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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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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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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首诗都是一九八九年写的，今天又想起来看看，把她们归拢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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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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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太阳堂向日葵壁画 因戒严25年不见天日
来源：台海网
台海网5月13日讯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位于台中市的“太阳堂饼店”惊传自13日起歇业，令不少老主顾感到惋惜，而该店内那幅全台知名的向日葵马赛克拼贴壁画，恐也将随着老店走入历史。
这家太阳堂最早由林绍崧与林何秀眉夫妇创立，1965年，林家委托艺术家颜水龙参与太阳堂所有设计工作，包括商标、室内设计、建筑设计，甚至连太阳饼的制作都参一咖！这幅向日葵壁画就是在此时诞生，后来更成为太阳堂的正字标记。
只可惜那个年代处戒严时期，向日葵有“为匪谍宣传”的嫌疑，惹来情治单位的关心。当年警察经常登门骚扰，逼得林绍崧只好先用木板遮蔽画作，连同一系列包装设计也通通换新，直到解严以后，画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尽管如此，颜水龙晚年接受媒体访问时，常说自己最喜欢的马赛克画作，“台中太阳堂的向日葵”！其实，台中自由路上就有多家太阳饼店，但太阳堂凭着大家口耳相传，以及向日葵镇殿之宝，让人一眼就知道到台中“买这家就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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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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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谈228
今天是二月二十八日，在这个严肃的日子里，我想要做一件以往台湾的政治人物未曾想过的事。我要对中国的年轻人，写下我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我知道这样做有点突兀，台湾的悲剧为什么要解释给现阶段对岸的年轻人听？我的想法很简单，两岸关系的处理必须建立在对彼此真实的理解上头，而如果不知道二二八对台湾的伤害，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台湾，如果不理解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的沉默与扭曲，对岸人民将永远不会懂得国民党曾经在台湾使用国家暴力的可怕。诸位年轻的肩膀上承担著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重担，我由衷希望藉著这篇短短的文章，打开一扇理解的窗，让对岸年轻的心灵感受台湾过去的苦痛，也让台湾的年轻世代衷心的祝福自由民主在对岸可以实现，而终究有一天双方可以同理心的看待彼此，不再有偏见和对立。
二二八事件本质上是一件人民的抗议遭遇国家暴力镇压的血腥惨案。1947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拿着枪管瞄准对政府普遍不满的台湾人民，展开杀戮。惊惶失措的人民在街头上呐喊狂奔。暴力政权不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对待抗议的人民，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用子弹把抗议的声音抹平。许多手无寸铁的台湾人民死于国家暴力，许多当时的知识菁英被国民党政权有计画的逮捕与屠杀。台湾社会陷入沉默，这种沉默让国民党政权更为所欲为。白色恐怖开始，往后的几十年，绝大数的台湾人民因为恐惧不敢说真话，不敢要权利，人性被扭曲，尊严被搁置。
从那个时候起，二二八变成台湾社会的集体禁忌，没有人敢谈论，人民即使要哭泣，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哭泣的原因。很长的一段时间，它不会出现在教科书，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媒体，真相被掩盖，这种状态就这样在台湾了持续了几十年。
这样的故事各位一定不会陌生，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在对岸发生过。不过，在那恐怖的国家暴力统治期间，台湾人民并没有灰心丧志。从一开始，我们是很少数的一群人，慢慢的，反对的力量从零星的对抗汇聚成一股团结的政党。这就是民主进步党的起源。透过真相的厘清，透过不懈怠的努力，我们与国民党长期对抗，我们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也不是邪魔歪道，我们其实是一群热爱民主自由，坚信人有权利与尊严的反对人士。
我私底下常常跟在台湾的陆生有交换意见的机会，我问他们，在台湾看到了什么。我最常得到的答案有三个，第一、台湾很自由；第二、台湾人很友善；第三、没有来台湾之前，他们认为国民党就代表整个台湾，但是，来了台湾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不是事实。我今天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想告诉各位一种国民党不会告诉大家的真相与史观。
走过二二八，台湾今日有了民主自由。现在在台湾，已经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政府有权武力镇压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批评政府的思想可以被暴力消音。这一条路我们走的很漫长，很辛苦，今天我们在台湾追思二二八，我相信有一天民主的中国也会用同样慎重的心情来追思8x8。台湾能，中国没有理由不能。“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都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我希望有一天真话能在对岸被大声说出，中国人民的民主梦想也会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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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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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四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事件
《大师》：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中，您把80年代细分为四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阶段，这和一般的提法并不一样，是否因为您的“坚持”系列文章被视为“自由化”的靶子，这种亲历使您对“自由化”有更深的体悟？
李洪林：也不一定叫做四个阶段，就是这四次都有明显的事件作为标志，其实山中全会以后斗争就没有停过。我前面讲到的乔木写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1979年到1981年间的三次斗争，三次斗争都是乔木的小动作，没有兴师动众，所以我没有把它并入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
第一次反自由化运动是以批判白桦的剧本《苦恋》为标志。首先由军方发起，然后邓开总书记胡耀邦，直接找中宣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往下布置，并批评党的领导“涣散软弱”。于是胡耀邦赶紧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为“涣散软弱”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
第二次反自由化运动是1982年以力群入主中宣部，震出长党校为标志，开始了进攻胡耀邦之前的周密部署，拔除胡的羽翼。原来《人民日报》、中央校、中宣部三个地方都是胡耀邦说了算。现在不是了。力群一到中宣部就把我免职挂起来，以便整肃震一到党校就撤消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的参谋部理论研究室，把主任吴江和副主任阮铭、孙长江全部赶走。邓力群还想把《人民日报》放在中宣部之下，由他来领导，但是中央没有同意，所以《人民日报》在规格上还是属于部委这一级，中宣部不能直接领导。但是《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都被弄掉了，由秦川任社长。胡绩伟是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最得力的助手，可惜胡耀邦竟不能保护。
