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民族钢梁是怎样炼成的(转贴辑钞)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1-02 02:10:54 / 个人分类:讀者文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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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2: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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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千千万万中国人被迫离开家乡,流浪到关内,爱国歌曲《松花江上》就是反映流浪到关内的民众的痛苦心声的。日本的赤裸裸侵略行径,不仅全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也被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当时由43国组成的“国联”中的42个国家,表决承认中国拥有满洲主权,只有日本反对,日本不得不退出国联。
然而,鲁迅对日本的这种野蛮侵略居然不写一字予以谴责。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炮轰上海,日本浪人、民兵在上海大肆杀人放火,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种志记2600多种,共25000册,全部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之一。(注,文化人的命根子就这样被毁于鲁迅的庇护贼手上。)
我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上海文化界一致声援抗日,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到前线慰劳英勇的十九军。
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战火殃及鲁迅居住的虹口区。那么,鲁迅在干什么?
他非但没有同仇敌忾,抗议日本侵略,反而全家躲到日本间谍内山完造的书店里,由内山完造安排躲避战火长达一个半月。
<国民有难,狎妓作乐>
在躲避战火期间,鲁迅还狎妓作乐,并兴致勃勃记在日记里:
“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说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其他中国人在围观,他为中国人的麻木感到悲哀,因此,要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现在,就在眼皮底下日本鬼子正在满街大肆屠杀同胞,耳边日本大炮日夜轰鸣,家园被摧毁,文明遭焚毁,可是,鲁迅连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竟然能那么麻木?他怎么不去唤醒民众啦?国难当头,没胆量上前线劳军,躲到老家绍兴去也成呀,却一头钻进敌国间谍侨的怀抱,半点嫌疑都不避,其“光明磊落”真非常人所及。
不过,鲁迅并没麻木,他出头来行动了,他放冷箭了,只不过不是射向日本鬼子,而是本国的将士。
鲁迅在《伪自由书》里谈“一二八”事件时,说到: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讽刺文笔确实辛辣,但是,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淞沪抗战期间,我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进驻上海真如机场,战况十分激烈,多次击落击伤敌机。进驻真如第一天,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不幸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此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
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
我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广东空军参战也确有其事。当时广东空军中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6架。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性如烈火。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斗志可见一斑。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也十分强烈,鲁迅不可能视而不见吧?
自己躲在敌人间谍保护伞底下寻欢作乐,却造谣我英勇抗击的空军将士,做人怎么能如此呢?
以后,在当年的11月30日,鲁迅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此文是是他于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关于“一二八”事变的讲演稿。 文中这样说道: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和一二九的事件,鲁迅就这样轻描淡写),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鲁迅又讲到,亲遇见许多被日本兵“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
还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多有徽章或照片,也不当一回事,而一旦被日军发现,就难免被杀。
“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注,呜呼哀哉!杀人犯是太认真才随意杀人放火的,而我们的被杀只不过是倒霉的,是因为我们的不认真……什么道理?)
接着,对中国下结论:“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话锋一转,又骂中国go-vern-ment了: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
这就是鲁迅对北京青年学生介绍的一二八事变,这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
“九一八事变”震惊全球,世界各大媒体大幅报道,国联连续开会,他居然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对于打得十分惨烈的“一二九”,他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并且,连“九一八”、“一二八”这样的名称都不敢提。鲁迅避而不谈日本兵满街大肆烧杀抢掠,却只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日本兵抓了后,就下落不明了,接着话锋一转说,在中国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所以,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而日本人杀中国人,并不是日本人太残酷,只不过是脾气不同,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倒霉是必然的。看来死了活该,谁叫你不认真的。面对同胞被屠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鲁迅另外还说过: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日本人会杀中国人,中国go-vern-ment也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是中国人不认真,而“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
其结论不就是,还不如让日本人来杀的好吗!他还告诫北京的学生,眼光不能放得太大,把上海的事全忘了,打牌跳舞去吧。 他不是在明目张胆的企图麻痹听众吗?
