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人海中，我们总是在寻寻觅觅，希图找到除血缘关系之外最亲近的人际圈。于是在远离家乡的大学校园，我们寻找“同乡会”；在远离了大学校园的家乡，又寻找“校友会”。在同一个校园度过的只是四年短暂时光，那些闪亮着青春光环的日子却成了牵系我们一生的印记。
毕业20年，我参加过几次校友会，慢慢发现校友会上几乎再找不到比我更年轻的身影。赶上了新时代的年轻人很少再有愿意回来“建设家乡”的，而同龄人要么出国、要么调往北上广，留下来的也多忙于工作和家庭，和老态龙钟的前辈们好像也没有太多共同话题。尽管热情的老会长每次聚会都周到通知，诚恳相邀，但我听力衰退之后就更少参加校友聚会，也不便和校友联络了。
有一天同事告诉我有个姓王的老人打电话来，说是我的校友，想和我联系。同事告知我现在没法接听电话，可是他没有手机，也不能和我短信联系，说过些天也许会到办公室来找我。我一听是年届80的退休老人，好像不认识这么年长的校友啊，何况我现在没法电话问候，也不便去探访，暂且不管了吧。
9月初的一天，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校友领来一个满脸带笑的老人，给我示意一下就算介绍，交代几句就去忙了。老人朴素的衣着也没有遮掩住神采，在握手的一瞬间，我猛地记起似曾相识。他有一张让人难忘的脸，非常像老电影演员朱旭，但比朱旭更俊朗，也没有那么大眼袋，真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该多英俊。尽管很多年不见了，我还是想起来曾经在校友会上见过，毕竟长得那么好看的老人并不多见。我忙倒茶让座，虽然我听不清，但一猜就是打过电话的王老。
我不是很善于和生人打交道，尤其现在交流不便更觉手足无措。我拿起便签本和笔摆在老人面前的茶几上，很抱歉地请他用文字和我交流。他很体谅而谦和地对我笑着，露出下牙镶补过的痕迹。他先解开夹克拉链，再缓缓从随身带的蓝色环保袋里取出一摞资料要给我一一交代。9月的阳光很好，秋老虎的感觉还很浓，我坐在他身边，这才打量到他穿得有点多，额头上沁出细小的汗珠。我拉一拉他灰色夹克的衣袖说“今天挺热，您穿得太多了，赶紧喝点水歇歇吧，要不要把夹克脱了？”他摆摆手，“没事，不用。我这次来是给你带了校友通讯录，还想请你写篇东西。”
我接过一本崭新的淡绿色封面的小通讯录翻看，里边除了我认识的、听说的，还有很多从未听说过的在全省各地医院工作的校友。我有点不解，他给我解释，上海医科大学现在并入复旦了，所以把以前在上海医科大学就读过的校友也归进来了。老天，在遥远的上海发生的院校合并，竟然在这里也悄然影响着校友会的规模，竟然还是倒溯回去的！校友录上很多人其实早已调走或出国了，我不知道以王老为代表的校友会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历史记录和联络方式的。即使找不到最新联络方式的，上面也都有名字，有专业和毕业时间，给所有回来过的校友都留有一席之地，编出这样一本通讯录还真不容易。
王老拿出一张打印纸，在上面空白处写道“请你写一篇”，我拿起一看是“关于编辑出版《陇原复旦人》（暂定）一书的征稿方案”，是为了“彪炳复旦学子的业绩，展示复旦人的风采，作为2013年在兰州召开的复旦大学第十三届世界校友联谊会的一份献礼”。应征校友要提供一篇自传体稿件，包括工作简历、主要业绩、科研成果或者著作等。我这么普通的人怎么敢青史留名呢？王老很诚恳地在纸上写“我们要求所有校友皆可入编，不一定是杰出，我们甘肃人少，但地区艰苦，工作平凡而伟大”。他还不忘解释“平凡--伟大，不在地位高低”。放下笔，他又找出一本浙江校友为百年校庆献礼的校友风采录给我借鉴，“这是样本”。按照征稿方案，“凡是在甘肃境内工作和生活的复旦校友，不论退休还是在职，不论年长还是刚刚参加工作，只要是复旦大学（包括上医大）有过学习、进修、培训的经历，都是校友，都在征稿范围。”看来我是推脱不过了，何况老人还要求“编书一事请支持”呢。
说完正事，我们才开始闲聊，相互了解。我介绍了我自己的经历，也说到刚刚参加的毕业20年聚会，说到学校的新变化，他听得非常专注。老人写字的笔画已经不是很流畅，笔触非常慢，有些字还需要仔细辨认，他热心地给我一笔一画介绍自己，让我有点歉疚也有点感动。他1956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先后在甘肃日报等报社工作，92年已经退休，真是老前辈了。我说他长得非常清秀，不像北方人，他眼里顿时闪出亮亮的光。他马上在纸上写道“我是安徽全椒人”，他特意在全椒下面用括号标注（文化城市）。我说我知道的，我大学时好朋友有个室友就是全椒的，安徽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听我这么说，他显得非常高兴，立刻在纸上写“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保持联系！以后我们聚会请你参加！”