三反自由化最大的事件就是撇开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 “生活会”围攻胡耀邦，逼迫他下台，然后扩大战果，整肃了一批自由化分子，那个名单据说是 “十三太保”。当时我已被邓力群赶出北京，去了福建。但也躲不过这一劫。胡耀邦一下台我就被免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了。198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处理“十三太保”。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对这个事不积极，上午讨论了几个：吴祖光“劝退”，王若水“除名”，苏绍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张显扬开除党籍。中午吃过饭，下午他就讨论别的问题，那个名单没再拿出来过，我算是漏网之鱼。我怎么知道我在那个名单上呢，因为当时福建省委奉命整理我的材料，由贾庆林带到北京来，以供开会讨论（贾庆林当时是福建省委的书记之一，分管组织工作）有趣的是：这个材料我也收到了一份，不知道谁给我寄的，用的是省纪委的信封，没有寄件人的署名，我打开一看，没有信函，只有一份《关于李洪林同志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不禁哑然失笑：材料上也举不出我有什么自由化的问题，只举出我在“一国两制与福建”的研究报告中，建议开放厦门为自由港。再就是邀请外地学者来福建开研讨会时，也邀请了胡德平云云。我想一定是某位勇于打抱不平的人，才特地寄来一份让我开开眼界的。
第四次反自由化就是“六四”，这是一次战略决战，特点是武器的批判完全代替了批判的武器，被称为“自由化”的人士，全军覆没，中国人民军的“平暴”战斗大获全胜。在党内斗争方面，最大的事件是总书记由赵zy换成江zm。我也未能幸免。1987年虽然在三反自由化时漏网，但在这场四反自由化的风暴中，除了从福州把我抓到北京之关起来之外，还受到行政“记大过”和“留党察看”的处分。而且平白关了三百多天，什么“罪行”都没抓到之后，释放时还不让我回到北京家中，因为这一年北京要开亚运会，我如果留在北京，亚运会就不安全了。
《大师》：1984年，您赴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那里，您感到实际工作上的改革开放比思想领域更加艰难，难在哪里？
李洪林：项南到福建当书记后，中央给了一些特殊政策，他可以大胆做一些事情。他邀请我去当社科院院长，还兼党组书记。因为省里领导很开明，所以在开展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放开手脚。但当我接触到经济方面的实际时，才知道旧的计划体制是多么僵化，多么不易突破。当时福建常务副省长张遗，是项南的得力助手。我们俩很谈得来，他也常跟我发一些牢骚。他分管经济，最极端的例子是一次一条船的桅杆坏了，需要砍一棵杉树做成桅杆，但旧体制管得很严，但凡砍树都得经过国家批准，他气坏了，说我这个省长连给一条船批根杉木的权力都没有。
我在福建接触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福日电视机公司。1982年张遗经手引进日本日立公司的技术，和福建电子设备厂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公司。这个厂合资前有50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28000台，质量低劣。合资后，只增加了15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18万台，彩色电视机20万台，其质量是国内第一流的，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一下子赚了很多钱，而且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的小厂生产日立的零件，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其实所谓“合资”，中方并没有另外花钱，只是把原有厂房作价入股（日方是运来全套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但是国家计委反对，派人来调查，认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企业，还说了一些根本不懂现代经济的外行话。但是他们有权，就以权压人，卡这个厂子。当时副总理是薄一波，他亲自给这个新生的合资企业扣上“殖民地企业”的帽子。
于是我专门调查了福日电视机公司，写了一篇《福日公司调查报告》，用事实驳斥了国家计委那些外行们强加给福日的帽子，这件事使我痛感计划体制非改不可。以前我的理论工作在中央，后来在福建的这段真正深入实际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改革真是太难了。
《大师》：您从事理论工作多年，可以说是用亲身经历在体悟理论和政治的关系。笔杆子有很多种当法，“持不同底线者”有不同的命运浮沉。那么您坚守的底线是什么？
李洪林：共产需要理论，自然是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这没有什么值得非难的。但理论寻求的是真理，真理总是稳定的。而政治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理论要为这种政治服务，只能疲于奔命，实际上沦为当时政治的包装纸，很难再叫理论了。所以我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论不应为政治服务，而且要把政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谈到底线，我的底线就是六个字，“凭良心、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我还给自己作了一副对联，“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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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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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
（1925年～）辽宁人。194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56年，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工作；1977年，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主要著作《中国思想运动史》
《论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什么是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辩证唯物主义学习方法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
《科学和迷信》，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社会主义与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我们坚持什么？》，群众出版社，1981年
《理论风云》，三联书店，1985年
《四种主义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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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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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无禁区》触碰“禁区”
“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1981年4月《读书》杂志《两周年告读者》
本刊记者/陈晓
1978年底，李洪林正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筹备将于第二年10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党史陈列已经准备多年，但需要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不断修改，“老也改不完。”李洪林接手筹备工作的时候，看到博物馆的文物多应“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做了修改。比如，一面彭德怀奖给在朝鲜战场作战的某指战员的锦旗，因颁奖者政治失势，“彭德怀”3个字已被拆掉,但线痕却历历在目。此类残缺不全的文物还很多。身为党史研究室主任，针对此 种情况，李洪林上任之初就做了一个《打破党史禁区》的长篇讲话，力求破除政治路线的左右，还文物原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8年的中国政坛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意识形态领域依然禁区重重。1978年底已接近展览筹备的审查期限，李洪林和同伴核对展品，编写说明，“每件文物的条目，一个字都不能错。”
此时，李洪林还兼任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负责为1979年1月举办的理论务虚会起草闭幕报告。这次理论务虚会的规格以及开放度都堪称建国以来少有的。邓小平指示会议“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胡耀邦在开幕致词中也号召大家“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从文化大革命，到领袖毛泽东、华国锋，都成为会议探讨的命题。多年后，李洪林回想当年，认为是他一生中“精神上最为痛快”的时光。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三联书店董秀玉的电话，邀请他为《读书》创刊写一篇文章。
书禁初开，《读书》创刊
早在1970年，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设想待日后海晏河清，要办一本读书杂志。8年后，他们的理想初现曙光。
