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詩壇正來在一個「引爆點」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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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棣之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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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z:\ R([9E0 Tipping point,「引爆点」。 这个术语源自流行病学,指某种传染病达到超出任何能控制它进一步传播的能力的「点」,又译「拐弯点」、「翻转点」、「踢爆点」等。格拉德威尔在他所撰的畅销书《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中给出的定义是:「质变来临前的关键一点,就像沸点和临界点」。我在此文中使用此术语的意思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高调出场,使诗坛来到一个重要的「引爆点」上。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不断被边缘化的诗坛,很快就会来一个「大转变」。今天!R8[-RN{ F,G4o9{
两年前(2006)的秋天,在北京大学和首都师大联合举办的一次「国际诗歌研讨会」上,我曾经呼吁在对待意识形态问题上来一些变化,以改变诗坛长期被自己心甘情愿地封锁在边缘地带的困局。我带去的论文题目为《从欧阳江河的那篇长文谈起》,我所谈的欧阳江河那篇长文的题目为《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份子身份》,发表于1993年2月。论文的作者欧阳江河平日喜欢涉猎新的理论,求新求异求深,我感觉他是当下诗坛理论方面的话题人物。他这篇著名论文(在他的诗文集《站在虚构一边》[2001年三联版]里占了45页)实质上是「知识份子立场写作」的「话题」渊源。但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分析他关于「知识份子立场写作」可能性的论述,而是要分析他关于意识形态对于新诗的影响的相关论述。今天 X0NgXV!~
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欧阳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了意识形态对于新诗创作的深刻影响。他说:1989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著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他说对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已经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经结束,许多作品都失效了,以往的写作成为隔世之作。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呢?欧阳论述说:对抗主题的写作显得无足轻重,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
(I+_:A(J6Dh?0 他一方面排除为群众运动写作和为政治事件写作,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政治并非处于生活和写作之外,也非缺席于生活和写作之中。他失望地问:「那个叫做权力、制度、时代和群众的庞然大物会读我们的诗歌吗?」欧阳从1989-1993这个「转型期」创作里总结出的诗歌写作可能性的主要趋向就是知识份子立场写作,以及这种写作的三个要点: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份子身份。我在《论当前诗歌写作的几种可能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一文里给他的立论做了一个概括,给予充分肯定,但认为他只谈知识份子的晦涩写作这种可能性,未免把路想象得太窄了,态度也相当悲观。尽管如此,这篇论文仍然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一篇重要文献。今天zvPp,BTf
我认为欧阳江河在这篇论文里所表述的关于诗歌写作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观念,对于后来的「知识份子立场写作」,甚至对于1997民间立场与知识份子立场的论战,都有深刻影响。我认为也就是从这篇论文开始,诗歌创作开始始料所未及地走向边缘化,诗坛不仅以处在边缘地位自傲,也以此悲壮地故步自封。
Ng-q+Bf9[9`:W5T0 我自己身处其中,可是我的心情异常复杂。我总觉得非常可惜。我总认为被欧阳江河叫做「庞然大物」的东西,是会起变化的,而且随时都在变化之中。同时,对「庞然大物」的看法,也会变化,甚或变化早已开始。我总是在寻找变化的蛛丝蚂迹和变化的可能性,希望有所发现。果不其然,在2005年夏天,即欧阳文章之后的十二个年头,我读到美国学者汤普森的专著《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通过这本综述性的厚部头著作,我了解到在西方理论界,有一批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直都在谈论「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个话题。他们论证说「意识形态时代」即将告终,旧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完结,政治进程可以越来越在一个多元化的架构内形成体制化。同时,他们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社会观和政治观进行质疑,认为激励早期批评理论家著作的一些理论和抱负,已经被20世纪后期的历史现实弄得黯然失色。 今天}:cI6aPK
