互相侵吞,互相猎获而耗费心机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这不是独善其身的选择,是适合自己个性的选择。我与父亲太相像了,一点昧良心的事情都不愿意做,做了就觉得非常对不起生命。
我了解父亲那个晚上的痛苦,但是他无法挣脱自己套在自己身上的套索。沉重的家庭负担,自己的各种观念,压迫他,压榨他,他连反抗的可能都没有。
其实父亲的悲剧,又何尝不是许多人的悲剧呢?现在,人们为了面子,拼命奔波,住好房子,买高档轿车,累死累活获得了这些东西,以为自己可以抬起头来,有地位有身份就有幸福了,这才发现这些东西依然是这些东西,远不是一个人的幸福。每当夜深人静,当我在读书,写作,感到自由自在地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分享,我经常望着父亲的遗像。
就是望着,不再说什么。真的,我曾经渴望父亲能复活;我能把我的所想所思,告诉我父亲;我渴望父亲看看他的儿子,他儿子曾经达到过他渴望的光宗耀祖的境地:他儿子考上学校了,进城工作了,提拔了……但是他儿子又毅然抛弃了那些所谓职称职位荣耀地位身份等等;我渴望让父亲看看我是怎样作为一介平民过着比神仙都优雅的生活。
但是,现在这个念头打消了。难道我需要在父亲面前炫耀我的成就吗?这与别人为了面子,为了做人的分光,不惜腐败,不惜作恶有什么区别呢?
不,一种真正承载自己生命的幸福,根本不需要炫耀。能炫耀的依然不是幸福本身,是套索,是陷阱,人会被自己的炫耀死死地套住自己。这是这个故事本身指出的真理。
我知道,我的幸福,我的感受,就如同我现在讲出来,又有几个人赞同我的幸福观念呢?我身边的亲人,甚至包括我妻子、女儿也许都不赞同。是的,即使父亲复活,也许他也不会赞同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这么困难。
这也是这个故事的内涵的一部分。也许是最深沉的一部分,最难以理解的一部分。而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我可以洞悉这个内涵的全部,也可以把这个全部展示出来。但是这个故事还会提醒我,不,即使一个成熟的故事,还有延伸,还有不是人为可以左右的前进的方向。但是故事的极致,是对现实痛苦更多的洞察,将是幸福与喜悦的极致延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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