1978年，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宣布35种图书“开禁”。书禁初开的背后还有段插曲。王匡的女儿王晓吟后来回忆:“当时印那些中外古典名著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印书的纸。纸都在汪兴东同志手里，是准备用来印毛泽东全集的。我父亲连夜赶到中南海去请示吴德同志，要求动用印毛泽东全集的纸印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当时更是一个路线问题。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是要被打倒的。”
王匡的冒险成功了。经批准后，每种开禁名著印刷30万到50万册，共1500万册，向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分发。
书禁初开，“二陈一范”也分别入主出版界几大机构。其中陈翰伯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当时三联书店隶属人民出版社。
《读书》杂志结构有些“古怪”:名义上属于人民出版社，由范用领导，可是，机构名义却归属国家出版局，主编又是跟国家出版局毫无关系的陈原。《读书》就处在了几个机构管理的缝隙，为当时在各禁区间打“擦边球”留出了余地。即使这样，因为担忧因言获罪的惯性尚在，人民出版社党组还是让范用立了军令状: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范用一人承担。
在《读书》第一期策划案里，第一篇文章名为《开卷有益》，要求把十余年来林彪四人帮的反动谬论给推翻”，因为“我党历来提倡读书，学习。”在策划案的左边栏，主编陈原写了一列补充意见:可否即约李洪林写篇《读书无禁区》，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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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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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推敲“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自称前半生是一位“理论工作者”，早期著书立说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做理论上的说明”。当时他所在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这是一个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小班子，只接办毛泽东交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任务。李洪林“最尖端”的作品是1959年给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红旗》杂志写的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1958年“大跃进”席卷山河，李洪林这篇文章将中央定出的“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可行性论证得头头是道。“文革”中高层文人间各成派系，相互倾轧，李洪林不幸成为被打倒的一派，下放农村改造。
多年农村改造的经历，让他对民生疾苦有了切实了解。但此后据农村实情写出的调查报告，却触怒当时高层。自此，李洪林写文章字斟句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看我的文章说流畅，其实我写文章是很费劲的。都是三遍五遍地改，甚至重写。写完还从反面看，看人家怎么来反对。我写文章的原则是:自己找漏洞，自己抓辫子。那时候禁区重重，总有卫兵把守，不让你冲，而我的文章是摔不倒的。”
此次为《读书》创刊写作更是字字推敲。文中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李洪林为读书自由理出宪法依据:“我们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说的虽然是常识，“却是要把当时的东西翻一个个儿”。
李洪林为文章取名《打破读书的禁区》，“这个题目很周严，反对给读书设置禁区，反对把禁书作为一种政策。”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正文一字未改，但标题由范用改为了《读书无禁区》，简洁、坚定，像发刊词一样，举起了一面读书人的旗帜。
争议
《读书》创刊号印刷5万册，几天内就发完了，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光。开篇宏文《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当时沈昌文还赋闲在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作为读者读到《读书无禁区》，也不禁吓了一跳。“我当时就对范用说，这篇文章太大胆，肯定要惹麻烦了。”沈昌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果然，《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是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
类似的论辩也在党的思想中枢中宣部内进行。李洪林办完党史展览后就被胡耀邦调入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有同事当着他的面争论，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读书》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沈昌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篇文章是《读书无禁区》的延续。作者署名范玉名，实际是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
旧时对“图书馆”三个字有一个简写，“口”内一个繁体的“书”。图书馆四门大开，寓意开放囚禁图书的所有桎梏。因此，《读书无禁区》从理论逻辑上阐释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读书自由，《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一文则指明除善本、孤本等特藏书，以及一些诲淫诲盗之作和歪曲事实的特务文学外，所有书都应该对民开放。而对后两类书的界定，决定权不应掌握在高层一些“诸葛亮”手里，应请一批“有经验、有威望、有见识的中小学老师来鉴识。这个问题，民主比官主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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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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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我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分量。”
1981年，沈昌文两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做检讨去出版管理局做检查。“主持批判检讨会的杜导正先生，是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很可爱的广东人。每次我去参加会议，看见他在会上言辞激烈，但是轮到《读书》检讨的时候，他都说时间不够了。最后一次都排到《读书》上台检查了，他突然又说，《新华文摘》犯了个错误，让它先做检查。等《新华文摘》检查完，他就说时间到了，会议结束。”沈昌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现在想起来，他是明罚暗保，算放了我一马。”
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陈翰伯要写一篇社论表明杂志立场，约沈昌文看初稿。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我说，反响太厉害，似乎有的反响来自很有影响的人，我怕自己扛不住，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 沈昌文说。
陈翰伯听后，沉吟不语。随后，他交来的《两周年告读者》定稿中却赫然加上这么一段话:“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界甚为复杂，文化界某些领导人公开讲话时有摇摆，思想界也一日三变，开放和收紧两股力量处于拉锯状态。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民间再现收书运动。李洪林也于当年被免去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此后不久，李洪林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邀请下，赴福建省任社科院院长。
30年过去了，李洪林如今在家颐养天年，偶尔上网搜索“读书无禁区”，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Google搜出二万七千条。很多条目的标题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这让历经荣辱的老人觉得很大安慰。他说，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 ★