根据这些论述,我感觉到,中国诗坛关于民间与官方的二元对立过于简单了,应当让位于多元化的框架;文学、诗歌与意识形态的简单对抗,所谓「文学的任务就是对抗意识形态」等法兰克福格言,已经因历史现实的巨大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诗坛在这方面,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落在潮流之后,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还在那里坚持著什么,真够让人伤感的。所以我借回欧阳江河的论文,呼吁诗坛摆脱落后的思维状态,走出边缘化处境,尽快及时赶上时代。
FM1^/Em-O }0 如今(2008)时光又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世界变化更大,中国的崛起和变化,有目共睹。在为制定一些重要法规(例如《物权法》)而出现争议时,中央政府设法避开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国家的政策决定同意识形态越来越不相关。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政府是一个基本上成功地排斥了意识形态的政府(Leslie Hook, "The Rise of China's New Lef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我怀著更多的自信,继续寻找著诗坛走出边缘的转机。今年(2008)4月,青年学者杨四平约我去安徽芜湖出席有关白鸦的诗歌活动,在与白鸦、北魏、杨四平等诗界青年朋友的交往与交谈中,我忽然觉得我看见了希望,看见了诗坛摆脱过时观念的契机,看见了诗坛正来到一个重要的「引爆点」上。今天 y6V/cr F/JE E
长话可以短说,最主要的是我看到白鸦、北魏和杨四平等几位朋友在诗论和诗创作上的成就,我觉得正是我要寻找的,正是我要发现的。我在白鸦的诗论里看到「反对盲目对抗意识形态」、「反对盲目解构」和「民间与知识份子的对立已经没有意义」,我吃了一惊,然后我认定,这是一种新的声音!然后北魏的诗让我振奋,北魏所叙述的他进入「民间资本」的叙述,其间的耻辱与尊严,让我了解事态的深度,他关于关注周边现实的理念,我认定这是一种新的诗歌!在兴奋之中,最终我认为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来形容我内心的涌动,来定形我长期以来的寻找为好。杨四平敏锐地抓住这个话题,他提出立即编辑出版一部相关诗集,并撰写重头前言。我赞成并欣赏四平的安排,我认为在把「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当成诗歌流派和文艺思潮甚至文学运动推出之前,先行出版一本相关诗选是很有必要的。今天mx$y6p%X&F;F
关于杨四平所主编的这本诗选,在这里,我只想说,它正吻合了我心中关于「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想法,或许可以简单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它以中产阶级的身份或立场,表达中产阶级在当下的体验和理想。在处理素材时,它有中产阶级的眼光。它叙述中国中产阶级独特的故事,叙述中国创业者成长中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还有北魏所说「叙述他们内心的戏剧性冲突和批判精神。」当我想到十年之内中国将有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商家、知识份子和千万农民进入城镇成为中产阶级,我就认为诗坛走出边缘愈早愈好。一旦走出,就可以大有作为。正是因为这个,我希望四平所主编的这本诗选成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一个标格,而白鸦、北魏则是这种写作的得风气之先者。今天8TWkp7PskJY-Ds
文章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一个美国朋友今天刚发来的一个电子邮件。它的内容与我的文章主题正好有些关系。这位朋友大名Charles,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耶鲁大学教授,IUP中文专案主任,被推选为本届(海外)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协会ACCL主席。他正在安排2009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初步定为「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中国文学与公众知识份子」,目前他正在撰写「征稿启示」,但还没有写好。他说如果我不太忙的话,他想在日内请我喝茶,一起看看「征稿启示」,提提意见。我于是想,还是「旁观者清」呵,Charles博士在此时提出中国作家与公众知识份子的关系问题,真是太及时了。今天y U0P%r*Q$wj
我又记起欧阳江河在上文所述文章里的论点,他说诗人既不是专业知识分子,也不是普遍意义上所谓知识份子,甚至也不是体制内知识份子,真是再边缘不过了,或可谓是边缘的边缘。我觉得问题可能就正在这里。正好相反,作家和诗人,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里,在文化、文学已经成为产业或消费品的时代,如果不想随波逐流和被无限地边缘化,他就应该成为所谓普遍性知识份子或公众知识份子。90年代以来所谓「个人化写作」,以及知识份子或民间立场写作,甚至第三条道路写作或中间代,下半身,所有这些写作立场,都应该适当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有谁期望公众喜爱他的文学、诗歌创作,他就应该了解公众的利益与愿望,并且感同身受。
zy#\/Bl*B9DR0 我记起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曾经谆谆希望,他说现代作家应该多了解一些社会学里的问题,因为传统的作家在作品里提出了好些社会问题,所以他的作品为大众所关注,而今这类问题都进入了社会学,已经不在文学作品里。传统作品提出社会问题的功能,已经让位于现代主义作品的纯粹审美功能或艺术形式语言的实验。所有这些价值,在目前的后现代社会里被消解,这的确让人很伤心,不过,如果作家或诗人若能刻苦学习和投身社会实践,并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公众知识份子,他就算是得到了补偿。而我们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宣导者或坚守者,若能兼有公众知识份子的品格,那一定是中国的大幸。我认为,事实正是如此,或者说事情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这也是我读了四平所主编的这本诗选以及它的理论性很强的「前言」后最受鼓舞的一点。