他拿出他自己的校友通讯录，封面已经有些翻卷，内页标注得密密麻麻，有补充上去的电话号码，也有变更的通讯地址，甚至有变动的职务，在后面的空白页还补充了北京下派甘肃临时交流的博士校友。翻到其中一页，他很认真地用黑笔在姓名上画了方框，“这个校友已经去世了”。他问我联系的校友里还有无在通讯录上没有的，我说这本通讯录实在太齐全了，再无遗漏，真是为难他这么费心了。他在纸上重重地写道“都是校友情谊！”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制的通讯录给我展示。那是一本纸抄本，按从字母A到Z的顺序编排,整整齐齐地画了表格，手录了姓名、籍贯、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有在家乡的同学，有在异地工作的朋友，当然也有很多校友。一整本通讯录看得我叹为观止，真是个有心人啊！
他看到我桌上孩子的照片，夸我儿子长得好，问今年多大了，在哪里上学。我说儿子在一中实验班上高二，他马上翘起拇指，“不简单，将来也能考复旦”。他告诉我他的孙子今年高三，也和我儿子一样上过私立初中，也在一中上学，但没在实验班。我问他需要明年高考时帮他找人吗？他很有点得意地拍拍他的通讯录说“不用，现在很多系里的负责人都是晚辈，都知道的。”哈哈，多么可爱的老人。
临走前他嘱咐我“多保重”，我倒是担心他这么大年纪的人一个个校友这么走访下来多辛苦啊，一个人出门要小心，更要保重。几天后在报社工作的校友转达王老对我的“赞誉”，说我“非常好”。我也请校友转达我对王老的敬意以及他为校友们付出心血的感谢。很惭愧我帮不上更多忙，难道就因为我给他倒了一杯茶？陪他聊了一会天？答应了他的约稿要求？我从他这里感受到的却是沉甸甸的“校友情谊”。
时隔一个多月后，王老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还穿着上次见面时的灰夹克、蓝裤子、绿军鞋，只是夹克里还套了军绿色的羽绒小袄和毛衣，提着发旧的蓝色环保袋。他脱下外衣，棕绿色的毛衣侧面竟然露出脱线的大洞。他一坐下就呵呵笑着给我笔谈，并未注意我在观察他的穿着。他身上唯一的亮点是一块白底镀金壳、咖啡带的手表，我坐下时凑近打量，竟然还是一块印有“复旦大学”字样的纪念手表。
他这次来访是想问我对自己的稿件再有无修改，我忙摇摇头，本来就平淡如水的经历，硬着头皮凑出千字已经不容易了，何况他还夸我“你的稿子别人看过都说写得好”，哪还需要再修改？再怎么润色也包装不成“杰出人士”呀。他给我看已经收集到的稿件，每一份都在“收稿登记表”上做了登记，也都做了多多少少的修改。在一份5月交稿的名字上打了黑框，注明已去世。哎，才写完自己的经历还没等印成铅字就算盖棺论定了。真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
王老还很热心地带给我另外一个校友的消息，我只知道那是我的中学同学，并不知道和我有大学校友关系啊，原来是后来读了研究生，那的的确确是校友了。他想见见我的另一个同事校友，可惜两次寻访未遇。我有点心疼他这样辛苦奔波，应该让年轻人帮忙组稿，现在发邮件多方便啊。他指着绿军鞋写道“他们无暇。我是锻炼、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他这样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还说什么呢？忙把同事去海南度蜜月刚刚带来的黄辣酱和苦丁茶，以及一包未开封的龙井茶全塞到他的包里，表示一下我的小小心意。他除了说我太客气了，再次交代多保重，下次聚会一定要参加！
面对他这样的热忱，我想下次聚会我是找不到借口不参加的，就算我听不见他们的交流，也应该去感受一下老校友们的浓浓情谊。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值得我们尊重，也值得我们去感怀。很多校友都生长在江南水乡，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响应国家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毅然离开东海之滨的上海校园，告别家乡，怀抱一腔热诚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扎根。他们那时还不知道除了艰苦的自然环境，还有更严酷的磨难等着他们。很多人被关过牛棚、上过干校，下放当过工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蹉跎岁月中消耗了，劫后重生的他们更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很难想象王老1959年被派到藏族叛乱刚刚平息的甘南负责记者站工作，自带行李骑马深入牧区采访的情景；也很难想象他60年代在铁道报纵横千里，既当采访人又当培训员的情景；更难以想象退休前的他坚守铁路事故现场7天7夜，日夜采访、赶写报道的情景。他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背井离乡，卸下名校的光环，在这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们的确是骄傲的“陇原复旦人”！
虽然我为他有些寒酸的衣着心酸，为他被浪费的才华心酸，也为他逝去的年华心酸，我更愿意在心里记住这个让我感动、也让我尊敬的老人温暖的名字--- 王明奎先生。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