(本文参考了宋木文的《亲历出版三十年》、沈昌文的《知道》和《最后的晚餐》，以及《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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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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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第90期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也贯穿着差不多百年中国史。直到现在，中国走的到底是什么路，所谓改革，应该往哪条路上走，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我们采访李洪林先生时，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对国家命运的看法。他提出，应该重新认识“两条道路的斗争”，到底哪条路是正路，并且认为，改革就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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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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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报道：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上海也发生了学潮、动乱和局部骚乱。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注：邓小平：《在接见道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
上海发生的学潮和动乱，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四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悼念胡耀邦逝世为名，掀起一股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平反”的浪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二十日，学潮由学校向社会扩散，出现以声援北京学潮、反对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求承认非法组织、要求所谓“新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游行、静坐、绝食、请愿；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四日，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陆续出现矛头直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明目张胆地反对戒严的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游行，继而发动“空校罢课”；六月四日到六月八日，在非法组织上海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的策划下，一些学生继续上街游行，还有一些社会渣滓混迹其中，破坏车辆、堵塞交通，造成全市交通瘫痪。
在此之前，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一九八八年九月后，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国内外、境内外的传播工具，与国外策划“和平演变”的反动势力相呼应，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和文化西方化，并为制造动乱作了思想、舆论的准备。这期间，北京的严家其和上海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频繁往返，进行串联活动。他们把有爱国热情，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作为主要对象，散布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煽动他们“走上街头，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呐喊”。
动乱在境内外相互策应、紧密配合下引发了。一九八九年一月，海外一些组织不断鼓噪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注：现行反革命分子）等一切政治犯”。“中国民联”成员陈军（注：原复旦大学82级毕业生）与方励之、严家其等人密谋，把所谓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签名运动”引向上海。三月，上海不少高校陆续收到来自境外的“心战”宣传品。这些“心战”宣传品攻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建设成就和改革开放，叫嚷“要迫使邓小平下台”。
这场学潮被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学潮初期，出现了大量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动乱性质。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极少数人便打着悼念胡耀邦的旗号，煽动学潮，制造动乱。而《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不顾中共中央对胡耀邦逝世所做的悼词，竟抢在四月二十三日出版了第439期，用4个版面的篇幅刊载由《导报》和《新观察》召开座谈会的发言。有些发言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否定一九八七年初中共中央对胡耀邦的处理；否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平反昭雪”。这期报纸当即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严肃批评。在这以后，《导报》某些人不断出入上海市高等院校，鼓吹他们的错误观点，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小字报也围绕《导报》提出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大做文章。
与北京的学潮和动乱相呼应，上海的学潮很快演变成动乱。以王若望为代表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几次三番上街游行，多次接受境外记者采访，向境外报刊投寄支持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一些单位、个别机关的少数人也发起支持学潮和《导报》的签名和打着横幅上街，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盲目行动。当时在学生以及某些非法学生组织的背后，有一些出谋划策的人，其中有的是从北京来串连的，他们在幕前幕后活动，诱引学生上街游行，成立非法组织，进行秘密集会，直到大规模地破坏交通。与此同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敌对势力纷纷插手上海学潮。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更是频频向上海投寄各种“心战”宣传品，并指挥在上海的潜伏特务“把握现状，参加学运，汇报成果”，并伺机发展组织。
这期间，上海一些社会渣滓成立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提出“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一起，煽动社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游行、发传单、传播谣言，进一步制造动乱。
在这场动乱中，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当学潮和动乱刚露头时，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就发出通告，提出“要提高警惕，严防坏人借题发挥，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活动”（注：《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通告》，1989年4月18日《解放日报》），同时，及时组织高等院校的干部、教师努力做好学生工作。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上海市委发现《导报》439期将刊登危害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利益、危害安定团结的稿件，并提前出版时，立即严肃批评《导报》的错误立场。在《导报》坚持错误立场的情况下，中共上海市委果断地作出了关于《导报》总编辑停职和整顿《导报》的决定。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万人干部大会，江泽民宣布了市委的决定，并义正词严地指出：“当前，有人企图利用海外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决不能动摇我们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心。”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坚决拥护。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上海市委强调要以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牢牢把握上海的舆论导向，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