这样的一番话,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的。汉奸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出面为皇军效劳屠杀同胞,另一类是搅乱自己的内部阵营。后一 类比前一类更阴险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
从实力来讲,当时日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往往是中国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要看一下航空母舰就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已经拥有十艘左右的航母,而我们中国到70年后的2010年还没有一艘航母下水。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单薄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是,大刀片子真能砍得了坦克的装甲吗?中国的形势已经危急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奋力抵抗日本的侵略。那时候,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日本帝国主义继1932年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件后,1933年又占领热河,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控制察哈尔,指使汉奸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制造第二个满洲。 要把包括北平在内的广大土地从中国领土抢夺出去。12月9日,北平北平爆发“一二九”的规模抗议运动。
面对日本侵略形势十分严峻形势,左翼领导人之一的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作家都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宣传国防文化、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等,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鲁迅却大不以为然,说是向统治阶级投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针锋相对,猛烈攻击周扬等人。
1936年,夏衍发表话剧《赛金花》,赞扬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老百姓的事迹。鲁迅讽刺夏衍道:“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诬蔑国防文学。
赛金花原本是苏州的花魁,被苏州状元洪钧纳为妾,后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西欧,洪钧去世后,以开设高级妓院为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赛金花利用原来在欧洲认识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关系,保护了一部分居民免遭联军迫害。此时,赛金花已是半老徐娘,瓦德西作为一名重视名声的普鲁士老式军官,也不至于与她有暧昧情事。赛金花也说过,自己并没有与瓦德西睡过,作为一名妓 女出身的人,对这种事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其实,妓 女很多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卖身,但是,许多有气节的妓 女,卖身却不卖灵魂。例如,李香君、柳如是等等。抗战期间,许多妓 女还将菲薄的一点钱捐出来,支持抗战。她们的精神境界要比那些卖身投靠,出卖灵魂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来。一个民族要灭亡另一个民族,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是宣传攻势,包括:灭对方的志气、涣散对方军心、麻痹对方战斗意志、挑拨对方的团结,当然还要宣传自己的大大了不起。鲁迅似乎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1936年,鲁迅56岁时病重,期间一直由请内山完造安排的日本须藤医生治疗。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去世前两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还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
然而,鲁迅之死本身却是疑窦重重。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其2006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到,他叔父周建人和母亲许广平回忆说,须藤犯了许多有三十年从医经历不相符的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其诊断与美国医生的诊断完全不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按照美国医生的方案,鲁迅至少还能活十年。然而,鲁迅还是选择了须藤。更为神秘的是,须藤在最后抢救时刻,一反惯例,将眷属都支出病房,以至于鲁迅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
周建人还提到,在此之前,鲁迅非常着急要离开虹口搬到法租界去,而且,只要周建人认为合适就行,他自己不再选择,搬家的理由他沒有讲。但是,最后終于沒有搬成。鲁迅是不是感到了某种威胁呢?周海婴认为,鲁迅很可能是被日本间谍杀害的。
那么,日本间谍为什么要杀害鲁迅呢?是因为他与美国医生等美国人联系上了,是他的爱国良心醒悟了,还是干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需要灭口?恐怕永远是个谜。如果鲁迅真是死于日本间谍之手,那么,其下场确实是很可悲的。
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早在1927年选择住进法租界,这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到1936年还想逃出魔掌,为时晚矣。
[ 本帖最后由 阿雪 于 2012-1-2 03:14 编辑 ]
- 阿雪 发布于2012-01-02 03: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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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对鲁迅的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分析>
鲁迅去世前,留下了七条“遗言”。其中,第一条称,“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关于这一点,鲁迅自己生前完全没去做。
第四条是“彻底否认夫妻情感”,这方面从其对发妻朱安的行为来看,他完全够格。
第六条,“彻底否认关于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和第七条的“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则是鲁迅仇恨哲学的高度总结,鲁迅也确实终身不渝,甚至临死前还宣称,“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仇恨的根源来自他自己心中的无比黑暗。
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就承认: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对每个人以后一生的性格形成,经常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对鲁迅的心理和性格的形成,还必须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开始。
对孩子来说,家庭是他们的保护伞,是他们成长的庇护所。即使家庭比较清贫,但只要是健全的,也是孩子们的天堂。而父亲在家庭里,又对孩子们的心理成长起到极为关键的两大作用:
首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是家庭的保护者,有父亲的保护,孩子就有了安全感,也有了自信心;其次,父亲又是孩子们的表率和崇敬对象,孩子从父亲那里,培养了对权威的尊敬和服从,也学会了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即使是十分清贫的家庭,父亲的这个角色也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对于那些有犯罪入狱的父亲的家庭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常被称为问题家庭,孩子也往往可能成为问题孩子。
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会认为,家庭不是他们的天堂,而是造成他们苦难和遭歧视的根本原因。他们会不自觉的认为是家庭和亲人欺骗了他们,连亲人都会欺骗自己,世界上的其他人更会欺骗他们了,因此,他们常常十分孤僻、自我封闭,对周围的一切有强烈的猜忌心。他们的人性是被扭曲的,眼前一片漆黑,对社会充满了仇恨。
他们内心没有可崇敬的对象,也无法培养起相应的责任感,导致他们蔑视社会上的一切崇高价值观,对圣者和道德箴言不惜一顾,认为都是骗人的。
他们心中没有保护神,十分缺乏安全感,因此会变得十分懦怯。又因为孤立,渴望得到保护,于是,他们崇拜拥有强大暴力手段的强者。梦想依靠强者的力量保护自己,并实现对社会报复。
鲁迅出身的家庭恰恰也是这样的情况。与一般的问题家庭略为不同的是,鲁迅在13岁前,曾经有过比周围多数人较富裕的生活。强大的落差,让他比一般问题家庭的孩子有更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作品中的阿Q 口头上常挂着的,“我家祖上比他们阔多了”,恐怕也是他少年时期的内心的一种流露。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他在《呐喊自序》一文中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内心充满了猜忌,他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怀疑周围的一切人都在吃人,都要来吃自己。他在《纪念刘和珍君》的一文中,讲自己从来都认为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正反映了他的强烈的猜忌心理。
他家的科场舞弊为传统道德观所不容,孝道又使他不得不一次次走出家门去当铺和药店,饱受别人歧视,又无法躲避。让他心中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的滋长,让他对整个社会和传统道德充满了仇恨。
于是,他咒骂社会,咒骂传统道德。
但是,他又是十分懦怯的。这种懦怯使他一生中,先后四次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在传统的压力下,他退缩了,接受了强加于他的婚姻;
第二次,在学医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鼓足勇气锲而不舍,而是打起了退堂鼓;
第三次,他没有勇气参加日本的革命party人的活动。最近有材料披露,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蹈海自杀抗议。翌日,留学生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但是鲁迅的态度是畏缩的,秋瑾气愤得拔刀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第四次,他没有勇气参加广州的革命活动。
由于他的临阵退缩,造成他无论是婚姻家庭、学术事业和政治前程都无法理想。
除了少年时期的缺乏安全感外,他的身体十分孱弱,肉体上的软弱,会在精神上更幻想强者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