/R [O)Ou:W Y0蓝棣之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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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08-11-23 22: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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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2006)的秋天,在北京大学和首都师大联合举办的一次「国际诗歌研讨会」上,我曾经呼吁在对待意识形态问题上来一些变化,以改变诗坛长期被自己心甘情愿地封锁在边缘地带的困局。我带去的论文题目为《从欧阳江河的那篇长文谈起》,我所谈的欧阳江河那篇长文的题目为《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份子身份》,发表于1993年2月。论文的作者欧阳江河平日喜欢涉猎新的理论,求新求异求深,我感觉他是当下诗坛理论方面的话题人物。他这篇著名论文(在他的诗文集《站在虚构一边》[2001年三联版]里占了45页)实质上是「知识份子立场写作」的「话题」渊源。但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分析他关于「知识份子立场写作」可能性的论述,而是要分析他关于意识形态对于新诗的影响的相关论述。今天 X0NgXV!~
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欧阳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了意识形态对于新诗创作的深刻影响。他说:1989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著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他说对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已经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经结束,许多作品都失效了,以往的写作成为隔世之作。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呢?欧阳论述说:对抗主题的写作显得无足轻重,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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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欧阳江河在这篇论文里所表述的关于诗歌写作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观念,对于后来的「知识份子立场写作」,甚至对于1997民间立场与知识份子立场的论战,都有深刻影响。我认为也就是从这篇论文开始,诗歌创作开始始料所未及地走向边缘化,诗坛不仅以处在边缘地位自傲,也以此悲壮地故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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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论述,我感觉到,中国诗坛关于民间与官方的二元对立过于简单了,应当让位于多元化的框架;文学、诗歌与意识形态的简单对抗,所谓「文学的任务就是对抗意识形态」等法兰克福格言,已经因历史现实的巨大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诗坛在这方面,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落在潮流之后,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还在那里坚持著什么,真够让人伤感的。所以我借回欧阳江河的论文,呼吁诗坛摆脱落后的思维状态,走出边缘化处境,尽快及时赶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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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可以短说,最主要的是我看到白鸦、北魏和杨四平等几位朋友在诗论和诗创作上的成就,我觉得正是我要寻找的,正是我要发现的。我在白鸦的诗论里看到「反对盲目对抗意识形态」、「反对盲目解构」和「民间与知识份子的对立已经没有意义」,我吃了一惊,然后我认定,这是一种新的声音!然后北魏的诗让我振奋,北魏所叙述的他进入「民间资本」的叙述,其间的耻辱与尊严,让我了解事态的深度,他关于关注周边现实的理念,我认定这是一种新的诗歌!在兴奋之中,最终我认为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来形容我内心的涌动,来定形我长期以来的寻找为好。杨四平敏锐地抓住这个话题,他提出立即编辑出版一部相关诗集,并撰写重头前言。我赞成并欣赏四平的安排,我认为在把「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当成诗歌流派和文艺思潮甚至文学运动推出之前,先行出版一本相关诗选是很有必要的。今天mx$y6p%X&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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