六月三日晚，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消息传来，上海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乱了阵脚，躲的躲、逃的逃，也仍有人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策划堵塞交通，造成事实上的停工、停市，妄图搞垮经济，搞乱上海。六月四日下午和晚上，上海“高自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六月五日凌晨四时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据不完全统计，在六月四日到八日的五天内，全市有234个马路道口被反复堵塞979次，有6000多辆机动车被强行拦住作路障（其中有15辆被掀翻、砸毁、烧坏），有1223辆（包括公交车1017辆）被戳破轮胎或砸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市内一些铁路道口卧轨，拦截火车，破坏铁路运输。光新路等11个铁路道口被反复占据、堵塞，沪宁、沪杭线铁路运输中断近五十个小时，有281列客货列车无法到发。六月六日晚，在铁路光新路道口还发生了焚烧列车、殴打司机和公安干警的严重骚乱事件。在这次骚乱中，烧毁了9节客车车厢，70多位民警和铁路职工被殴打，直接经济损失达570万元。在交通被堵塞的情况下，有许多职工、干部不怕困难，长途骑自行车或步行上班，坚守生产和工作岗位，表现了爱中国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热忱。
六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组织工人纠察队，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街道纷纷建立护厂、护校等队伍，维持生产和工作秩序。当晚，朱基市长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号召全市人民和广大共产党员，“稳定大局，稳定上海，坚持生产，保障供给”，得到积极响应。朱基讲话后，10万工人和干部、市民走上街头，清除路障。次日清晨，被阻断了几天的市内交通重新恢复畅通，黄浦江两岸又呈现出一派和平劳动的景象。上海工人阶级在平息这场动乱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上海在处理学潮、制止动乱、稳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除四月下旬有几天因赵紫阳对中共上海市委请示的问题，迟迟未作答复外，都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和支持。特别是五月底，江泽民调中共中央工作后，上海平息动乱、稳定社会秩序的各项措施，都得到江泽民的及时指示和支持。没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没有北京的果断行动、平息反革命暴乱、铲除动乱根源，上海的动乱是平息不了的，上海局势的稳定，也是难以想象的。
上海平息动乱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平息动乱的斗争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反动性，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这次上海的动乱留给人们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五个不能低估”：对上海动乱的严重性不能低估；对上海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严重程度不能低估；对上海动乱的社会基础不能低估；对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在动乱中对上海的种种渗透破坏不能低估；对赵紫阳淡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给上海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不能低估。在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上海人民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坚定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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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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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宇雷：我的一九八九
高中校友聚会。老师，同学，十八年后重逢，总是件欢喜事，但也免不了怀旧。
一九八九，是个多事之秋，那年我们十八岁，高三、高考、大一。所以我们是八九届。
多事之秋，现在也只有一句："天凉好个秋"。
记忆，很奇妙。恍若隔世的，都是大事；历历在目的，只是些琐事。
高三，午休很短，家远的同学都带饭，饭盒是装在一个大网兜里。中午，大家轮流把饭盒从锅炉房取回。两个人提着，如收网的渔夫。天气渐渐热了，有人带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讲台上。新闻一条一条地播，虽然半懂不懂、将信将疑，但还是令大家兴奋不已。
我家离天大很近，上、下学路过，总会停一下，看看临街宿舍的挂出的布标；听听年长我几岁的大学生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周日，也无心看书，在校园里走走，有时也跟大学们一起坐在地上。有时，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将手臂向上伸直，并将两个的手指尽力分开，在下面马路上走着的年轻人，看到后，也会以此动作回应，想必当时的人，热衷这种锻炼形式。
电视，也比以前有趣些，熟悉的面孔，不熟悉的面孔，坐在一起，聊天，似乎很不投机；有哭嚎和绝望，有默然和悲愤；有的豪情万丈，有的若有所失；有盎然加入的，也有悄然离去的。习惯了假面和伪装，真实的心和脸，即使丑陋或扭曲，也是有趣的。
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人手一面小红旗，横穿马路。大家对于交通堵塞，心平气和；第一次，很多马路上的行人，没有目的地，只是或急或缓地走着，有的还唱着歌。
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很多没吃饭的人，很饿；很多吃饱饭的人，在旁边看着，很着急。我们也想到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走。有人让我说两句，声音很大，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基本上是探讨不吃饭对身体的危害性。然后，我们就从学校溜达着出来，随便走走，不知道要去哪。
天渐渐暗下来，书包、饭盒还在教室里，所以开始往回走。有一个工人打扮的大姐，领着个小男孩，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钱，如果买包子，可以吃饱。当她走开时，看到那个小男孩儿的裤子上有个很大的补丁。裤子没提好，小屁股一扭一扭的，补丁随着收放。眼泪，流下来的时候，母子俩已经走远。不知道，娘俩儿现在如何？
回家后，妈妈很认真地找我谈话，基本精神是，让历史告诉未来。
很快，历史就告诉未来了。不吃饭的人，终于开始吃饭；在马路上溜达的人，也有了归宿。我们，开始复习高考；已经考上的人，继续参加其他的考试。考试，才是我们生活的动力、目的和乐趣。所以，我们要感谢勤勤恳恳为我们出题的人。
大家都考得不错，我去外地上学。学法律。
自己背着行李，坐火车，有人接站，所以没丢。接下来是军训，站得象筷子一样，走得象拍蒜一样，晒得象大料一样，把被叠得像冻豆腐一样，心得体会写得象醋一样。可见，大学的第一堂课，是开胃，不吃饭是不可能的。
生离死别似地送走教官之后，开始上课。铃一响，大家如被赶的羊，从此教室到彼教室，从彼教室到食堂，从食堂回宿舍。血液从胃到大脑，从大脑再回到胃。天一凉，就放假了。坐在挤得如罐头般的火车上，已经是一九九〇年了。
一九八九，那年十八岁。那年，从冬天开始，春、夏、秋，又回到冬天。
那年，我站着，到现在还没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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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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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紫阳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谈话
作者：钱钢
“新闻自由”与八九学运的关系甚为密切。胡耀邦逝世，公众悼念，官方发表的新华社新闻稿《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四月二十一日）和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月二十六日），引发大规模游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遭整肃（四月二十六日），使学生和知识界对舆论控制的抗议更为强烈。四月三十日，出访朝鲜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返京，立即着手稳定局势，提出“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对传媒的控制一度放松，五月四日的大游行被各报报导。五月六日，赵紫阳与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谈话，重点是“新闻自由”。
由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所著的《历史的大爆炸》（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书日前面世。该书是“八九.六四”的全景记录，其中对新闻界的情况叙述较详。在这本书中，笔者第一次看到赵紫阳五月六日谈话的较完整文本（P132），这是中国新闻史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
赵紫阳谈话要点
赵紫阳对胡启立和芮杏文说：
“关于新闻工作。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立法。立法完全照老观念是不行的，立法应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这就是说，第一要保证新闻自由，第二要防止滥用新闻自由。当然，新闻自由放宽到什么尺度，只能是妥协的产物。新闻绝对自由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传统观念的搞法也不行，要同各种不同的看法进行讨论，我们只能用法治的办法来解决新闻自由的问题。在新闻立法上，中央要更超脱一些，让立法机关来讨论制定，而不能由中央来作规定。
“这一段时间内，新闻报道实际已有了很大的突破，可以据此总结一些经验。不能说这一段所有的报道都确当，也不能说这一段都错了。新闻报道前一段时间控制得严一些，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些，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
“本来这几年新闻改革已经朝这个方向走，公开程度已在增加，要回顾总结一下，搞一个尺度，试行一段时间，这样可协调新闻界的情绪和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同志的困难。总之，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
在谈到要推进改革时，赵紫阳说：
“……我们的民主化，当然是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也不是过分激进的。
“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包括公开化和透明度。因为政治上透明度不够，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就会缺乏理解和信任。现在很多问题出在透明度太差。”
赵紫阳的新闻政策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便采取了“舆论一律”的新闻政策。曾高举新闻自由旗帜向国民党专制主义斗争的传媒人，先是受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沉重打击，继而遭到文革全面摧残。文革结束后，从批判欺骗性宣传，摒弃假话、大话、空话起步，开始了新闻改革。八十年代初，党媒体曾积极开展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宣传。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提出了“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方针”。然而左的势力强大而顽固，传媒和控制者的冲突日趋激烈。提出“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上党性”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被迫去职，勇敢揭露腐败的优秀记者刘宾雁被开出出党，是新闻界遭遇打击的两个突出事例。
一九八六年后，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赵紫阳直接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新闻改革是重要课题。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保留了大量专题讨论的原始记录，如：“关键是言论与出版自由：赵紫阳提出人民民主”（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八日）、“可否有民办报纸？严家其主持新闻自由座谈会”（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实行新闻改革：鲍彤召集首都大报总编座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增加政府对新闻界的开放：鲍彤论新闻改革”（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比十三大更加开放'：新闻改革四件事”（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必要因素：鲍彤续论新闻改革”（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报纸是不是也搞双轨制？形成新闻改革文件”（一九八八年二月）等。
在一九八七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导，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显然，赵紫阳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的谈话，集中体现了他粗具轮廓的新闻政策。谈话传达后，北京媒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开放局面，直到戒严令宣布。
江泽民批判赵紫阳
赵紫阳的谈话，是迄今为止中共领导人对新闻传媒的最为开放的一次谈话。他从贯彻实施宪法的高度，提出“新闻自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提出用立法来保证新闻自由，提出中央要超脱，让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
赵紫阳对新闻改革提出了务实的有限目标，即从增加公开程度开始。他提出的“公开化”和“透明度”，和同一时期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口号（戈氏称“公开性”）相若。在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具体情境下，中国传媒的突破，也主要集中于对游行和学生绝食抗议的公开报道。
赵紫阳的新闻改革观念是温和渐进的。在五月六日谈话中，他提出了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的问题，提出要“协调新闻界的情绪和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同志的困难”。
赵紫阳稳定局势的努力，当时得到媒体的热烈拥护和大力宣传。在五月初，确曾出现了《历史的大爆炸》作者张万舒所称的“大转机”，学生开始复课。新闻界也走到历史性的一刻。五月九日，千余名北京新闻工作者签名要求与中共中央领导对话。仅两天后，五月十一日，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就来到中国青年报，和编辑记者对话，他说：“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然而，五月十三日天安门广场绝食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六四的枪声，宣告了包括新闻改革在内的八十年代改革的死亡。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谈话，其中专有一节题为《“新闻自由”问题》，明确指出“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把'新闻自由'作为实现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手段”。他狠批赵紫阳的“舆论导向错误”，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后来并进一步提出“舆论导向正确，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一九九六年）。和“舆论导向”相关的用词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宣传纪律”、“政治家办报”以及“喉舌”、“阵地意识”、“守土有责”等。这一类词语，构成江泽民的新闻政策。
赵紫阳的新闻政策，在“八九.六四”毁于一旦。中国传媒从二十世纪末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漫漫荆棘之路，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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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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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逝世24周年:揭秘中央媒体播出讣告全过程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胡耀邦。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都是中央电台的重大宣传报道任务，都做了及时的宣传报道。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一波三折。
播出胡耀邦逝世讣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上午11点，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召集紧急会议，布置对胡耀邦逝世的宣传问题。他说，胡耀邦因心肌大面积坏死而于今天上午逝世，据了解，胡耀邦是在4月8日政治局开会时突然发病的，后送往医院治疗。艾知生说，我们最先知道了这一不幸消息，新华社今天赶发消息，讣告今天晚上播出。拿到消息后，什么时候广播要请示。治丧规格相当于叶剑英、刘伯承元帅去世时的规格，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治丧，是按照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要查一下叶、刘二帅去世时的宣传情况。
据了解，12点20分，新华社即向境外发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香港传媒于13点20分已刊播，但是，此稿未对内发。因为已经对外发稿，中央电台考虑这样的消息对内不应该晚于对外，想对内赶发。经请示部总编室同意，中央电台于14点零4分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后面播放了1分17秒的哀乐（在简讯后头播出哀乐过去没有过）。首播连续播出两遍，15点又播出一遍，无哀乐，后在16点、17点又安排了播出。既然治丧规格如此高，只是播发简讯显然是不恰当的，听众也不会理解。但直到这时，新华社仍未对内发稿，说是等到晚上才发，至于为什么要抢先对外发而对内晚发，时间又相差甚多，不得而知。艾知生知道中央电台播出了简讯后，他说，播就播了，不要声张，以后就不要再播了。
15点10分，中央电台召集部主任传达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并就播出安排明确了几点意见：一、争取在18点半《全国联播》中播出讣告和1分17秒的哀乐，如果讣告来不了，也要上简讯和哀乐，因为已经播出了简讯，联播中没有这一消息容易产生误解；二、中央电台对少数民族广播如来不及翻译讣告，也要先播出简讯；三、对台湾广播按照联播的要求安排；四、讣告之后不播出文艺节目，要注意全台节目的气氛。
奇怪的是，13点47分新华社先发了"胡耀邦同志简历"，直到17点仍未发出讣告稿，可能是审定讣告的环节还未定下来。为此，中央电台为联播节目设计了几种预案：一、先播简讯、哀乐；二、讣告稿随来随播，用"刚刚收到的消息"；三、除安排直播联播节目的两名播音员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员（方明）待命，准备随时播出讣告。为了等讣告，大家都很着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对内对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生的事情把首播权让给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别人不着急，我们何必着急。如果抢发新闻出了问题，拿我们是问，不出问题也没人说好，又何必着急呢？"但是，作为一名广播工作者，作为国家电台，总有一种责任感。
正是出于这种情况，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出现了奇特的安排：18点半先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简讯，哀乐，在播出了其他两条新闻之后，18点38分又以"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出了胡耀邦逝世的讣告（收到稿子是18点32分，方明直播），但在讣告后也就不好再放哀乐了，也就是说在同一节目中播出了两次内容不同、规格不同的消息和讣告。这种发布的不统一和中央电台播出安排的混乱，使听众感到莫名其妙。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出现了一些谣传，一些高等院校贴出了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以悼念胡耀邦为名发泄不满情绪。
对于胡耀邦逝世的治丧宣传，开始时设想的规模较大：21日首都各界代表10万人瞻仰遗体，胡耀邦的老家湖南可派人来京；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开追悼大会，4000人参加，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中央关于丧事活动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追悼大会由"中央三台"（中央电台、国际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实况。实际上，追悼会比叶剑英元帅去世时的宣传规模还大，那时没有转播追悼会；灵车由中央领导人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护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沿途可以报道（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治丧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总书记重返长征路》纪录片，还可播放其他活动的纪录片，报纸发照片专版；组织写胡耀邦工作期间解放老干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工作作风、青年工作和农业方面的纪念文章；播出金日成、西哈努克、昂纳克等外国党政领导人的唁电等。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可在一些高校设灵堂，胡耀邦家中设灵堂，亲朋好友前去悼念吊唁，不作公开报道，但电视台可拍摄留作资料。据了解，胡耀邦去世后，每天有近千人排队到家中去吊唁。
后来，出现了不正常的悼念活动，有人借题做文章。起初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冷静的，分清正常悼念活动和不正常活动，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坚持正面引导，不激化矛盾；宣传上严格按照中央的布署去做，注意把关，不要有诱发问题的报道和照片。由于事态的不断扩大，后来有一些治丧活动的报道被取消了，突出了追悼大会。
转播胡耀邦追悼大会
对于追悼大会的安排和"中央三台"的转播是非常精心的，深怕万一考虑不周而引发事端，不能帮忙，反而添乱。4月19日晚，到人民大会堂开了预备会议，并看了追悼大会的现场。那时，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广场上有数万人熙熙攘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摆满花圈，镁光灯闪闪烁烁，晚上10点半在回电台的路上，仍然有许多人正赶往天安门广场。后来得知，游行示威的学生要准备占领广场，阻挠追悼会的举行，甚至有传闻说，有的人准备拦截灵车。
中央分析，形势发展很快，气氛正在发生变化，悼念活动已退居次要位置，一种骚乱的情绪正在增长，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正在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请愿的学生提出七条要求，要求由中央常委出面见他们，一些人发表演讲，言词激烈。中央提出，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职责，稳定大局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新闻舆论要跟上形势，要敢于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坚决，发表些言论，引导学生头脑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要劝说群众，他们是希望稳定的，想制造事端搞动乱的人只是极少数，如王丹、方励之、李淑娴这样的人。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只要不出现打砸抢，就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发生直接冲突。前一阶段对悼念活动的报道过热了，加强舆论引导，不能自行其是，要保证追悼会正常进行。
追悼会定于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台的转播人员原准备8点30分出发，9点50分开始转播。8点多钟，从人民大会堂传来消息，大会堂的东门口和天安门广场全是静坐的学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人员和转播车无法进入东门。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追悼会能否按时进行？能不能按时转播？中央电台立即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想方设法进去，保证按时转播；二是如果进不了人民大会堂，请负责现场扩音的技术人员，将实况讯号传送到广播大楼中央电台播音室，由播音员在电台播音，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出发后，看到从六部口到人民大会堂沿途已经戒严，车辆顺利通过，改道西门进入了大会堂。我们松了一口气。
中央电台从9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会10点准时开始。这时候才得知，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安装了扩音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也在收听转播实况，这是事先双方商谈达成的条件之一。原计划追悼会的主要仪式结束，电台转播即告结束，后来改为对全国听众的转播按时结束，由广播大楼播音室播出结束语，告诉全国的听众转播结束，而对广场上的学生则继续转播群众向遗体告别的实况，以稳定学生的情绪。实际上转播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灵车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以后，才专门对广场上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现场播出了结束语。这种精心的设计，是为了稳住广场上的学生，让灵车能够顺利出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西长安街。为此，中央电台也临时取消了沿途现场报道灵车经过情形的计划。
这一切的变动，都是在追悼会进行中临时确定的，宣传报道也随之改变。例如，依据可以报道灵车沿途情况的安排，中央电台在灵车经过的沿途设了记者报道点，准备进行现场报道，并事先进行了演练。原计划灵车出人民大会堂东门驶入西长安街，由于担心中途受阻而临时改道西南门，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因为电台现场报道"通风报信"而可能出现的麻烦，也就临时取消了中央电台的现场报道。对于这种变动，早已等候在沿途报道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所以，当灵车经过西长安街到八宝山的沿途，中央电台记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报道依然传送到广播大楼，大楼里依然录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演习，为后来庆祝国庆40周年分点报道游园活动做了预演。
在即将起灵时，胡耀邦的夫人李昭率子女在胡耀邦的遗体前，说了一段深情的告别话。这天上午，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学生坐满了广场，四周人来人往，他们举着"青年斗士，民主领袖"、"浴血民主"等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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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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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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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5-07 18: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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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口号透析
在对文革拨乱反正之后，我们常说文革语言属于——标语口号假大空。文革中的那些所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标语口号，是毛泽东利用手中的绝对集权将“毛语言”扩张到极致的变态行为，把全国民众的每一粒细胞都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除了忠毛之外，干净、彻底、全部丧失人性地与人为敌。
在文革口号的突出部上，屹立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切围绕着他老人家的一举一动来顶礼膜拜。所以，用各种能想到的表达方式对毛无休止地表忠心唱赞歌，撕裂一颗心，报答领袖恩。那个年代，最常在嘴边说的就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后来直接就是——向毛主席保证！再后来凝炼到——向毛保证！以下为极端典型的忠毛口号——
毛泽东是亿万人民心中最红的红太阳。
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记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
毛主席的书，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要天天跳。
光崇拜，不斗争，这显然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毛玩文革，就是要树自己，灭他人。所以，在三忠于四无限大神坛上，必有文革造反派保驾护航。以下是极具造反精神的口号——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革命方觉首都近，造反倍感主席亲。
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
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半步生。
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
舍得一身剐，敢把走资派拉下马。
坐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文革宝座上，毛泽东深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以他提醒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广大人民群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三番五次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当文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迅速蔓延之后，毛泽东狠狠抓住对立面痛下杀手，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带有阶级仇、民族恨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瞬间扫荡着神州每一寸山河——
揪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把资本主义彻底埋葬，把修正主义连根拔掉。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
混蛋王八蛋，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拦？
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当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如此虚幻地憧憬共产主义体系的到来——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就得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所以，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是他的一生之敌，后来出现一个让他如坐针毡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被毛视为社会主义阵营最无耻的叛徒。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焰，也要溅出几颗火星，吓吓美帝苏修——
要把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球，顺便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必然胜利。
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我们一定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中阿友谊万古长青。
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
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文革标语口号的大批出笼，一度摧毁了中国传统语言体系，对汉语形态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几亿人被压缩在一个狭小而又暴虐的语言空间，谩骂攻击，自毁人性。汉语的渊博丰富，已被几枚充满暴力或无限迷信的红色词汇干掉，文革对汉语元素的横征暴敛、对汉字尊严的悍然打击，是史无前例的，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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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5-06-03 11: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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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答CNN敏感问题：我们年轻时都为民主而斗争
摘要：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朱镕基直截了当地对CNN记者说，“我们年轻时都为民主而斗争，为我们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不可想象，我们这些毕生为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而斗争的人会去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我们只能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对于某些敏感问题，朱镕基也没有选择回避，“你说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吧。在中国，我们对此已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改变这个结论。但是我确信，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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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雪
发布于2016-02-03 0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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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嗑瓜子的时候》1991年入选《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萃精评》
《网》1992年入选《海内外青年诗人诗歌导读》
《醒》1993年入选《世界华文诗选萃》
[ 本帖最后由 千山雪 于 2016-2-3 06: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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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 2017-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